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惜蒼茫、景物無人賞——歷史下的顧隨和《顧隨全集》
1995年的秋天,我還在清華讀書。那一年中文系以專題講座的形式開設文學原理課,第一堂課主講者是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葉嘉瑩先生。在那次課上,葉先生表示了她對於曾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的仰慕之情,也說到她之所以走上詞學研究的道路,主要是受她的老師顧隨先生的影響。葉先生的文章和講演都深受高校學生的喜愛,然而顧隨的名字,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卻是全然陌生的。
後來因致力於近代以來詩詞研究,從圖書館借出《顧隨文集》,讀完之後心情激蕩難以言述,方知葉嘉瑩畢生議論,畢竟未曾越過顧隨的藩籬,葉先生的許多文章,都不過是顧隨一句話的具體闡發。對於一般古典文學愛好者來說,把一首詩、一闋詞講得無比透徹,巨細靡遺,當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一般水平以上的讀者,反而會覺得這樣的文字太過瑣屑,從而喪失反覆閱讀的興趣。顧隨少有長篇大論,多是感髮式的批評,但是他的那些看似率意看似隨興的批評,卻如同例不虛發的小李飛刀,總能夠一下子正中要害,把握住作品的審美核心。所以葉嘉瑩的文章只是「好讀」,而顧隨的文字卻是「耐讀」的。
我們來看這樣的論斷:「平常說寫詩寫成散文,詩不高,其實還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詩為詩中散文最高境界。」「欲了解唐詩、盛唐詩,當參考王維、老杜二人,幾時參出二人異同,則於中國之舊詩懂過半矣。」「在中國詩史上,所有人的作品可以四字括之——無可奈何。稼軒乃詞中霸手、飛將,但說到無可奈何,還是傳統的。」他的議論發端於對於文學的靈魂的理解,而不斤斤於審美層面的瑣屑問題,因之也就獨具大師的氣象。
顧隨1897年2月出生在河北清河縣前壩營一戶父子兩代都是清朝秀才的人家。初名顧寶隨,後改名顧隨,字羨季,取別號苦水,晚號駝庵。號苦水,因為其發音與英文拼寫顧隨聲音相近。顧隨自幼就受到乃父嚴厲苛刻的訓練,打下了紮實的古典文學功底,並很早就表露出對於詩詞的敏銳的感悟力。曾有一天晚上,他在燈下讀杜甫的《題諸葛武侯祠》,吟到「遺廟丹青落,空山草不長」兩句的時候,忽然覺得屋宇牆垣都化為烏有,而自己已經置身到空山草木當中。他的家鄉本是一個大平原,顧隨對於山從來缺乏感性的認識,卻能夠從文藝作品當中領略到山的風致。其時他才只七歲。
他在國文方面既是如此地早熟,1915年中學畢生後投考北京大學,照說進國文系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他後來卻上的是英文系。這是因為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審閱學生的入學試卷,發現顧隨的國文水平卓異,再讀國文系,學業上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於是親自找他談話,建議他改學西洋文學,以求中西貫通,而終臻學問的至境。這樣,顧隨就先到天津北洋大學英語系預科專攻英語,兩年以後轉回了北京大學英文系。少年英發,而後更加沉潛砥礪,三、四十年代,是顧隨聲名最盛之時。
他在燕京、輔仁等多所高校均有任課的鐘點,周汝昌回憶顧隨,說他的講課效果誰都比不上,包括那些具有世界級聲譽的大家——胡適、俞平伯、周作人。葉嘉瑩在1942年秋季第一次聽顧隨講課,自覺上過顧隨的課以後,「恍如一隻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講課效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恐怕現在哪一個著名學者都做不到。
顧隨的人生經歷十分簡單。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學校當中度過。葉嘉瑩評論說他是葉嘉瑩平生所接觸過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於啟發性的一位非常難得的好教師。我們不可否認專業轉換對於他後來成就的意義,畢竟有一個中西貫通的學理背景對於議論的新奇正大不無幫助。顧隨深受小泉八雲的影響,更接受五四運動以來左翼思潮,為人生而藝術的觀點左右了他一生的思想。但是縱觀顧隨的著述講錄,我們還必須得承認,他的成就主要是依靠他的天賦取得。比如下面的論斷:
「詩本是抒情的。但近來我覺得詩與情幾乎又是不兩立的。小詩是抒情的,但情太真了往往破壞詩之美,反之,詩太美了也往往遮掩住詩情之真。故情深與辭美幾不兩立。必求情真與詩美之調和,在古今若干詩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此點之完全成功。」
這樣的論斷,只有那些自身在創作上卓有成就,深知詩中甘苦的人才可能體味到。而能夠體味這種分別的,「在古今若干詩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
