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平：實現復興是張居正式政治強人的「中國夢」

段延安作品《曬太陽》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讀書人，也是人治官場最遊刃有餘的政壇高手。他是從社會底層靠個人奮鬥攀上權力巔峰的逆襲「屌絲」；他縱橫捭闔，在獲得和行使權力上，能將體制所帶來的所有有利條件利用到極致，將體制帶來的所有不利條件巧妙地轉化為有利條件，為我所用；他以威權治國，試圖激活舊制度、重回建國初期那種治國形態的努力……張居正雖也取得了短暫輝煌，但他的努力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他的政治手腕又屢屢突破底線，因此以悲劇收場。

郭寶平寫作的《最有權勢的讀書人：張居正》沿著大歷史的脈絡梳理細節，重新審視張居正和他的時代，探究張居正成功的奧秘，從不一樣的角度揭示了人治官場種種悲劇發生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

沒有官場經歷的人 不可能寫透張居正

問：您是怎樣從浩瀚的明史中想到要寫張居正並且選擇了為官這一角度?

郭寶平：張居正是明代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人們心目中的張居正基本上是反面的人物，或者說是有爭議的人物。近代以來，由於政治需要，他的形象逐步正面化，甚至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特別在工作中，我接觸到一些領導幹部，感覺在現實中，大大小小的張居正式的人物還真不少。於是有感而發，想探究真實的張居正。從2002年起，我開始系統研究張居正，此前已出版了3本書，感到意猶未盡，遺憾甚多，加上又接觸到新的史料，於是就有了《最有權勢的讀書人：張居正》這本書。

當然也可以認為，我寫張居正這個人，既有對爭議人物正本清源的歷史探幽，又有現實的觸動。實際上，讀到這本書的一些領導幹部，也的確有對號入座的。還有一位司長讀後給我發信息，其中有這樣的說法：「感到震撼！」一位市委書記對我說，拿到這本書，他節日里沒幹別的，一口氣讀完，看著過癮。

提到書寫角度，可以說這是本書的創新點。近年，有關張居正的小說、影視、傳記和學術著作不少，有的還頗有影響。這本書選擇的角度與同類作品都不同，以人治官場為舞台，以出身底層而又想出人頭地的年青人如何通過國家提供的制度平台進入官場為起點，以進入官場後靠個人奮鬥如何一步步登上權力巔峰為主線，從進入官場的讀書人謀位、謀權、用權的角度，梳理了作為官員的張居正的人生奮鬥史。打開本書，各級標題就給人耳目一新的觀感。如「光聰明不行還要對路子」、「成為組織培養對象更要善於表現」、「想用的人總會有辦法提起來」等等。可以說，這是一部揭示人治官場奧秘的百科全書式的著述。

本書選擇的角度需要細節的填充。我們常常在歷史書上看到漫不經心的一句話：中進士，授某職，升某職。要知道，一帶而過的官職變動，隱藏著精英人物在官場舞台上奮鬥和掙扎的多少秘密啊！可能就飽含著他許多的歡樂和痛苦，鮮血和眼淚！比如張居正，他的升職正常嗎？領導為什麼要提拔他？他當權後，為什麼要提拔張三，又為什麼要壓制李四？這裡面，制度是怎麼定的，實際操作又是怎麼回事？都需要細節。當我們將目光透過時空隧道穿越到某個時代時，一個個細節，似乎是跳動的符號，讓我們真切感觸到歷史人物彼時的人生體驗，理解許多歷史事件背後人性的力量所發揮的作用。細節，往往被歷史著作所忽略。恰恰是透過細節，才能夠真正穿透歷史，還原真相，你才會突然發現，原來如此！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事務中永恆的和符合規律的因素就是人性。他還認為，人性從古至今幾乎沒有變化。遺憾的是，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人性，往往被大而化之的概念所掩蓋。歷史人物首先是人，是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了一個歷史階段，參與了人類事務；而人性，是共通的，所有人性中本質的東西，都可以用以觀察那些叱詫風雲、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如此，歷史便和現實打通了，我們便可以和他們對話了。

