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科實驗》：人之末，性本惡

蘊含孔孟仁義思想的《三字經》開篇有云：人之初、性本善。善是人類的理想，而惡則是人類的現實。人性的脆弱和陰暗面，超乎所有人的想想。

在說本片之前，得著要扯一扯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就像《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所寫的：「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經變成殘暴不仁的獄卒和心理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份，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

在極端條件下，為了的所謂「生存」，人類逐漸喪失法律、道德、行為習慣、善心的捆綁和束縛，墮落為比動物更黑暗的魔鬼撒旦的存在。

追根溯源，從哺乳動物到智慧人類的進化，必定是一條布滿血跡的荊棘之路。作為站在地球食物鏈最頂端的種族，人類的生存發展史，時時處處伴隨著其他動植物的滅絕史。在創造文明的過程中，人類自相殘殺的現象比比皆是，被稱之為「戰爭」的洪水野獸，隨著科技的越發強大而越發高效的吞噬呈幾何倍數增長的生命。

《貝爾科實驗》更像是「大逃殺」類的探討人性電影，但由於成本的限制，只能以B級片的形式與觀眾見面。拋開鮮血飛濺的CULT場面，一場人性實驗中普通人的激烈反應，值得進行探討。

對於在哥倫比亞貝爾科大廈工作的外國人來說，這裡雖然遠離家鄉，但能換來一個悠閑而高新的工作。雖然是現代公司，但從辦公室的大小和位置，就能初窺這個等級森嚴、明爭暗鬥的「小社會」。

作為一次「社會性試驗」，組織和監視者們採用了一切極端但必要的措施，以創造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不允許本地人上班，分流了一部分非試驗對象；與外界完全封閉的大廈，為與世隔絕的進行實驗創造絕佳條件；無孔不入的監視系統，既保證即時的控制能力，又能很好的留存「實驗證據」；在每一名員工鬧鐘安裝所謂「跟蹤器」的炸彈，意在消除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殺一儆百。

在實驗的第一階段，人們的試圖逃脫法。第一輪「爆頭」讓人們明白，不按「規則」來，大家都得死。在實驗者提出，要求「淘汰」部分參與者時，主管、男主與女主有了截然不同的思路方式。

主管是社會化思維，代表秩序。不明情況時，先試圖說服人們冷靜，當發現「規則」不可違背，就不擇手段的按照「規則」形式，作為規則的「附庸者和支持者」，試圖在大規則下，建立起自己的小規則。

對他來說，獲得手槍及刀具等武器，組建由強壯男性參加的團隊，就有了維護秩序的「基石」，按照要求殺掉一部分人，是維護秩序「途徑」。然而，秩序卻因女主的一念之差而轟然崩潰。

男主是正義化思維，代表自由。不明情況時，試圖通過各種手段逃脫，當「規則」出現，卻竭盡全力反抗不平等的「規則」，作為規則的「革命者和反對者」，試圖違背大規則和其附庸的力量。

對他來說，阻礙主管團隊發展，是試圖維護當前平衡，當主管團隊大開殺戒，其實他並沒有什麼明晰的革命方式，只有拯救生命的初衷，在東躲西藏中尋找方向。最終，以暴制暴的結果雖然很有戲劇性，但也是男主挑戰強權的必然選擇。

女主是平民化思維，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對於殺戮與拯救，她都持有「置身事外」的態度。對於主管團隊，她保持「中立」的妥協和忍讓，做了實際上的「幫凶」；而對於作為男友的男主，她的積極勸說男主「隨遇而安、靜觀其變」。

第二階段為了「殺人數」的殺戮，不僅打破了主管團隊剛剛設立的秩序，也激起了自由派男主的激烈「反擊」。主管與男主的鬥爭，表面上是秩序與人性之爭，實際上脫不開人類典型的掠奪性思維。正如那句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夾在主管與男主中間的女主，看似保持中立、試圖漁翁得利，最終不過是鬥爭的犧牲品。

無論是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實驗」，還是用極端方式探討人性的《大逃殺》、《無人生還》、《心慌方》、《電鋸驚魂》，都給了觀眾一個諷刺但明確的答案：在絕境之下，人性的醜惡與黑暗。

就像影片最後，以為死裡逃生的男主，不過是開啟「上帝模式」的實驗者們下一階段的「種子選手」。或許，這正是主創者要表達的：人之末，性本惡，生存歸於原罪，毀滅不期而至，人生苦短，且活且珍惜。

得著說 |拿興趣說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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