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交官薩道義來到日本，記錄下了他親歷的明治維新

作者簡介：

薩道義（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英國外交家。 1862 年至 1883 年以及 1895 年至 1900 年任英國駐日外交官， 1884 年至 1895 年在暹羅（今泰國）、烏拉圭、摩洛哥等國任外交官。 1900 年至 1906 年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曾代表英國簽署《辛丑條約》。 1906 年被委任為英國樞密院委員。

薩道義還是一位卓越的語言學家、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旅行指南作者、詞典編纂者、登山家、狂熱的植物學家和偉大的日本典籍及手稿收藏家。他與威廉·喬治·阿斯頓、巴塞爾·霍爾·張伯倫三人被公認為是 19 世紀最偉大的日本學學者。在他畢生的生涯里，一直堅持不懈地以日記的方式記錄自己的親身經歷，共留下了 47 卷日記。他聲名顯赫，曾被選為 1903 年 4 月 23 日出版的《名利場》雜誌封面人物，而他本人卻始終淡泊於名利。他娶過一位日本妻子，其子武田久吉後來成為知名的日本植物學者。

書籍摘錄：

第 1 章 作為實習譯員前往江戶（節選）

我對日本發生興趣完全出於偶然。 18 歲那年，哥哥從穆迪先生的圖書館帶回來一本由勞倫斯·歐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爾金爵士遊記：中國和日本》。這本書立刻使我著了迷，並激發起我對日本的一連串想像。那裡，天空似乎永遠湛藍，陽光照耀著大地。一個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懶散地斜倚在鋪著榻榻米的地板上，透過對面的落地窗，欣賞裝飾著精巧假山石的美麗庭院，一群嫵媚的櫻唇黑眼睛少女圍繞在身旁。

總之，一切都是那麼逍遙自在，勝似神仙。不過，即使在最大膽的想像里，當時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親自踏上那個仙境般的島嶼。之後不久，我又讀了海軍准將佩里所著的《日本遠征記》，雖然這本書早在《埃爾金爵士遊記》之前已經出版，書中對日本的描述也更為客觀和真實，但它並未打消我對日本的種種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們變得愈加強烈。從那以後，我腦子裡天天縈繞著有關日本的種種念頭。

終於有一天，當我走進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時——當時我正在那裡念書，看到桌子上放著一份通知：學校要派遣三名學生前往中國和日本擔任見習譯員。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於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參加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我選擇了前往日本的職位。畢竟，中國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興趣。當時我的年齡只比考試規定的最低年齡早了幾個小時，也幸虧如此，我才得以夠資格報名。 1861 年 8 月，我終於獲得了正式錄用，並於當年 11 月懷著對日本的無限憧憬和喜悅離開了英國。

來自：亞馬遜

當時，負責遠東事務的大人物普遍認為，中文是學習日語的必要準備。因此，我和我的同學傑米遜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裡逗留數月。 1862 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羅素·羅伯遜也抵達了北京，我們一起在那裡度過了好幾個月的時光。雖然我一直對中國興趣寥寥，那幾個月的逗留也因此顯得頗為漫長，但我還是學會了幾百個漢字，對後來的日語學習實在大有裨益。最後，我甚至打算開始認真地學習中文了。

然而江戶（東京的舊稱）發來的一份調令突如其來地中斷了我們在中國都城的停留。調令中附帶著一份日本要人的批註，幾乎沒有中國人看得懂。這無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實際關係，使我意識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認為——儘管漢字對學習日語大有幫助，但中文和日文畢竟是兩種全然不同的語言，正如拉丁文之於義大利語或西班牙語。總之，根據調令，我們必須儘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誤。

在派往中國的其他八名實習譯員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倫、加德納和斯特納三人。他們都是與我在同一年通過考試的， 1877 年前後，也都分別擔任了領事級的職務。以第二名的成績獲得錄取的那個傢伙在 1867 年「獲准辭職」，另有三人已去世，還有一個公認是最聰明的學生，考試中卻只得到了倒數的成績，他在 1872 年調任至中國海關，如今已在那裡擔任最高職務。在人數少、競爭也不甚激烈的情況下，錄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別，當錄用考試轉為公開選拔後——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其結果則變得更加難以預測。至少，這種情況在錄用赴日人員的考試中如此，其他各國的情況也大致無異。

這套選拔制度的明顯弊端在於，它全不考慮人的道德品質。用歐幾里得定律解出幾道習題，或將一段希臘格言翻譯成英語，並不能反映出一個人是否具備紳士的教養和情操。考試也無法考察一個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種特殊的訓練，蠢貨也能輕鬆擊敗沒有掌握所謂「竅門」的聰明學生。如今，所有參加公職考試的申請者都會去接受「考試專家」的特別訓練，在短短几個月為這場競爭死記硬背，以摘取勝利的果子——錄用名額。

