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袁世凱是非功過之三——懸而未決的百年謎案

1932年3月20日晚，應袁世凱急電相邀，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北上商議國是。宋一行在上海火車站準備乘車出行，陪同人員有黃興、于右任及廖仲愷。10時45分，突然一聲槍響，一顆有毒子彈自宋教仁右腰射入，他應聲而倒。兇手在距宋教仁僅幾步之遠的位置開出第一槍後，緊接著又向左右各開一槍，製造混亂，迅速逃離現場。送行人一邊緊急將宋教仁扶上汽車前往老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一邊急呼巡警。奇怪的是，往日此時必有巡警巡邏的車站，卻未見半個巡警。

（宋教仁演講網路配圖）

這一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宋教仁先生年僅31歲。在那個各種思潮相互激蕩的大變革、大動蕩年代，平民百姓遇害身亡，有如灰塵飄落，悄無聲息。而作為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左右手被害，又恰逢1913年3月中華民國大選，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佔據392席勝出，正欲效仿歐洲內閣制以黨首組閣時，突然被害，顯然舉國震驚，群情激憤。關於兇手，說辭不一。

宋教仁中槍後第一件事，便授意黃興代擬致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一封電報，稱「傷必致死」，然「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望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臨死哀言，尚祈鑒納」。袁世凱接到電報後，正在總統府用餐，接過電報連連嘆息：「遁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即通令全國「重懸賞格，緝兇歸案」。袁世凱第一個懷疑對象，便是黃興殺害了宋教仁。兩人為爭國務總理，兩派積怨至深。但實際上，當時大部分人都將謀害宋教仁的兇手，指向了袁世凱。

（宋教仁先生網路配圖）

宋教仁遇害，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訪問。他憑直覺，是袁世凱所為，因為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身份取得權力，通過法律途徑「倒袁」。遂於1913年3月21日，即宋中彈後第二天，結束行程，立刻返回國內。於3月25日抵達上海，當晚即在黃興家中召開了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孫中山先生認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在《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中（應桂馨之名，夔丞，上海青幫頭子）收錄了宋案前後，應桂馨和袁世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的往來電報。其中3月21日，應桂馨致 「川密」電洪述祖：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另據《張浦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載：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

但據史料分析，袁世凱謀害宋教仁，至少有三大大疑點。其一，動機不符。宋雖公開競選總理，極力推行「責任內閣制」以限制總統權力，卻一直十分明確主張要選袁世凱當總統。即便宋遇害，國民黨內還有孫中山、黃興這樣的權威領袖，其威望和根基皆遠高於宋教仁，同樣可以在總統正式選舉時實施「法律倒袁」，精明的袁世凱斷不會如此魯莽行事；其二，利益不符。相對於孫中山等一貫主張的武力「討袁」，宋則更傾向於和談以說服袁世凱，走到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設上來。故宋遇害後，袁曾一度十分恐慌「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了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其三，滅口能力不及。聲稱當時直接開槍射殺宋教仁的原清軍武官武士英被拘押後，關在上海海運局滬軍61團軍營，這支部隊由滬軍都督、革命家和青幫老大陳其美的部隊改編，是國民黨人黃郛的部隊，而黃郛、陳其美又和蔣介石以磕頭兄弟相稱。上海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宋案的破審工作一直在國民黨的嚴密控制下進行。身體健壯的武士英在預審前一天突然死亡被滅口，這是袁世凱之能力所不及的。他的勢力尚不能觸及到國民黨內部核心防衛圈。這就引發了宋案的另一個懷疑對象，本文不加敘述。

（宋教仁居所網路配圖）

宋教仁遇刺案，直接導致了「二次革命」的爆發，加劇了袁世凱集團的覆滅。其主謀有多個版本，眾說紛紜，又撲朔迷離。加之「二次革命」旋即爆發，從法律的角度未能找到直接證據，證明誰是真正的幕後主謀。為此，我們在嘆息中國「憲政之父」這一百年謎案之同時，更加嘆息近代中國與世界民主潮流，就此擦肩而過。

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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