一個編劇的自白：我和我的「騙子綜合症」

娛樂 06-01

這是中國三明治破繭計劃的第六篇發表文章，本文作者林啟安，是一位電影編劇、製片人，也是《智取威虎山》編劇之一。 Impostor Syndrome常見的翻譯是「騙子綜合症」或是「冒名頂替綜合症」，本文是林啟安從「騙子症候群」走出來的故事。

2010年，擔任製片人的畢業製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節（Columbia University Film Festival）上

第一次看到「Impostor Syndrome」這個詞是在最近讀到的Sheryl Sandberg新書」Lean In」（《向前一步》）中，當時的感覺就像是有一個陌生人在你生活圈中很久，儘管對他很熟悉卻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名字，終於在認識了七年後，我們才正式向對方自我介紹。而且，我幾乎是有點慶幸地發現，原來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Impostor Syndrome常見的翻譯是「騙子綜合症」或是「冒名頂替綜合症」，這兩個名稱我都覺得沒有真正描述出這個癥狀的精髓，若是我，會將這位陌生人命名為「老天爺，拜託大家千萬不要發現我是個騙子症候群」。

這個「騙子症候群」自我大學畢業開始申請美國電影研究所時就一直困擾著我，而最嚴重的時期莫過於研二暑假在台灣拍攝畢業製作時，我作為短片攝製組的製片人，卻又是整個組最沒有經驗、最為無知的成員。為了不讓任何人發現這一點，我打腫臉充胖子，假裝知道所有的人在說什麽、做什麽，也因此差點使得短片拍不成。而發現我是個「騙子」的其他人，出於某種奇妙的人類情感，開始用各種手段打擊我與抵制我的工作，像是在開拍前不到12小時，攝影師拒絕使用某個場景，只因為覺得太丑；收音員嫌我們組太小而辭職；副導演拉攏導演想讓我把五天的拍攝加為六天，一下子多出好多我沒有的預算等等。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都不是什麽太大的困難，但對當時毫無經驗與自信心的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使我的「騙子症候群」更加惡化，對做電影完全失去信心。我好幾度想放棄，直接打包行李回台灣去找份「正當工作」算了，什麽學位我都不要了，那個時候的我，打死也想像不到未來的我能有機會在電影界有機會與最頂尖的電影人合作拍片。

這篇就是我從「騙子症候群」走出來的故事。

23歲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抵達紐約，這個傳說中的城市，我曾在電影中看過無數次，對它充滿著無限嚮往。本以為這將是我人生最刺激、最美好的時光，沒想到只有前者成真。

第一次踏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是一個周五早上。當時我還住在法拉盛的朋友家，電影製作研究所的教授通知所有的學生必須在開學一周前報到，參加為期五天的新生訓練，不同於許多新生暑假就來到紐約，我僅提早一個周末抵達。哥大的校園跟電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樣，彷彿踏進了時光隧道，在一個十九世紀末的大學校園中漫步，那時還沒有智能手機，所以沒有人是邊走路邊低著頭玩手機，或是躺在草皮上玩ipad。說不興奮是騙人的，但是我必須誠實地說，當時心中更多是對未來的恐懼，而非期待。

對我來說，能考上台灣大學都已經覺得是奇蹟了，更別說還能順利畢業還繼續念研究所。準備申請電影學校的時候，不但沒拍過電影、沒寫過劇本，我連劇本長什麽樣子都沒看過，而且美國電影產業對於劇本的格式有很嚴格的要求，我當時光是研究劇本格式就花了我一整晚。當四月接到錄取通知時，心裡其實不是高興而是鬆了口氣，暗自竊喜自己「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因為我認為自己是個什麽都不會、只是很會寫SOP（Statement of Purpose，讀書計劃）、做做表面功夫的學渣。再加上我的人生故事還算曲折、平時也讀蠻多小說與日本動漫，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就能編出一些說得過去的故事。由於沒想到第一次申請就會成功，我根本沒考慮過如何在電影學校生存下來的問題，果然開學之前的新生訓練我就嘗到了苦頭。