我覺得，沒有官場經歷的人，是不可能寫透張居正的；不從人性化的角度去觀照歷史特別是官場上的當權人物，是不可能準確把握一個人物的全貌的；從觀念出發，大而化之，為既定觀念服務去選擇史實，更不可能寫出真實的張居正。

實現復興是張居正式政治強人的「中國夢」

問：張居正有沒有一個傳統的「中國夢」？

郭寶平：張居正確實是成功者，一介書生，靠個人奮鬥，步步高升，直至掌握國家最高權力長達十年的人，歷史上沒有第二個。無論是作為領導人還是作為男人，張居正都是成功的。張居正是人治的典範，他登上了人治的巔峰。要說張居正的成功，說到什麼程度我認為也不為過。確實有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當然不能從厚黑學、權術等角度去學，而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去借鑒：

第一，張居正是立志做「非常之人」的，有大志向、大抱負。要做非常之人，就要敢做非常之事，然後才有非常之功。這是張居正的信條。

第二，韜光養晦與把握時機。出身卑微的張居正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在充滿潛規則的官場就需要手腕。他既把韜光養晦之術玩得爐火純青，城府深不可測，又把握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他諳熟官場牌理又不按牌理出牌；他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毫不猶豫地挑戰道德底線，又巧妙地進行掩飾，表面上他儼然遵紀守法、重情重義的楷模！我不是說要學他的權術，但是諳熟牌理，另闢蹊徑；善於把握時機等等這些智慧，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勇於任事。張居正可謂勇於任事的一個典型。，認準的事不管多大困難也要干，知其不可為也要為！

第四，化劣勢為優勢。張居正能夠把法制、體制、機制上所有有利因素髮揮到極致，又能夠巧妙地把劣勢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優勢，要辦的事總能夠辦成。

至於說到傳統的「中國夢」，其實這個不新鮮，大體上傳統的讀書人都有一個夢。分兩個層次：就個人說，「齊家治國平天下」，張居正實現了自己的夢想；那麼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或者說「中國夢」是什麼：國泰民安。進一步說，讀書人往往把遠古堯舜時代和本朝開國初期的新氣象加以美化，國泰民安的標本，還把歷史上那些恢復開國初期或者強盛時期的努力稱為「中興」，所以也可以說，實現「復興」就成為張居正這類政治強人的「中國夢」。

人治官場最大的特徵是制度和實際是兩回事

問：您書裡面經常提到「人治官場」這個詞，您覺得人治官場主要特徵有哪些？

郭寶平：「人治」是「法治」的對立概念，權大於法，領導說了算，本質是等級制並層層向上負責，而最高權力又不受剛性制約。酒桌上猜枚，有大壓小，小拇指卻可以壓大拇指，還有就是老虎吃雞，雞吃蟲，蟲拱杠子，杠子打老虎，是閉合的，誰都不能說自己是老大，否則就沒有辦法玩下去，這就是法治規則；玩撲克牌，跑得快，大壓小，誰也大不過大王，這大抵上是人治規則。讀了《最有權勢的讀書人：張居正》這本書，對人治官場什麼樣子，就會有一個很清晰的了解了。人治官場最大特徵是制度和實際是兩回事。

張居正登上了人治的巔峰。

人治官場明爭是犯規，暗鬥是常態，以人劃線，要跟對人，張居正跟對了人，並得益於官場暗鬥，所以才有機會當上首相；如果按照法定地位、權力，其實張居正只是皇帝的顧問和秘書，但實際上他卻是最高實權人物，國家的掌舵人，這是人治的典型和極端表現，法定身份和實際權力是兩回事。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張居正指揮施政，主要不是靠公文，而是靠寫私人信函。因為他不能以內閣的名義或者首相的名義發公文、下指示指揮地方和部門，他就寫私信，納公事於私誼，實實在在，有啥說啥。由於這些幹部，包括軍事將領，大多是張居正所信用的，也就不講究什麼程序了，只要知道這是張居正的意圖，他們就照著幹了，效果比較好。

