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仁：咸同交替與派系新局的形成

如果我們可以同意，同光以降慈禧太后的專權是影響晚清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則對於「辛酉政變」在此一因素形成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相信也早有共識。若非這場政變，慈禧莫說終有獨踞權力頂峰之日，就連「垂簾聽政」之形式能否存在，都將大有疑問。王闓運《獨行謠》即有「祖制重顧命，姜姒不佐周」之句，以名此例。不過，如果只是慈禧個人對權力的欣趨，以有清成法，似亦難以造成扭轉朝局的大作用。其時客觀條件的配合，才是一個主要的關鍵。

內外衝擊與辛酉政變的發生

追溯「辛酉政變」的緣起，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於承德之前所做的權力結構安排，毋寧是刺激政局巨變的直接成因。文宗為新君——其年僅6歲的皇太子載淳——所指定的顧命陣容，已然使新權力核心陷入了其時足可影響朝局穩定的兩項衝突誘因中，此二誘因一顯一隱：顯者，柄政之御前大臣肅順，與在京的恭親王奕兩派勢力，長期對立與緊張；隱者，自太平天國起事後，漢士大夫集團中漸見復燃的歷史糾結——南北地域之爭。此二因素一旦互相為用，再加上承德行在護持幼帝的兩宮太后積極聯手所造成的效應，便可令朝局翻覆。辛酉之事，由是產生。

先說恭、肅兩派的權力矛盾。在文宗一朝，宗室出身的肅順所以能夠崛起，而得咸豐帝之倚畀，與文宗即位初期即在軍機領班輔佐乃兄的恭親王奕於咸豐五年被逐出軍機處而使文宗頓失股肱相關。文宗與恭王的關係，從「友愛如『親昆弟』」，到手足參商，源於其父宣宗立嗣時積下的心結，歷來多有論者。 自奕罷出軍機，天下因太平軍作亂而引起之惡劣局勢仍在持續險化，但咸豐所倚為決策依仗的軍機，領班的協辦大學士彭蘊章性格庸懦，又已老衰；滿大臣文慶雖稱有見識，但此年七月方入直，越年即下世；杜翰為文宗帝師杜受田之子，文宗報答師恩而一力超擢，亦有才識，但仍資淺，缺少發言權；此外，穆蔭亦如杜翰之地位。國事蜩螗之際，咸豐不能不感到身旁少了一個真正可與言大事、一語安邦的左右手，這便造成了肅順崛起的機會。

肅順勇於任事，極力鼓舞文宗振衰起敝，的確是肅順之長，《清史稿》上都不能不說「其贊畫軍事，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之上，削平大亂，於此肇甚」； 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諸人之得蒙重用，更表現了肅順超越滿漢的眼界與對決策的強大影響力。然而，作為一個申韓法家的信仰者，肅順求治遂策的手段，有時不免過於激烈，也為他長期樹敵，終於積累出後日翻覆政局的能量。

咸豐十年九月，英法聯軍逼近北京，面對滿朝臣工幾乎一致反對的情勢，咸豐帝仍在肅順等人簇擁下，以「西狩」為名，避往熱河，而將「辦理撫局」的艱難任務，留給恭親王奕，使其處於與外人協商而易受譴責的難堪處境；而肅順、載垣等人，則恰可推掉辦洋務的麻煩擔子。再者，擁帝西行，非但可避鋒鏑，且可將權力更集中在自己的集團手中。這由全班軍機大臣中，僅一向在朝中被認為屬恭王一系的文祥獨被留京，可以看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於熱河行宮。此前，於十六日短暫清醒之際，首諭「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次諭「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文宗此命，肅順長期隨侍，必有造陳，可以想見。不過，顧命大臣名單一公布，那些曾期望肅順與恭王能在現實政治演變下，和衷共濟，同輔幼主，以開新局的人，終於絕望了；而肅順無所不用其極的勝利，也使局面成了單選題式的「零和遊戲」。無論是恭王還是期望恭王再參樞機的人都明白，眼下只有一條路：以非常之手段，收非常之功。政變引信，就此埋下。