傳說中的新生訓練是這樣的，全班六十人被分為十二組，每組必須在四天內完成一部三分鐘左右的短片，將於第五天放映。老師們的立意是好的，想藉此機會讓同學之間可以迅速熟悉彼此，在分組的時候刻意將不同國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學生分在一起。沒多久，我就瞭解到我是我們這組的「拖油瓶」。英國人Rory是為來自倫敦的帥哥，跟我年紀一樣，但來紐約之前在BBC作過三年剪輯助理；美籍菲律賓裔的Gregg是攝影師出身，約莫28歲，有許多豐富的攝影相關經驗；參與過六部電影長片製作的Veronica來自墨西哥，不肯透露真實年齡但顯然比我們年紀都大也意味著更有資歷；美國人Ben是有著很獨特幽默感的編劇，大概26歲，據說之前已經寫過不少東西。短片唯一的命題就是「A跟B要什麽（A wants something from B）」——這就是西方電影與戲劇中最有代表性的創造「衝突」的手段。影片除了這個命題與長度之外，其他沒有任何的限制。

乍看之下是個很簡單的作業，但其實當時的我腦子一片空白。擅長編劇的Ben迅速提議了一個故事想法，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覺得很好笑，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這提案。Gregg很自然的成了我們的攝影師，人緣好的Rory開始指導拍攝，Veronica很想主演但是她的英文大家聽不懂，而我自願當舉話筒的收音員，因為這是我唯一做過跟電影拍攝相關的工作，出不了錯。我們每個人都參與演出、參與製作，我還記得當我被迫得幫忙操作攝影機時，我第一次發現攝影機上面居然有那麽多按鈕，而我只認得on/off（開/關）與record（錄影）。第三天下午我們幾個人聚在剪輯室剪接，主要是Ben與Gregg在剪，Veronica說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Rory跟我坐在一旁閒聊，發現我不但不會用Final Cut Pro，連Mac都不會用，他自告奮勇要教我，於是他拿了我們的拍攝素材，花了五個鐘頭將最基本的Mac系統介紹到FCP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給了我，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

第五天放映時，我被我們班的人的水平嚇到了，似乎教授也有點驚訝，完全是沒花錢、沒花太多時間與精力的半玩樂性質短片居然有好幾部的創意與執行能力都比許多我們看過的短片好。也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害怕除了Rory之外的人發現我是個什麽都不會的大騙子，我完全不具備跟我同學一樣的水平，而我卻即將跟這些人一起開始為期三年到五年的電影學院生涯。

正式上課第一周，每一堂課的工作量都令人難以置信，明明18學分的課，學校很巧妙的安排出30個小時的上課時間，他們的做法是把一堂三小時的課說成是1.5學分，多出來的一小時半稱之為是「討論時間」，就這樣像變了魔術一樣，我星期一的課居然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只剩下周末才有空拍導演課的短片作業、寫編劇課的劇本、理論分析課的報告等等。

一年級的時候，我跟朋友住在法拉盛，每天得走15分鐘到地鐵站，搭上7號線的地鐵坐差不多50分鐘到一小時的時間到42街的時代廣場，再轉1號線到116街的哥大站，平均每天花三小時在通勤上，再加上課業壓力根本沒有機會出去玩。於是乎，當時曼哈頓島上我去過的最南邊就是時代廣場、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時代廣場地下的轉乘路線以及藝術學院那棟叫做Dodge Hall的樓。

2007年在紐約度過的第一個冬天，當時住在法拉盛（Flushing），這是我第一個住處

只要是上小班的創作課，老師都很喜歡在提到某部電影時轉頭問學生「看過XXX片的舉手」，一半的時候我沒看過此片，這其中有一半的時候我是連聽都沒聽說這電影。當我發現有很多人都看過、而且我確信老師只是隨口問問不會真的點人起來討論時，我偶而會混在人群裡把手舉起來，希望大家不要認為我是個電影白痴。但這都還不是最痛苦與屈辱的，最煎熬的是編劇課，因為你必須把自己寫的東西發給全班同學（12人）做table reading（「圍讀」），這個過程就是你要把自己劇本中的角色分配給同學，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讀（唸）」完你的劇本（通常每次的進度是12-15頁，也就是約12-15分鐘的戲）。國際學生除非英文特別好，不然都很痛恨這個過程，因為我們的英文就是充滿了瑕疵、對話僵硬與文法錯誤，聽到別人大聲唸出來的時候真是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

