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環伺下，力圖追求獨立自主的朝鮮歷史

清韓的宗屬關係

清朝大軍渡過鴨綠江，自義州往朝鮮半島長驅直入，朝鮮國王仁祖受困於南漢山城，被迫投降。朝鮮一投降，清朝便築受降壇，由仁祖向皇太極行投降之禮，慎重舉行受降儀式。現存的三田渡碑，即是為了永久流傳此事，而在受降壇原址創建的清太宗功德碑。

西元1637 年二月二十四日，皇太極逼迫朝鮮與明朝斷絕關係，與清朝締結事大關係，朝鮮須使用清朝年號，朝貢與儀式等手續一切依照明朝慣例。

清朝認為，朝鮮在十年前早已臣服。但僅締結「兄弟」關係，朝鮮無法理解此事實，所以必須逼迫朝鮮與清朝締結與明朝類似的宗藩關係。木已成舟，朝鮮必須面對現實。

若僅觀察禮儀形式，朝鮮只是將原本與明朝創建的關係，原封不動將對象轉換為清朝。但其背後的意圖與情況，卻大相徑庭。

當時明朝仍存在，且勢力依舊強大。此外，朝鮮認為自身應事奉的中央上國，只有明朝。在此情況下，清朝也不可能心胸寬大地繼續敦促朝鮮投誠。

因此，此時的清韓關係，與明代的宗藩關係並不相同。清朝對朝鮮相當苛刻，不但將朝鮮王世子扣留在瀋陽，作為人質，也強迫朝鮮負擔歲幣，且須援助清朝攻打明朝。

為區別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筆者將清韓關係稱為「宗屬關係」。在此關係中，朝鮮雖然還是藩屬，但本書將一致稱朝鮮為「屬國」，與前者區分。

清太宗皇太極在位期間，曾兩次出兵朝鮮。

明清交替

西元1644 年，流寇李自成攻陷明朝，明朝就此覆滅。隨後，清朝入山海關，奠都北京，統治中國。

後代觀察此事時，認為改朝換代理所當然。明末弊端百出以及清朝崛起，皆顯示時勢所趨。但當時的人們，卻認為事態發展始料未及。

日本人將明清交替稱為「華夷變態」。意思是中華的明朝「變」為夷狄清朝的狀「態」。雖說改朝換代只是由明朝換為清朝，但內涵卻不只如此。

夷狄取中華而代之，本是顛覆世界秩序的無稽之談。如今中華淪為夷狄，或者可說，夷狄也能成為中華，此種觀念開始發酵，完全動搖東亞的世界觀，各民族都懷抱著民族主義。此事深刻影響清朝、朝鮮與日本的主流意識型態，加速新時代體制的形成。

自西元 1637 年起至 1644 年，明清並立的八年之間，原始中華之明朝仍儼然巍立，自詡為「小中華」的朝鮮，卻遭夷狄清朝逼迫創建宗屬關係，可謂苦不堪言。最後，面臨明清交替，朝鮮也只能接受現實。

歷史沒有如果，但若能讓我們更清楚史實所代表的意義，則可提出假設。若在明朝繼續存在的情況下，清韓創建「宗屬關係」，告別過去，那麼東亞秩序體系，以及各國對外關係，都可能從西元十七世紀起變得更複雜。

但事實上不久之後明朝覆滅，清朝統治中國，成為明朝的繼任者，明清因此不相衝突。清朝與朝鮮重新締結宗屬關係，此形式不僅繼承明代的宗藩關係，之後也成為清朝與他國締結關係的前例與標準。

清朝釋放作為人質的朝鮮王世子，命他回國。清朝畏懼海上勢力攻擊，因此清朝與海外各國的關係，仍繼續採取朝貢與貿易形式，未有積極作為。

清朝統治中國，帶來全新局面，當初可能產生各種不同的歷史。若僅透過朝貢系統等概念，就認為明代與清代連續採用相同體制，那就是只看錶象的結果論。

那麼，這兩個朝代究竟有何不同？歷經西元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東亞產生前所未見的全新情勢。日本列島與遼東地區政經勢力崛起，居中的朝鮮半島，其地緣政治重要性也大幅提升。

朝鮮半島在西元十六世紀末與西元十七世紀初期，相繼遭到南方與北方鄰國踐踏，朝鮮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統一日本，進入鎖國狀態；女真統一全族，即位為帝，統治中國。日本與清朝不斷擴張，朝鮮夾在兩方之間，堅守自身立場，遭受戰火波及，最終也和日清締結和平關係。

