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開:保持中立的態度與儒家的中庸究竟差了什麼?
具體地說,儒家熱衷討論的德政、聖人、執中和中庸諸觀念都隱含了理論上趨於「無為」的傾向,其中既濡染了道家思想,又充實以新的洞見和條理,曲折而深邃。
文/鄭開
早期儒家思想相當開放(資料圖)
早期的儒家心性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討論儒家實踐智慧和心性論語境中的「無為」,尤其是與「中」(執中、中庸等概念)之間的聯繫。《論語·堯曰》載:
例6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例6這段話中的「允執其中」,與「中庸」密切相關。宋明理學注意發揮寓於《中庸》裡面的心性論因素,朱熹《中庸章句序》發掘了《尚書·大禹謨》所載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弟子蔡沈說:「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皆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書經集傳·序》)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以來,特別重視「中庸」,而且解釋不一。今人張舜徽指出,偽《大禹謨》那「十六字心傳」前面,還有這樣一段話:「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這與《老子》第22章所說:「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沒有什麼不同。而且「十六字心傳」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兩語,初見於《荀子·解蔽》所引之《道經》。由此可見,依乎《孟子》《中庸》而建立的早期儒家心性之學,雖是儒家思想理論的核心,卻很難排除它沒有受到是道家思想的激發,而這種激發又體現了儒道兩家之間的思想對話關係。
我們還可以在《中庸》里找到更多的語句,表明《中庸》所重點闡發的「中庸」和「誠」似乎都濡染了「無為」的意味,同時又符合例6的基本旨趣,例如:
如此(中庸)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
又按《說苑·君道》引「孔子曰」:
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
可見,早期儒家思想相當開放,並沒有太多的門戶之見,與後世儒家的所作所為反差很大。
上面幾條例證表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幾者是一致的,相互蘊含的。換言之,上述語境中「無為」的準確含義應該從「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動而變」亦即「誠」與「中」(具有那種發乎本心、出於本性的意思)角度予以理解和把握。重要的是,中庸之道除了作為處世原則與精神境界,還包含了政治意味,也就是說它同時也是君主、聖王之道。
所以孔子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
觀念息息相通(資料圖)
「無知」、「中庸」與「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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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庸」意味著什麼呢?「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過猶不及」「無過不及」「不偏不倚」等都是程朱對「中庸」的理解,早已確定為「理學教科書」了。然而,如果我們這樣理解「中庸」,或者把它理解為適宜、均衡、平衡、折中,恰到好處,或者等同於孔子所說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爾不驕,威而不猛」,或者相當於亞里士多德所說的Mean(通常譯為「中庸」)概念,多少有點兒不足,也不盡準確。因為孔子以來都特彆強調中庸是不易掌握或不易達到的。
例如: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禮記·中庸》)
事實上,早期儒家認為,唯有聖人才能把握「中庸之道」,所謂——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人能之。(《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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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怎樣把握「執中」或「中庸」呢?