幾個星期後，同學之間開始從每個人的創作中開始對其他人有所了解，我發現班上的同學各個卧虎藏龍：Bryan以前是念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系的，畢業後在歐洲打過職籃之後跑去印度流浪三年並拍攝紀錄片；David打過阿富汗戰爭，是個年輕的退役軍人；另一位Veronica以前是某跨國企業的VP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相比之下，我毫無特色，除了台灣有個侯孝賢導演與楊德昌導演之外，我沒有任何特徵。

於是編劇課時，有人可以寫在蘇丹的無國界醫生組織中的懸疑驚悚片；有的會寫阿富汗戰場上的糾結與兄弟情；有的會寫1920年的美國南方大家族的鬥爭等，對我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題材，跟他們相比，我寫的東西既渺小又不真實。於是我不自覺地開始跟班上的人會保持安全距離，除非不得已才會跟他們一起拍片或出去，我只要不是在上學就是在7號線上，不然就是在家裡安全地抱著家庭號洋芋片或哈根達斯邊吃邊瘋狂看片子、寫作業。

第一個中國新年，我與室友邀請我們的同學來我們法拉盛的小公寓一起吃吃喝喝

一年級放寒假時我第一次崩潰，那時我們的寒假有個規定是必須自己製作導演與編劇一個三到五分鐘的短片然後在開學前三天在導演課上放映，完成這個任務才能拿到上學期導演課的學分也才能登記新學期的課程。我早早就拍完這個作業，戰戰兢兢的準備放映那天的到來，但就在這前一晚，我整晚無法入眠，半夜三點起來開始過度換氣、無法好好呼吸、全身發抖，然後開始大哭。事後我才知道這似乎是俗稱的「恐慌症」發作，當時只是覺得自己要窒息了，無論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氣去學校，於是打電話給同學請他幫我跟老師說自己生病請假，會另外找時間跟教授約office hour解釋一切。以前看電影上有人演「恐慌症」我都覺得是膽小鬼用來逃避事情所編造出來的借口，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這個症是真實存在的——人類真的會因為恐懼還引起如此巨大的生理反應。

那天，我躲在房間角落顫抖著，一方面害怕被學校開除，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們這麽做，結束我的痛苦。幾天後，我很誠實地跟教授說那天發生什麽事情，並在她辦公室把我的片子放給她看，她完全沒有刁難我，只跟我說這是每個人都必經的過程，有些人面對得早、有些人晚，但總之是逃避不了的。離開她辦公室後我並沒有因為聽到大家都會這樣而覺得比較開心，下學期已經開始了，一樣的戰鬥但不一樣的戰爭又展開了，我只能咬著牙繼續戰鬥。

就這樣，我的恐懼隨著時間愈來愈惡化，到了二年級的寒假我不得不去學校輔導室尋求幫助，但跟我談過的老師建議我去找專業的心理治療師，事實證明，心理治療也沒多大用處，只是浪費了我很多錢與時間而已，我依舊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在死撐著。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內心的黑洞，因為我在他們面前依舊是裝著很吃得開樣子，事後回想起來，我花了極大的力氣去「裝沒事」，可卻也是因為為了讓這齣戲一直撐下去，我這輩子第一次為了一件事情這個努力。

我第一次當導演的短片拍攝地點——哈林區的一家理髮店。同樣是曼哈頓島，但相隔幾十條街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當然，我也不是全然靠自己，班上只有Rory與Juan（一位非常愛侯孝賢導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他因為我是台灣人而跟我當朋友）知道我其實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並常常在我沒開口請他們幫忙時就主動幫助我，如果沒有他們倆個我想當時是不可能撐得下去的，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們。