作者本人，來自：維基百科

在我看來，那些被錄用的傢伙不過都是些應試訓練的試驗品罷了。大部分被錄用的人，在經歷過集中訓練後已疲憊不堪，之前可能還多少抱有的學習意願早被拋諸腦後。然而像中文、暹羅語和日文這類語言，必須經過長期刻苦的學習才能真正掌握。由於上述的考試制度並不能真正測試出錄用對象學習語言的能力，這些人被派往國外後才發現學習外語苦不堪言，簡直比要他們飛上天還難。我自己之所以後來能順利地通過考試，大概恰恰是因為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緣故罷。

我們在北京逗留期間的某一天，全體見習譯員被邀請去與維多利亞主教共進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魯斯公使先生暫離北京期間作停留的。席間偶然談到中文學習對智力的影響，主教問我們，終日埋頭學習這種枯燥無味的語言，難道不會使人的頭腦也變得遲鈍嗎？至少，以他本人的經驗來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話微妙地觸及了一個事實，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於當場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應該再多談些我們在北京那段時間的經歷。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縱馬賓士的清晨，那些圓明園廢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縱然荒蕪卻仍優美異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環抱中的寺廟——在廟牆之外，無論天氣好壞，街道上總是積滿了泥土和塵埃。那些石橋下的湖面上盛開著粉紅色的蓮花。那些叫著「可憐可憐，賞一個吧」的無處不在的乞丐。正陽門外商店街上那些鱗次櫛比的店鋪。天壇。從城牆上望下去的那些綠樹環抱之下的黃色、棕色和綠色的屋頂。輪子碾過石子路上深深的車轍、叮叮噹噹駛過的貨車。由放了學的男孩子們、剛離開母親懷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東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為英國公使館駐地的華麗顯赫的梁公府（即淳親王府）。

明治天皇，來自：維基百科

這一切美景都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回憶之中。然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在此流連了。英國駐華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魯斯爵士是個 50 歲上下的高個子，長著頗有貴族氣質的前額和棕色的眼睛，還蓄著灰白的小鬍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書托馬斯·韋德爵士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我們都對他敬畏有加。人們傳說他脾氣暴躁，十分容易激怒。關於他的易怒還有一段軼聞。據說有一次他跟隨公使拜訪總理衙門，在談判中與對方發生了爭辯，再次大發脾氣。總理衙門的大臣譏諷地說：「可是，韋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並不像您那樣為此事大動肝火啊。」韋德先生又轉向公使問道：「您聽見了嗎，公使？他們覺得您沒有生氣。」於是，我們的公使先生，帶著溫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寬容的態度回答：「哦，請轉告他們，我現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們幾個人——傑米遜、羅伯遜和我——在 8 月 6 日一早便動身出發，傍晚到達途中的小鎮河西務，次日抵達天津，之後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領事吉布森先生熱情地招待我們在他家中住了幾日。這位吉布森先生後來被調往台灣任職，與當地的中國官員起了紛爭，竟要求英國炮艇炮擊當地海關，受到了外交部的嚴厲譴責。之後不久他便傷心地去世了。彼時「炮艦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憐的吉布森成了自己過分激情的犧牲品。

來自：維基百科

到上海後，傑米遜離開我們去了一家報館，據說那是比領事館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羅伯遜則登上「拉斯菲爾德」號汽輪，於 9 月 2 日出發前往日本。輪船駛離中國的海岸線後，先是經過了九州島最南端一個叫做硫磺島的火山岩小島，然後在 9 月 7 日的霧氣中來到了伊豆半島附近。幸運的是，霧短暫地消散了一陣，船長還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線的情況，他下令讓輪船轉向，我們便開始在島嶼之間行駛。第二天清晨，我們已經航行在伊豆大島東面的藍色碧波之上，船舷右側是鋸山那鋸齒狀的覆蓋著森林的海岸線，左前方則是由浦賀把守著的通往橫濱的狹窄入口。沿途的風景幾乎與我遐想中陽光燦爛、充滿日本風情的景象一模一樣。及至船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現在我們眼前：覆蓋著墨綠色森林的形狀各異的小山在南岸連綿起伏，遠處矗立著美麗的圓錐形的富士山，覆蓋著白色殘雪的山頂拔地而起，延伸至 1 萬 2 千英尺的高度。雄偉壯麗的大山及其他山脈將平原包入它的西側，與其相對，起伏的沙地海岸則急劇地轉向我們右側，並隨著船身的移動很快沉沒在江戶方向的地平線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擠滿了形狀奇特、用沒刷過油漆的原木製成的鴨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葉地縫合在一起，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細布條捆紮著懸掛在船上。我們的船靠近時，不時可以看到一些皮膚晒成古銅色的日本漁夫。他們幾乎是裸體的，偶爾會有人穿著白色的兜襠褲。還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圍著藍色的繩結，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後，當密西西比灣（日本稱「屏風浦」）白色的斷崖愈加接近和明顯時，我們繞過條約岬（日本稱「本牧岬」），並在港口外不遠的海面上拋下錨去。在經歷了一年多時日後，我終於踏上了憧憬之地。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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