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還給孩子

把生活還給孩子

文 | 汪丁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多年不見，我約了我的老師R教授到夏威夷島的「火山之血」喝本地最好的科納咖啡豆炮製的法國炭燒，閑聊我們相識的活著和死去的朋友。我在夏威夷大學經濟系的老師們，有三位已經死去。第一位米勒教授，患的是白血病。我記得我在其它文章里憶及，他是在與妻子商量後，停止換血，平靜地離開人世的。第二位坎貝爾教授，也曾是張五常教授的老師，患的也是白血病。我在其它文章里從未憶及，他和夫人（通過了某級別的瑜伽功考試）都是東方養生術的愛好者，這導致他們的女兒專門以東方養生術開業治病。不願意回憶他，是因為我與他感情較深，更願意把他留在我的私人回憶里。

R教授告訴我，儘管坎貝爾的五個兒女是自由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典範，但他們卻公開抱怨過父母對他們的指導和管教太少，以致走了不少人生「彎路」。R教授的兒子的兒子，正在念小學，認識了一個越南孩子，有一天他被越南孩子追著問：「你在班上為什麼不當第一？」這追問非得用英文表達，才顯出文化差異來：「Are you number one in your class?」「No.」「Why not?!」

幾乎無可避免地，「新新人類」擔起了前兩代人幾乎半個世紀的期望。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出生的那一代孩子，我們稱為「新新人類」；他們的父母輩，我們稱為「被文革耽誤的一代人」，而站在他們父母輩後面的，是父母的父母輩，不妨稱為「被理想主義毀掉的一代人」。於是，幾乎無可避免地，「新新人類」擔起了前兩代人幾乎半個世紀的期望。那份過於沉重的歷史，讓孩子們寧願去承受生命之輕。

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我曾經說過，是教育孩子。惟其最困難，我認為，教育孩子的最妥善的方式，是把生活還給孩子。我們周圍的許多最出色的孩子，例如，北大和清華校園裡的孩子們，我敢聲稱，他們當中許多人自出生以來就始終是為父母輩以及父母的父母輩活著和奮鬥的；或者，換一個角度說，他們的父母從來沒有過把生活的權利交給他們。

如果我們面對一個孩子，想要判斷他（她）的生活是為自己的還是為父母的，一個最簡便的檢驗方法是考察他是否養成了對自己行為負責的生活習慣。也是由於這一檢驗方法行之有效，我發現我更喜歡和農村來的孩子交朋友。用家長們的話說，他們「更懂事理」。好萊塢影星阿諾德在電視採訪時告訴全世界的父母說，他要讓自己的孩子從小就過「苦日子」，他說這樣的孩子將來活得更像「人」。我還沒有想像出他怎麼具體實現這一承諾，不過我同意，「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儘管我還知道，早年的困境容易扭曲人的性格，我可不希望孩子的心靈因遠離幸福而失去天真。

「生活」將代替我們這些無知的父母，成為孩子們最妥善的老師。

把生活還給孩子，首先意味著孩子們必須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其次，由於養成了對自己行為負責的生活習慣，孩子們開始學習獨立思考。你家孩子和鄰居家孩子的關係或許十分複雜，而常識告訴我們，只要不發生「出圈兒」的事情，你就不應當過問。西方人以「隱私權」的名義加以保護的，對孩子而言，無非就是賦予他們獨立負責的權利。2000年美國教育部統計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那些每周工作8至16小時的孩子學習成績最好，工作時間太長會影響家庭作業的質量，而從不做任何工作的孩子，對自己的學業缺乏責任心。第三，由於學會了獨立思考，孩子們開始從自己的生活，從「非我莫屬」的人生經歷中，體會到哪些東西是真正有價值的，哪些東西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時尚。這樣，「生活」將代替我們這些無知的父母，成為孩子們最妥善的老師。

把生活還給孩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首先要求我們擱置自己的期望，自己承受那份沉重的歷史負擔，自己直面被耽誤的命運。其次，這要求我們做一個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做一個正直的人。第三，這要求我們努力建設能夠發揮正常社會（而不是病態社會）影響力的小區和學校。最後，這要求學校的老師們在課堂里尊重孩子們生活、選擇和獨立思考的權利。

刊於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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