張居正最大的功勞是富國 而國富未必都值得肯定

問：您怎麼評價「隆慶—萬曆」時期的社會轉型？您認同張居正的改革家身份嗎？

郭寶平：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是大明帝國的中後期。從宏觀角度看，此一歷史階段，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和深思。

第一，這個時代，被西方史家稱為歷史的分界線。正是在十五世紀，以文化啟蒙和航海貿易為標誌，西方開啟了現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國來看，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這個時代那樣，走到了轉型的門檻邊。

政治寬容度與建國初期相比已大為寬鬆；工商業繁榮，積聚財富成為可以炫耀之事，社會呈現多元化態勢；文化向多元化發展，官方意識形態孔孟主義程朱思想，雖未公開拋棄，卻也大受質疑，新思潮則大為流行。與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體制、觀念相比，這些新氣象更接近於現代化的元素。

專家研究說，從西歐現代化的經驗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啟蒙，兩輪驅動，從而推動著這些國家邁過了轉型門檻。而這兩點，當時中國都具備了。

可是，被認為開啟近代之門的兩個標誌：文化啟蒙和航海，都被張居正斷然飭禁。海運，停止；船廠，停工；被認為帶有自由之風標誌的書院，竟然一律拆毀，聚會講學一律禁止；對持不同政見者，則嚴酷打壓甚至從肉體上加以誅滅。也就是說，張居正以他的鐵腕和強力，把偏離傳統燈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舊航道，真是想說愛他不容易啊。至於張居正的施政，提高到改革的高度，實在令九泉之下的張文忠公啼笑皆非。

張居正是一位有能力、有抱負的領導人，應該相信，在推翻高拱以後，他也認識到，自己面臨的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他決心抓住這個機遇，成就一番偉業。面對法紀鬆弛、制度失效、貧富分化、官場腐敗、世風日下，面對社會多元化、聲音多樣化，上至執政者，下至普通老百姓，覺得一切都亂了套，每每發出人心不古的嘆息。他們懷念那個被無數次稱頌著的建國初期，被美化了的朱元璋時代。那個時代的人經受的苦難，早已不在回憶者的口中出現，而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政風清廉、民風淳樸，幹部朝氣蓬勃，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國圖景！ 張居正發誓，無論有多少艱難險阻，無論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他都會勇往直前，實現偉大復興——帶領大明帝國重回建國初期的美好時代。施政上張居正對朱元璋也是有樣學樣：儉與嚴。

質言之，張居正的最大功勞是富國——充盈國庫，圍繞這個具體目標展開的施政就兩句話：該收的農業稅必須收上來，該不該壓縮的開支都必須壓下去，這都是老套路，只不過張居正有些新招數，比別人嚴酷，敢下狠手而已。

國富未必都值得一味肯定。該收的農業稅收上來，積極意義當然很大，但是也要看到，實際上人民的負擔是加重了的；一味壓縮開支就更值得商榷了，歷史證明政府開支並不是越少越好。比如張居正削減教育經費，是他加強專制的手段，沒有積極意義，再比如有人建議政府投入加強北方農田水利建設等，都受到張居正的打壓。

中國轉型的阻力在於統治者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

問：您對高拱的評價很高的原因是什麼？

郭寶平：高拱的歷史地位被嚴重忽視了。這裡我不展開說他，只說他開海禁，大力發展造船業，順著這個思路往下，用專家的研究成果，作些假設：

有專家在說到張居正推翻高拱的海運政策時稱：「當時，開海通洋以貿易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如果允許大批船隊定期從海上來往南北，客觀上必然大有助於東南各省對海外貿易線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於國內沿海的物質交流，也極有可能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還有專家設想：「在十六世紀，白銀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貿易都給帝國提供了轉型和改革的機遇，如果帝國因為財政赤字需要增加額外的收入，藉此契機同意開海禁，並且擴大戶部規模以收稅，擴大海軍規模以保護和控制海岸線，一旦形成良性循環，則除了供養必要的政府部門人員工資和公務開支，以及海軍外，還能有大量盈餘。這些盈餘投入改善從京師到遼東戰區的後勤，提高明軍的戰鬥力，或者能扭轉明末糟糕的邊防局勢。同時，足夠的資金還能夠保障西北地區救災能力，收編農民義軍將會更加有效。」