這些都是各國在騷動期間，反覆嘗試控制新局面，所造成的結果。最後，清韓締結宗屬關係，日本與朝鮮則訂定交鄰關係。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不斷變動，終於在西元十七世紀中葉趨於安定。

此種穩定狀態，取決於朝鮮是否能與清朝、日本等新興勢力維持良好關係。締結關係當然不是朝鮮單方面說了算，也應得到對方認同。也就是說，若要平穩持續宗屬關係與交鄰關係，不但需要朝鮮的首肯，清朝統治中國以及德川政權穩定也是必要條件。

即便如此，但無論是宗屬關係還是交鄰關係，皆無法永久不變。各國情勢穩定時還可維繫，但稍有動搖，便會對雙方關係產生疑問。同一事件，就算寫成文本，也可能各自表述。

歷史已經過去，我們談論的內容，都以過去的歷史印記為前提。西元十七世紀後期，東亞歷經動亂，最終趨於穩定。但兩百年後，東亞將再度面臨騷動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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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主」的機制

韓國能夠「獨立自主」，可說是國際因素巧妙結合的產物。日清開戰以來，由日本主導的「獨立」方向，不久便因朝鮮政府與俄國的忌憚而功虧一簣。當然，假使當時韓國獨立成功，但由於日本的目標是將韓國當作「保護國」，即便真的獨立，也不知能夠持續到何時。以朝鮮立場而言，名目雖為「獨立」，實質上卻不是「自主」。

西元1896 年的「俄館播遷」，表示日本主導的改革與「獨立」失敗。此事同時也顛覆日本壓倒性的優勢，朝鮮成為日本與俄羅斯相爭之地，達到微妙的勢力均衡狀態。在此狀況下，朝鮮再次立志獨立。此時，朝鮮的目標是清朝。

然而，清朝的態度與過去差別不大。清朝舉著「公法」的旗幟，因此更無法認同「俄館播遷」「保護」下的朝鮮政府是「獨立」國家，不輕易鬆口答應朝鮮締結條約的要求。

西元1898 年三月底，俄國的《旅大租地條約》，終於讓事情出現轉機。列強「瓜分」中國，清朝改革的氣勢一振，對外態度亦有所改變。此時，清朝終於將「屬國」朝鮮視為「友邦」。清朝正式承認高宗的皇帝身分，以及大韓帝國創建等既定事實，西元 1899 年，清朝與韓國簽訂對等的通商條約。

俄國和大清國所簽下的《旅大租地條約》，竟成為朝鮮命運的轉捩點。該條約全文可見維基文庫。

其中必須注意的是，俄國租借旅順與大連，除了讓清朝產生危機意識外，也挑起韓國與日本相當程度的警戒，除此之外，自西元 1896 年以來，皆保持微妙平衡的勢力分配，並未產生巨大變動。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勢力消退，俄國也還未派軍佔領滿洲，此時仍繼續保持上述之勢力平衡。

西元1898 年四月，俄國確定可租借旅順與大連之前，日本外務大臣西德二郎，與俄羅斯駐日公使羅森（Roman R. Rozen）締結協定。內容再度確認《羅拔諾夫山縣議定書》的協議，其內容確定韓國獨立，不干涉韓國內政，且日本在韓國具有經濟優勢。藉此，日本也默認俄羅斯的旅大租借地。

日本在協議前，曾提出滿韓交換方案，建議以「滿洲與其沿岸完全在日本利益與關係範圍之外」，換取「日本有義務給予韓國建議與協助」，但雙方並未達成協議。上述方案懸而未決，或者可說，懸而未決反而是萬幸，因為此事可鞏固當時朝鮮勢力均衡的情勢。

日清戰爭前，朝鮮半島的軍事真空狀態，讓朝鮮得以維持「屬國自主」，此時的勢力均衡，同樣是軍事真空狀態再現。日本勢力消退，朝鮮失去名義上的「獨立」。但由於處在勢力平衡狀態，反而恢復實際的「自主」。

若想將過去的「屬國自主」轉變為「獨立自主」，那就必須維持可實現「自主」的勢力均衡，並否定清朝宣稱的「屬邦」。自西元 1897 年大韓帝國創建，直到西元 1899 年締結《清韓通商條約》，上述過程都實現了上述內容。

筆者再次簡單整理如下。朝鮮或韓國的「自主」，取決於國際勢力平衡，朝鮮半島必須處于軍事真空狀態。「獨立」則需清朝等國家的承認。

日清戰爭前的「屬國自主」，已具備第一項條件，但相關國家對第二項條件的理解並不一致。然而，此事卻對於確保朝鮮「自主」一事，有一定的貢獻。「甲午更張」時期，雖已具備「獨立」條件，實際上卻無法「自主」。而「俄館播遷」時期，則與「甲午更張」的情況相反。條件兩者兼備，已是西元 1899 年的事了。

