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燁：曹丕《典論·論文》「齊氣」原文當為「逸氣」新證

拙文《曹丕「齊氣」發覆》在《中國文化》2013年春季號（總第37期）刊發後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關注，拙文主要列舉了引用曹丕《典論》原書的以《三國志》裴松之注為核心的九條材料，並參以《文心雕龍》之內證以考定通行《文選》各本曹丕《典論·論文》「徐幹時有齊氣」之「齊氣」乃「逸氣」之訛。拙文稱：「現存《文選》各本與《雕龍》各本，『公幹時有齊氣』六字都是一致的。」 「『徐幹時有齊氣』這一錯誤文本的產生很可能與《文選》的編纂活動有關。」「蕭統及其幕府文人主要隸屬於吳方言區，而『齊』、『逸』的混淆正與吳方言在發音上的輕淺特徵有關，特別是聲母的發音，可能直接導致了這種訛誤。」即認為這種文本錯誤是由於蕭統編書時造成的。現在看來，這些表述是有問題的，必須進行糾正。最近筆者應邀到鄭州大學參加「《文選》學與漢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文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2014年8月15-18日），見到商丘師範學院文學院楊鑒生博士撰寫的《集校》一文（《學與漢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學會第十一屆年會論文集》,下冊，第974-976頁），該文提到了傅剛教授早期的一篇論文《二題》（原載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研究（輯刊）》， 2001年第1期，以下簡稱為「傅文」），對判斷「齊氣」和「逸氣」究竟何者為是極有價值。傅文的第一部分就是《「齊氣」與「逸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拙文所舉九條文獻之前三條（《三國志》裴注、《初學記》和《藝文類聚》），傅文已經舉出，同時他還指出，裴松之到洛陽曆觀舊物、訪諸長老，「表明他對《典論》刊石是作過認真研究的」，他據此論定「時有逸氣」文本之可信，已經是孤明先發、卓然在前了。同時，他還指出，現存日本古抄本（即著名的觀智院本）《文選》殘第二十六卷，此句寫作「徐幹時有逸氣」，從而為拙文之觀點提供了極為強大的支撐。對於觀智院本的情況，傅剛在其《文選版本研究》一書中有如下描述：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1980年編入《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部》第二卷，由八木書店印行。本鈔為白文無注，卷首缺，卷尾完整，有題識「文選卷第廿六」。存自賈誼《過秦論》（前缺，起自「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至韋弘嗣《博奕論》七篇。卷末有「元德二年中春於莊嚴寺書畢」字樣。日本元德二年相當於中國元朝天曆三年(1330)。從其稱「卷第二十六」看，所抄底本為三十卷本。然而在第四篇《王命論》之前又抄有「論二」二字，這就不對了。因為三十卷本原貌是分上、下（古抄二十卷本可證），李善一分為二後改為一、二、三、四，此抄既為三十卷本，不當作「論二」。抄本旁註、標註甚多，旁註大都為音注，標註有《鈔》、《音決》及五臣向、濟之注，像是從《文選集注》中引來。以《文選集注》與此抄《四子講德論》所引三條《鈔》注對照，文字一樣，可證。此抄日本學者很重視，花房英樹在本文解說中推測它「達到了蕭統的原本」，並根據《日本國見在書目》有蕭統《文選》三十卷的記載，說：「其傳寫本的殘卷便是這個殘卷二十六吧。」這種說法也只能是一家言而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頁）

如此看來，這一元代抄本的底本極可能是一個《文選》早期的寫本。傅剛教授素來精通蕭《選》版本之學，曾遍觀海內外各本，他提供的信息當極為可靠，但傅文根據通行各本《文心雕龍·風骨》所言：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雲「體氣高妙」；論徐幹，則雲「時有齊氣」；論劉楨，則雲「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進而指出：「這大概是最早證實《典論·論文》作『齊氣』的材料。這也說明在南朝時，《典論·論文》已經有作『逸氣』和『齊氣』兩種本子。」我對此則不敢苟同。《文心雕龍·銓賦》曰：「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遒勁是王粲一貫的文風，而壯麗的文采卻是徐幹作品偶爾一現的風格，「時逢壯采」與「時有逸氣」是完全相通的。這就是《文心雕龍·風骨》「論徐幹，則雲『時有齊氣』」原本當作「論徐幹，則雲『時有逸氣』」的內證。而今本《文心雕龍》的「齊氣」，乃是後人依據通行《文選》本《典論·論文》予以更改的結果。這一點拙文已經點明。那麼，李善注《文選》時所用的底本究竟是哪一種呢？胡耀震認為是江都曹憲的傳本，而不是蕭《選》原本，也不是梁代的版本或蕭該所傳《文選》，其說有據，讀者自可參看（《學與漢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學會第十一屆年會論文集》，上冊，第183-186頁）。

夫以茲事體大，故謹記如上，以定今後不需再爭之實。

（本文原載《中國文化》，2014年秋季號，總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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