肅順的操作與結果，將前此因顯露對政務之熱衷，而與肅順結惡，但此時已貴為母后皇太后的慈禧，推向同因文宗身後布局，淪為權力失意者的恭王一邊。在慈禧影響下，對幼主未來處境，因肅順氣焰之盛而憂心忡忡的母后皇太后慈安，遂與慈禧同調。於是，兩宮衡量親疏與現實，決定與恭王合作，並以密旨交侍衛恆起馳返京師，交慈安之弟廣科，令其問計於恭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違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輔政禁遏牝朝之旨」，易言之，恭王已與兩宮達成了以贊同垂簾交換輔政大權之謀。歷史將兩個希冀權力而不可得的人推到一處，為改變晚清政局的大政潮接上環帶，開始運轉了。

其次，則可由漢士大夫集團南北地域之爭觀照。從歷代政爭成因分析，「地域」因素無論在任何一個斷代的研究者看來，都是主要的觀照點。自宋代以降，由於黃河流域政治勢力的混同與南方經濟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線由原來的東西對抗，轉為南北競爭，遂使問題更加無朝無之。加上科舉制度自宋代得到擴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為中國社會階級流動主要管道後，盤根錯節的師友、年誼、僚屬關係，及其背後存在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見複雜。

研究清初史事的學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權入關後，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發展步上軌道，明末原屬閹黨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也在這樣的條件下，清初順治、康熙兩朝，北派士大夫能挾此優勢，在軍事攻伐之外，屢興大案，重擊南士。 康熙中期以後，歷雍、乾兩朝，清廷中央表現了天下大定後，君主集中權力、主導政局的強勢作風，已非立朝之初須借漢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縱之實的階段可比，派系鬥爭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雖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風氣亦漸現如曾國藩所云「掩飾彌縫，苟且偷安」之貌，但還能維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內外交攻，大勢漸脫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團之勢漸升，而政爭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見，再出作祟，甚且取重於國朝利益，影響深遠。

咸豐朝後期，軍機漢員除老衰致仕之彭蘊章及滿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蔭外，少壯當事之匡源、杜翰、焦祐瀛俱為北士，且於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駕崩時被全數指定為受顧命的「贊襄政務大臣」，成為新權力核心。如此格局，與其時文宗身後權臣肅順與恭王奕兩派之權力鬥爭相結合，終為往後歷同、光兩朝，漢士大夫集團在中央決策體系內所開展的南北之爭，創造了時機。

辛酉政變之成功，除恭王與慈禧兩核心人物臨大事之表現外，有另一助力同樣關鍵且不容忽視，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軍機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領袖，即漢軍機章京領班江陰曹毓瑛，儀征方鼎銳及仁和朱學勤、許庚身，此四人率皆南士。

軍機章京為供職軍機處之秘書群，日常之職務為起草較一般性之上諭、廷寄，及謄繕經上意認可頒行之廷寄文件，於樞垣決策上原不具發言權或影響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處朝命所出之地，對任何重大決策及中樞動態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上派系之鬥爭，處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燭機先的功能。辛酉政變可稱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事例。他們透過在熱河的兩宮，與在京的恭王兩邊呼應，在檯面下積極拉攏反肅黨大老官僚，中有廁身樞垣之南人章京傳遞其間的布局，藉由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宗梓宮移靈返京，顧命諸臣首尾不兼的機會，迅雷不及掩耳地發動政變。最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御前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先後加恩賜令自盡及斬立決，以穆蔭為首，杜翰、匡源、焦祐瀛三北士在內的四名大臣被逐，樞垣面臨重組的新局。

同治初期政壇勢力的整合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亦即政變成功的次日，新軍機陣容宣告產生，包括：授為「議政王」的恭親王奕；原已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被視為恭王股肱的戶部左侍郎文祥；恭王的岳丈，大學士桂良；另一名恭王的親信，戶部右侍郎寶鋆等幾名滿員。其中，桂良於同治元年（1862）六月即下世，而彼所佔滿軍機一缺，此下即不補。至於另安插之漢軍機大臣，到同年落定，由前述之江蘇江陰曹毓瑛與河南河內出身之李棠階入樞，由此南北士人同參樞機之局乃漸成。

然而，慈禧與恭王因同仇敵愾於肅黨，而進行之政治利益合作，在剷除共同敵人之後，畢竟難以避免直接面對權力分享抑或拉鋸之現實。慈禧一認垂簾之君臣名分已定，恭王卻更認輔政之重心在彼，於是遂有同治四年恭王被褫奪「議政王」頭銜之事作。

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東、河南一帶大雪震雷請亟修省；到了三月，編修蔡壽祺上疏劾恭王攬權、納賄、徇私、驕盈， 終於引起了朝局的風暴。三月初四日蔡折見覽，引起廷爭，恭王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諭命仍在軍機上行走，不復用「議政」名目， 一番折騰，雖然又重領樞垣，雷霆雨露之後，盡歸一句「恭王自是益謹」。 其間於當事者心境之變化，饒有深意。