二年級的暑假我就完成了畢業製作短片，我跑去找五年級的學長合作，完成了他作為導演與我作為製片的共同畢制。原因是我想三年就畢業而不是像多數人待五年，因為三四五年級不用修課，可以繼續拿著學生身份或簽證利用學校的資源拍片或是兼差。不想續待在學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覺得自己進步的幅度很小，可能是因為我花很多時間在維持「我很行」的形象而沒有辦法真的好好吸收與轉化所學；二方面是我需要賺錢，在紐約生活真的不是一般的貴。

帶著這個目標，我拉著華裔美籍的學長回台灣拍畢業短片。原本以為台灣是自己的地盤，應該做起電影來會得到比較多的幫助與支持，我完全錯了而且錯得離譜。由於上學期間我太害怕與同學拍片，導致我的製作經驗遠遠不夠。而當面對跟真實世界的專業人士合作時，從攝影師到電工都把我欺負得體無完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吃晚飯，當時借住在親戚家，我吃到一半食物完全咽不下去，跑到房間嚎啕大哭，哭完之後回到飯桌上把晚飯吃完。我的舅舅與舅媽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一部十五分鐘的短片需要籌備兩個月，拍上五天，每天早上四點出門，回家後算帳到凌晨一點睡覺，期間還要把自己搞得跟怨婦一樣。大家都以為做電影是「我的夢想」，在「尋夢之路」上不是應該要很快樂嗎？他們並不知道我每天都想過無數次要放棄，希望一顆隕石掉下來把曼哈頓上西區毀了，這樣也許我的苦難就會結束了。

2010年暑假，回台灣拍畢業製作，台北的高溫十分煎熬

那時的我並不能理解為何這些嘴巴上說要幫助我們也拿了薪水的工作人員要整我、處處跟我作對，對我採取一種輕視的敵對態度，但我害怕失去他們就無法完全畢業製作，只能咬著牙、撐起假笑面對。也許「這就是真實世界的險惡」，我這麼跟自己說；也許這就是在校期間沒有對我們同學們敞開心房，虛心學習的報應。我知道我的同學們肯定不會這樣對我，但為時已晚。後來出社會工作後我開始能理解有些人對於那些經驗少、程度差的人所懷有的惡意從何而來，畢竟電影這個世界是很抽象的，人的能力與才華除了少數是絕對的之外，其餘都是相對的，為了造就或確立出「我強你弱」的權力關係，人事鬥爭變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環。許多人是從欺壓別人的過程中來肯定自己與強化自己的自信心，不夠堅強的人往往就會被這些人擊垮或摧毀。

尼采說過「那些沒有擊潰我的事物只會令我更強大（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話雖如此，但我沒有覺得從畢業製作生存下來的經驗有讓我更有勇氣，反而是我的恐懼更強大。我想到在學校里只是要騙老師與同學就這麼辛苦，出去工作卻得騙倒整個世界的人，這將是多麼痛苦的生活。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繫上的王牌教授Michael Hausman出現了。他是捷克大導演米洛斯-福爾曼（Milos Forman，《莫札特傳》、《飛越瘋人院》，也是哥大電影學院創辦人）的御用製片，一生拍片無數，我們繫上所有製片組的校友都是他的徒子徒孫，被我們當作是「神」一樣的崇拜著。我修課兩年期間他都在外面拍片，等到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在我的畢業短片放映以及口試上，他問了我許多問題（他一開口基本上其他人都不太敢講話了），我很誠實的回答了我是怎麼被欺負以及怎麼完成這一切的，心裡想著這應該能博取一些同情分吧？口試完成後，有個小酒會，我趁這個機會跟他向他要求要一個office hour說我有些工作的問題想請教他。他說沒問題，但他在學校裡沒有辦公室，我只能去他個人的辦公室——他家客廳。

於是乎，我第二次跟Michael Hausman見面就是在他豪華的公寓中，他太太幫我泡了茶之後就離開了，留下我一個人跟Michael以及他的各種水牛收藏品在一起，我又忍不住想「我到底是何德何能坐在這裡」，只是還來不及找個藉口跑走，Michael就像個慈善地老爺爺笑呵呵地出現了。他跟我閒聊了一些他拍電影的事情並帶我參觀他的電影獎盃與水牛收藏（他很愛水牛）後，我終於鼓起勇氣來問他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答案的問題：萬一我工作後，我不會某事情或我犯了錯怎麽辦？我覺得自己什麽也不會，這樣怎麽做電影呢？