其實，只要仔細研究高拱「先立規模」的一系列主張，開海禁、擴大戶部的規模，是高拱明確主張的，相信按照這些主張執行下去，擴大海軍保護和控制海岸線，是順理成章的。也就是說，今日學者的這個設想其實在當時，高拱已經著手在做了。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海外貿易的發展，勢必導致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提前接觸，當了解到西歐那套君主立憲制度時，中國會不會仿行呢？我認為可能性極大。

中國轉型的阻力何在？簡單說，統治者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他們會以國情論、陰謀論作為借口；而士民則因為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傾向於接受統治者的說教。

這個因素，在高拱、張居正時代都不存在。第一，中國與西方國家沒有國力懸殊，更沒有被欺凌的屈辱史；第二，皇帝和大臣都樂於接受。實際上孝宗皇帝以來，作為仲裁者的皇帝就較少介入行政管理，為此還經常受到大臣的指責，他們只能以「君逸臣勞」的古訓來搪塞批評，對於國務，皇帝介入到什麼程度、大臣如何分擔責任，言官和行政體系的關係，都是困擾精英階層包括皇帝本人的難題，他們都和想找出好的辦法來，恐怕首先是皇帝本人更願意學習君主立憲的那套辦法吧！

歷史的軌跡並不是照著事先的設計按部就班前進的，翻閱歷史，你不能不浩嘆影響歷史進程的，往往是轉瞬即逝的偶然性。

張居正最大的錯誤是迷信權力

問：張居正的人生悲劇對現在的官場的人有沒有什麼值得借鑒的？

郭寶平：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人物由順境轉入逆境，其原因不在於人物為非作歹，而在於他犯了大錯誤，是性格上和行為上的過失造成的。張居正的悲劇，固然有體制因素，但是悲劇的種子，正是他本人親手埋下的。

張居正最大的錯誤是迷信權力，而他心胸狹窄、為人刻薄的性格弱點，進一步強化了對權力的渴望、留戀，加劇了奪權、用權的不正當性。

其一，張居正定位錯誤，處理與上下級關係有問題。固然，張居正事實上代行的是老闆的權力，但是言行上不能真把自己當老闆，尤其不應該故意張揚這一點。張居正視領導如「小屁孩兒」，視同事、下屬如奴隸，頤指氣使，毫不考慮這些人的感受。說到底是不尊重他人的尊嚴。正如湯因比所說，人的最高價值是尊嚴，生命的尊嚴是普遍的、絕對的標準，如果一個人不尊重他人的尊嚴的話，那麼他自己也將失去尊嚴。

其二，過度迷信權力，屢屢觸碰底線。認為只要權力在手，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顧，認為權力在我手，無論我對你怎麼樣，你都拿我沒辦法，專橫驕盈，甚至意氣用事。父親死了，他因擔心別人「謀己」而不願意回家奔喪；科舉考試他敢做手腳為自己的的兒子謀狀元、榜眼。這都是底線，觸碰不得的。更為嚴重的是，他觸碰了底線，別人還不能說，說了就要嚴厲打擊！這樣的領導幹部，能夠立得住嗎？

其三，樂諛好奢。喜歡吹吹拍拍，不準別人提意見。這樣容易給小人可乘之機，容易導致小人得志。其四，張居正用人上有問題。他選用幹部，以柔順為標準。而且拔擢、拋棄都很決絕。他也沒管好身邊的人，很招搖，對他的聲譽損傷很大。

最後，我用這本書序言里最後一段話，作為結束語：就讓我們一道，沿著大歷史的脈絡，梳理細節，觸及人性深處，洞悉隱藏在一個個或驚心動魄或司空見慣的故事背後的重重玄機，重溫那個遙遠而貼近的時代里有抱負的男人們的光榮和夢想、成功與失敗、屈辱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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