就在上述政爭風波稍淡之際，軍機中兩席漢大臣，也因李棠階與曹毓瑛先後辭世，而發生變動。時任內閣學士，並為同治帝師的直隸高陽李鴻藻，與江蘇吳江出身的禮部右侍郎沈桂芬，雙雙入直樞垣。李、沈二人春秋正盛，年富力強，正可為咸同交替以降派系格局漸次明晰的現實收攏盤勢。配合滿洲親貴集團，因恭王受抑而產生的質變，晚清派系政治由此更開局面。

「南北派系」與「恭醇之爭」的成形

由同治四年及六年，李鴻藻與沈桂芬行走軍機，自辛酉以來的軍機陣容終於展開了一段穩定的歷程。以恭王為首，以下「兩滿」（文祥、寶鋆）、「兩漢」（沈桂芬、李鴻藻）的結構，維持到光緒二年（1876）五月文祥病逝，才開始有變動產生。也就在這段時期，由辛酉以降一直有山雨欲來之勢的南北派系，終於在決策核心有了久居其位且備受推重的領導人樹立標的之後，迅速地集中資源，並開始了實際政治運作中的權力抗衡。

在此時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論辯而見其大異，各聚士論，門戶愈張。進而為鞏固權力基礎，一方面爭取決策主導權，一方面削弱對方之競爭實力，逐步深化鬥爭。由同治九年至光緒四年間，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發展步驟，分別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緒三年李鴻藻丁憂免直與王文韶的入樞、光緒四年沈桂芬簡黔撫事及其後引發之沈桂芬與榮祿的政治角力。

1

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發生在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數千名天津百姓聚集在法國天主教教堂前表示抗議。此舉導因於近來天津頻頻發生人口失蹤的案子，而市囂傳言此乃天主堂中的洋教士有利用所屬育嬰堂拐帶兒童，殺害嬰兒，並加以剜眼剖心，以為煉製邪葯之資。兒童失蹤、無知謠諑與仇洋情緒糾結在一起，愈傳愈激切，遂有此日之事。

事發之後，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認為天津地方官員對此種態勢不認真予以彈壓，遂帶著書記官西門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處「交涉」，實則咆哮威迫衙署。隨後，豐大業等又來到教堂前，並與在場處理群眾滋事的天津知縣劉傑發生衝突，豐大業持槍擊傷劉的隨員，遂引爆群眾情緒，群眾砸毀了育嬰堂，焚燒教堂以及多處教會建築，併入劫法國領事館，毆斃豐大業及西門，並十名修女、兩名神甫、四名法國男女、三名俄國男女及三四十名中國教徒。

五月二十六日，駐京的各國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遞送《致恭親王及各大臣函》，此函措辭頗強硬，要求中國政府代為伸張正義，並重新保證在華外國公民的生命安全，並且在函中指出此事是有組織的排外事件，而提督陳國瑞指揮會黨在後操縱。外人的指控，使朝廷在處置措施的拿捏上更見困難，因為這極可能須牽涉對部分官員直接論罪的取捨。由此，在歷次廷議上，南北兩位漢軍機大臣，在處置基本態度上，漸見壁壘。

基本上，在南北兩派之中，以恭親王掌樞之地位，自不宜有所偏袒，但以私衷而論，恭親王一向較近南派，似不算過分之推論。一者，恭親王在辛酉政變中的勝利，非南士之運作不為功，曹毓瑛即代表人物；再者，南士在洋務辦理上，一向有較明敏通達的態度，這對頗須耗神於對外事務的恭親王來說十分重要，而沈桂芬正是此道之幹才，更令恭王倚重。相對於此，李鴻藻與恭親王向不稱親近，甚且在治絲益棼的天津教案處理期間，又秉持北派一向對洋務伸張「春秋大義」的路線，屢屢對抗形同代表恭王的寶鋆及沈桂芬之立場，更造成恭王與李鴻藻的疏離。由同治年間的經驗，再到光緒初期的幾番升沉，遂使南北派系更見分明。

２

李鴻藻丁憂免直與王文韶的入樞

光緒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鴻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李鴻藻的免直，使軍機上再補一席漢臣成為當務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議，卻至光緒四年二月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上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撫內召，二月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學習行走。