以下是他的回答：

「You are making a movie, not doing a heart surgery. Nobody is gonna di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r two. So relax. I make mistakes, too. Even after my 30+ years of filmmaking career and I』ve made 50+ films so far. You know how I did it? I make one big (studio) movie and then a small (independent) one because when I am making a big film, I know I have the studio』s money to make up my mistake if I make any. Then I can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go make my independent movie that has no money for me to spend.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 」

「你是作電影的，不是心臟外科醫生。就算你犯了錯也不會有人因此喪命，所以放輕鬆。即使是拍了三十多年、超過五十部電影的我也會犯錯，你知道我怎麽做嘛？我拍一部大型商業電影然後拍一部獨立製片電影，因為我知道當我拍這些大片時，即便犯了錯也可以用這些大電影公司的錢埋單，然後我就能把所學到的經驗用在不能靠錢解決問題的小電影上面。不要怕犯錯。」

如果這是電影，那麼我的角色應該就會因此機會學到寶貴的一課，踏出教授家門後，從此事業一凡風順。但是人生不是電影，沒有那麼簡單或理所當然。事實上，人是一種喜歡合理化事情的動物，我們喜歡「故事」與「說故事」就是因為如此。現在回想起來，也許真正令我克服恐懼的其實是來到北京後遇到的許多貴人肯給我這個什麼都不會懂、什麼都不會的人機會去犯錯，然後從錯誤中檢討，才有機會進步。我在他們眼裡是「小朋友」——我也確實是——26歲、剛從美國研究所畢業、對中國電影幾乎一無所知。於是我開始用一種接近「耍賴」的方式找那些願意教導我任何東西的人求助，放下假面具，擺出「對於電影，我什麼都不會，拜託你教我」的態度，從頭學起。

通過畢業口試，拿到學位，在電影系辦公室與指導教授Ira Deutchman（中）以及另一位師兄合影

而這樣的「學習」方法在工作幾年後也開始有所收穫，徐克導演似乎是在我這樣的死纏爛打之下，開始指導我關於編劇與電影的一切。那時我會求他帶我去參加所有的劇本會，除了認真做會議記錄之外，我也會反覆研究劇本——即使那根本不是導演的電影項目——我仍然會用「如果我是編劇，我會怎麼改」的心態去思考，甚至是自己試著修改，然後找導演讀我寫得東西，請他給我意見。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被叨念說「戲寫得不行」、「對角色或故事理解不夠」、「念哥倫比亞大學到底學到了什麼」之類的反饋；極少數時，我會看到導演臉上露出「有點意思」的神色，不過，那是極少數的時候。慢慢地，我從錯誤中尋找到了正確的曙光，也是在這時候，導演開始給予我更多機會，也是到這個階段，我對做電影才建立起了一些自信心，開始不再害怕。

記得有一次我在剪接室，坐在徐克導演後面看他在剪《智取威虎山》的某一段落。我一面看著他像變魔術一樣的操作著連我都不太會用的Final Cut X，一面試著回想劇本中這一段我當時是怎麼寫的。他剪完後，把這一段落放給我們在場的大家看一遍。

片段放完後，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坐在他身後，他轉過頭來問我「怎麼樣？」

「我覺得我戲寫得好爛，覺得很對不起您。」我幾乎是毫不猶豫的回答。

「是挺爛的。不過要繼續寫下去才會進步，知道嗎？」導演笑著對我說。

「是，謝謝導演。」

雖然我嘴巴上是笑嘻嘻的回答，但我心裡其實早已是淚流滿面，我知道自己在做得每一件事情其實導演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做得比我更好，他卻寧可讓我去嘗試、去犯錯，還讓他的工作變得更艱難。所以為了讓自己能持續進步、也為了不辜負所有願意幫助我的人，我把騙子的面具撕碎，不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點與不足，只為了能夠每天在做電影的道路上，能多前進一小步，也許最終我也能達到心中期盼的高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