韓國中立化

以西元 1900 年為界，韓國、俄國與日本之間，針對朝鮮半島的國際地位，展開變幻莫測的外交談判。其中，必須注意的是韓國中立化提案，以及各界對此事的反應。

西元1900 年八月，自韓國駐日公使趙秉式對日本提出韓國中立化方案起，直到日俄於 1904 年開戰為止，韓俄雙方均一再以各種形式提議此事。

韓國政府的目標，是以獨立自主為前提，維持勢力均衡。當前的勢力均衡僅是事實，且相當不穩定。韓國希望能以法律維持多國平衡，永續維持此種狀態。

俄國的目標當然與韓國不同。韓國中立化的方針，由俄國財政大臣威特（Sergei Witte）立案及主導，與經營滿洲之事息息相關。俄國在完成中東鐵路，經濟與政治上皆一手掌握滿洲以前，都得對日本入侵朝鮮半島防患未然。

塞吉尤利耶維奇威特（СергейЮльевичВитте）為當時俄國的財政大臣。via wikipedia.

反之，以日本立場看來，韓國中立化方案使韓國成為「列國保障下的中立國」，表示須透過國際力量，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但此事發生機率微乎其微。因為俄國佔領滿洲，勢力均衡瀕臨瓦解。

八月底，日本貴族院議長與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與趙秉式會談，如實敘述當時情況。

中立國至少須擁有自衛能力，而能介於數國之間，其國存廢須與數國利害相關。故其一國對中立國顯露出野心，其餘數國必約定合而討伐之。朝鮮國情與此不符，僅日俄兩國與朝鮮有利害關係。其餘鐵路、礦山等利益問題，亦與朝鮮存廢無關痛癢。故朝鮮中立一事，不應產生異議，俄國若在朝鮮〔達中立後〕顯露野心，恣意妄為，列國亦不可能開戰與其爭奪。此事僅能退守。此時，僅有日本應開戰與其相爭。然俄國不輕易顯露野心。若非完成滿洲之經營，與日本開戰亦有勝算之時，否則不輕易出手。日本即便知曉俄國野心，然礙於中立國之約，亦須靜待俄國準備完成。（《近衛篤麿日記》）

日本早在日清戰爭時，便放棄朝鮮半島中立化的方針。當時「與朝鮮有利害關係」的國家是「清朝與日本」，此時則為「俄國與日本」，只是將對象由清朝改為俄國，情況與日清戰爭時無異。

對日本而言，由於利害關係僅與日俄兩國相關，由多國保障韓國中立，並無實際效用。此外，《韋貝小村覺書》雖訂定實際「共同保護」關係，但當前的狀況與締約時的軍事勢力關係已完全不同。若以日清戰爭開戰時，陸奧宗光的計劃來看，此時情勢別說丁案的中立化方案，就連丙案的共同保護也已無法成立。

因此，自西元 1900 年以後，韓國與日本的立場，必定走上分裂之路。韓國推行中立化政策，是因為俄國軍事威脅由滿洲壓境，必須設法維持勢力均衡與獨立自主。此外，由於朝鮮半島與滿洲密不可分，日俄基於自身利益，欲處理朝鮮半島，因此韓國也必須試著與日俄兩國的利害關係抗衡。韓國希望透過多國之間的保護，使朝鮮半島成為中立地區，暫且與滿洲情勢劃清界線，保全本國。

對此，日本則認為滿洲與朝鮮半島無法分割。日本面臨俄國佔領滿洲，以及勢力均衡瓦解，已無法像《羅森西協定》時，單純由日俄兩國瓜分朝鮮半島與滿洲利權，不對滿洲多加置喙。滿洲與朝鮮半島的勢力分配密不可分，相互關聯，日本的想法轉為「滿韓一體」以及「滿韓不可分」。日本針對滿韓交換，也就是在朝鮮半島劃定勢力範圍，並使朝鮮成為保護國一事進行交涉，亦是因為日本將此視為生死交關的問題。

由此看來，由於韓國中立化妨礙日本進入朝鮮半島，因此必定對俄國有利。所以當初提案時，日本即斷定韓國與俄國通謀。不久後，日本陷入與俄國避戰或開戰的選擇題當中。無論選擇何種方案，最後都會犧牲韓國的獨立自主。

* 【編注】：近衛篤麿（1862-1904），日本明治後期華族、政治家。近衛篤麿曾擔任日本貴族院第三任議長、第七任學習院院長、帝國教育會首任會長。本姓藤原。後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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