以王文韶在湘將近六年，平黔苗及湘省民亂，「內治稱靜謐焉」的政績，內召署兵部侍郎，再予補實，應稱合理；但入直樞垣，便有可商榷的餘地了。何況以王未經翰林之資歷，而於四月又補禮部左侍郎，這便更與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無相關資歷的情形下，王又兼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亟於接收李鴻藻資源之用心，愈見切實。這便難怪時人對此皆有認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勢的看法。

王之入樞，打破了南、北兩派近十數年來於決策核心各佔一席的慣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卻有此事，其用意更見昭然。對照於前此恭王、寶鋆與李及北派關係之演變，李鴻藻在軍機上之孤立，終於由議政時的壓抑，發展到了權力布局的消長。北派經此一變，突然從權力核心的在朝者，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在野派。這便不只關係李鴻藻個人進退，而是未來北派——至少在恭王執政時期——於權力版圖中可能面臨全面萎縮的現實了。

北派為求扳回下勢，遂將派系間爭鬥的水平全面升級，終成水火之勢；而北派長期以來與恭王一系不相能，至此亦可化暗為明。

３

沈桂芬簡黔撫事

要談此案，除前文已述及的南派領袖沈桂芬之外，兩造關鍵人物的另一人——榮祿，宜稍加介紹。

榮祿，字仲華，與文祥、桂良等重臣同樣出身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爾幫辦大臣，父長壽及伯父長瑞曾分任涼州、天津總兵，但分別於回部張格爾及洪楊之亂初起時殉國。有此兩代忠烈之條件，幾即註定榮祿之騰達必易於常人。尤其在同治初年，朝廷設「神機營」，榮祿以五品京堂，充翼長兼專操大臣，再遷左翼總兵。熟悉晚清歷史者應都明白，實際指揮神機營者，即醇郡王奕，彼歲由此與醇王建立了密切關係。恩眷隆盛時，榮祿甚且集工部尚書、步軍統領及總管內務府大臣三要職於一身，時值光緒四年，亦沈、榮對抗進入白熱化階段。

榮祿與李鴻藻之親近，時人多有述及，相對於與李鴻藻之親近，沈桂芬與榮祿之間卻於當年穆宗駕崩時，即有宿怨，沈桂芬疑簡黔撫之事，乃李鴻藻在丁憂居停之中，聯絡榮祿由內廷路線對沈桂芬及南派所進行的反擊，應該是合理的推論。

沈、榮之爭，標識了南北派系已由廟堂之上，以政見為核心所進行的權力角逐，進展到以人事傾軋——此種權力版圖最赤裸的方面——為核心的階段。既已至此，則理念與手段已無明顯分野，政見亦只成純粹之黨同伐異的工具。

尤有進者，漢官僚之派系對立，又與滿洲親貴中，自同治初期即領導政府，但與借垂簾實掌權柄之慈禧隱然對立的恭親王奕，因其異母弟，亦為慈禧妹婿之醇郡王奕，對乃兄輔政路線之異見，引發其間之權力意識抬頭，而致矛盾逐步糾結。

醇郡王自同治初年以來，迭授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弘德殿總稽察，尤其是親自管理了被其視為朝廷武力新銳的「神機營」，幾年下來，頗覺躊躇滿志，也漸不耐為池中物了，凡有機會，總力求表現，尤其似每不自覺地以恭親王作為比較對象。前述天津教案最後在有限度妥協的情形下結束，醇王仍極感不滿，最終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為務」，故恥與同列之理由下，憤而辭去一切差使，直到翌年正月廿六日方銷假。也就在這段時間，醇王以手繕密折面呈太后，對恭王進行了直接的攻擊。論者每以此疏關係晚清之成敗極深，最直接之影響即「鼓勵守舊派之氣焰，虛憍言論因益囂張」。 以此較於前引六月廿五日之會議過程，則相爭之勢不但未斂，反而愈顯。此又豈僅止於恭醇之間，或新舊之間，蓋一切黨同伐異，緣之益可盤根錯節，且益能以高論，甚且清議之形式，包裝其中派系利益之色彩。此點於日後北派之作為，特別明顯。

「南北派系」與「恭醇之爭」的逐漸合流，遂埋下光緒朝前十年政局變異的伏筆；加上亟欲擴權的慈禧，以其垂簾持柄之高度，從中操作，終於指向光緒十年朝局的翻覆。

本文節選自《派系分合與晚清政局》，出自《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作者林文仁，台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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