我的一位同學的外婆30年代曾就讀於燕京大學。她說起當年顧隨講課的風采依然心馳神往。她提及,1938年正月的一天,顧隨走進課堂面容慘淡,不發一言,先在黑板上抄錄了四首詞,接下來當眾大哭,一面哽咽說:昨天楊小樓死了,從今後我再也不聽戲了!1938年那一年顧隨已經41歲,然而他的心靈卻純樸如赤子。大概終其一生,顧隨也不曾脫略他的「少時氣」,自然也不會像少年杜甫那樣「結交盡老蒼」了。他曾經對女兒說,他這一輩子就想做作家,不想做學者。所以他本質上是一個純凈的詩人。大抵至情至性者總在某一方面表現得天才犖确,顧隨用詩化的語言演繹古典名篇,卓然為一代文學批評宗師,正是他的詩人氣質鑄就了他的偉大。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了經葉嘉瑩、顧之京整理的《顧隨文集》,其中《駝庵詩話》是葉嘉瑩在四十年代的聽課筆記,這有些像孟小冬晚年存留的吊嗓錄音,雖然粗糙了些,然而真是他的思想精華。《顧隨文集》印數很低,也毫無意外地不暢銷。顧隨在普通文史愛好者中間藉藉無名並不妨礙他馬上就獲得學術界的廣泛響應。到了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顧隨:詩文叢論》,居然兩年之後就發行了「增訂版」。這恐怕與九十年代以來葉嘉瑩對於顧隨的不遺餘力的宣傳大為相關。
現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顧隨全集》,收錄了現在能夠收集到的全部顧隨的創作、著述、講錄和書信日記。但是我們依然不能期望顧隨會變得很「火」,即使是在葉嘉瑩在國內已經享有極大的聲名、中央又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的今天。因為,顧隨在講課之前,首先假定聽眾都具有相當的文藝感受力,而真正具有相當程度的文藝感受力的人在今天已經只是少數。如果我們承認歷史總是向下沉降,我們當確信他的天才思想只可記述而不可承繼。今天顧隨的聲名必須依託他的學生才得重新樹立,這對於歷史老人的判斷力無疑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1956年的時候,在台灣大學任教了一段時間的葉嘉瑩發表了《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從義山〈嫦娥〉詩談起》兩篇文章,這是她做古典文學研究的開端。台大中文系的鄭騫教授對她說:「你所走的是顧羨季先生的路子。」跟著又談到,這條道路乃是無可依傍的。就作者而言,如果一個人對於詩詞若沒有足夠的素養,則在一空依傍之下,所論不是失之膚淺,則失之謬妄。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對詩歌不僅有正確而深刻的感受,而且還能透過自己的感受,傳達和表明一種屬於詩歌的既普遍又真實的感發之本質,確非易事。鄭騫是顧隨的好友,但是對於葉嘉瑩文章的評論仍屬皮相之言。其實顧隨與葉嘉瑩毫不相似,他們的根本分野在於,顧隨關注的是作品的生命,作品的靈魂,在顧隨看來,作品是作者生命的延伸;而葉嘉瑩則更多地看重作品審美目標的實現。因此顧隨是形而上的,葉嘉瑩卻是形而下的。可惜世人對於文學的理解,總難以進入生命的層面。
同20世紀別的詞學大家相比,顧隨的確顯得不趕巧。自譚獻、朱祖謀以後,20世紀的詞學研究方向開始向西方學術規範靠攏,儘管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產生了王國維《人間詞話》,然而那不過是「舊瓶裝新酒」的最後輝煌,西方學術規範作為學術界普遍的權力話語最終完成了建構。還是在三、四十年代顧隨最負盛名的時候,關於他講課內容就已經非議頗多。在很多人看來,顧隨講課太過隨意。的確,對於那些對於文藝作品缺乏生命的體驗和感悟的二流評論家來說,學術規範是一個很可以嚇人的東西。
顧隨的畢生最大成就不在於他的詩詞論著,而在於他的詩詞講授,「述而不作」,傳遞的是一種運動著的思想。而運動著的思想總是讓世俗大眾難以把握。因此,儘管顧隨講課的效果之佳卓絕一時,一旦他離開講壇,他的影響就會漸歸湮沒了。這就好像京劇名旦筱翠花,未曾叨幸拍舞台紀錄片,無論過去的老戲迷怎樣津津樂道他的表演,今天的國劇愛好者都是難以領會的。
顧隨不像俞平伯、吳世昌,在詞學研究之外還搞《紅樓夢》;他倒也曾如夏承燾、唐圭璋那樣做過資料整理工作,可惜他做的是比詞學還要冷門的曲學。種種因素,都決定了他的身後之名會長久落寞。但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卻是,他生在了一個傳統文化漸趨消沉的時代,他若泉下有靈,或不免知音以日稀的喟嘆吧!
朱光潛先生在《拉奧孔》的譯者附記當中曾精闢地指出,西方一般理論著作在寫作方式上分兩種,一種讓讀者看到的只是已成型的多少已固定化的思想,另一種則讓讀者看到正在進行的活生生的思想。前者如亞理士多德的《詩學》,後者比如萊辛的《拉奧孔》。中國文論的形式比《拉奧孔》式的論著更強調思想的過程,更強調作者對於文本的體悟、感發的天賦,因此也就更難產生偉大的甚或只是優秀的著作,即使產生出來,也常常為歷史所冷落。因為這種形式對於讀者的修養也有極高的要求。
顧隨屬於那種絕對不可仿效的天才學人,顧隨的詩學是王國維《人間詞話》之後的又一高峰,他的卓絕的天賦和在詩詞研究方面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也許唯有吳世昌先生足堪頡頏。然而,王國維卻比顧隨和吳世昌幸運,王國維尚及趕上傳統文化最後的輝煌期,他們卻生在一個屠龍之技無所用的時代。顧隨游北海白塔寺曾作詞數首,中有「為惜蒼茫、景物無人賞」之語,今天我輩面對顧隨在歷史下的聲名,正有著同樣的感慨。
選自《高貴的宿命》徐晉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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