如果我們試圖將「中庸」、「誠」等《中庸》裡面的核心觀念聯繫於「無為」,同時參照《易傳·繫辭上》所說的「易,無思也,無為也」,可以做出以下推斷:易,中庸,誠和前面討論過的德政、聖人等,都是儒家思想里複雜難解的部分,都是儒家思想邏輯展開中的「極點」,而且都多少糾葛於、涉及了「無為」觀念。
例如孔子在《論語》中具體談到「中庸」時說: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
應該說,這段話的含義比較難以索解,而兩漢以前古籍亦未曾引述之,歷代的註疏往往也語焉不詳。細酌之,這段話難道不是《中庸》所謂「執兩用中」的具體表述嗎?值得玩味的是,孔子自稱「無知」,舊注皆以為謙詞,但我們還是認為,「無知」超乎一般意義上的「知」,或即最高意義上的「知」,難道不是嗎?那麼,這樣一種超乎一般意義上的「知」的「無知」,或者說最高意義上的「知」,究竟是什麼意思,具有怎樣的意義呢?至少可以認為,「無知」就是那種不假思慮、感而遂通的內在知覺經驗即精神經驗。倘若比較一下孔子所說的「無知」和道家哲學的「無知」概念,就難以否認它們是相互吻合的,這是不是令人驚詫?然而,我想強調的是,與其說孔子從老子那裡借用了「無知」概念或語詞,不若說孔子所說的「無知」體現了儒家哲學的思想邏輯。試進一步分析如下:早期儒家比較重視「聖」與「智」(或「知」)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新出文獻簡帛《五行篇》表明了這一點。這也使我們聯想起了孔子提到的「生而知之者」,並自謙「我非生而知之者」的說法。(《論語》之《季氏》、《述而》)很明確,孔子所謂「生而知之者」就是他推崇和景仰的聖人,例如堯舜。這樣一來,我們試圖把「叩其兩端而問焉」視為「執兩用中」在知識或智慧層面的擴展,而「中庸」包括了「生而知之」的內涵,因為這幾方面都可以統攝於「執中」或「中庸」,並且與「誠」、「感而遂通」(易)的觀念息息相通。
更耐人尋味的也許是:執中、中庸、誠、無知(生兒知之)、感而遂通等幾乎不可能經由邏輯判斷,或通過知識論途徑予以澄清和了解。實際上這幾個概念或語詞並不能僅僅從純思想角度予以理解和把握,因為它們都涉及了更為複雜的實踐向度;也就是說,它們多少逸出了思想範疇,應該從實踐智慧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從實踐智慧角度把握和理解「中」以及「誠」的意味,也就是從心性論層面的闡發與解釋;中國哲學中的心性論頗具實踐哲學的性質和特徵。
出乎一種內在的、自發的驅動力(資料圖)
聖人天性
對儒家來說,比追求智慧、探討知識性真理更重要的是道德倫理問題,即道德意識、道德意志和道德實踐諸問題,而這些問題皆與儒家心性論交涉在一起而莫分彼此。前引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
孟子亦曰:
例7 舜明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盡心下》)
子曰:性文武也,雖強學是,弗能及之矣。(馬王堆帛書《易傳·易之義》)
這幾段話都涉及了儒家思想極深邃的部分。它們反映出來的思想精髓在於,作為聖人的堯舜,其德性、德行和德業都訴諸先天,《易傳》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是也。《中庸》首章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謂之教。」所謂「率性」,程朱以來的正統解釋是「帥性」。然而,我們能否理解為「循性」呢?它是否與莊子所說的「情莫若率」(《莊子·山木》)相得益彰呢?其實,倘若把「率」讀作「率由」,並不違反儒家哲學的邏輯,反而更切合孟所說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莊子》所說的「率性」或者「安其性命之情」、「托不得已」云云,《淮南子》提到的「若性諸己」「我其性與(歟)」云云,正吻合於孟子「性之、性者」之義: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泰族訓》)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繆稱訓》)
首先,《繆稱訓》所說之「聖人在上,化育如神」正是《泰族訓》所說之「太上神化」,「我其性與(歟)」亦自是「若性諸己」的別樣表達。其含義相當於《孟子》和《易傳》(例7)所說之「性之」「性者」:對於聖人而言,其舉手投足無不中道、行走坐卧皆合禮義,並非刻意而為,而是出於本性、發乎本心。這就是為什麼孟子在《盡心上》里強調「堯舜性之也」的原因。所謂「性之」、「性者」的哲學含義,可以理解為:出乎本性或由本性使然,因而出乎一種內在的、自發的驅動力。程子解釋《盡心下》那段話時,曾分析說:「湯武,學而知之也,堯舜,生而知之。」(《二程集》)這種詮釋的啟發性是,孔子所說的「生而知之者」,即聖人,其社會倫理行動,出乎自然而然、自發和率性,而非出於某種道德意識的支配或者受某種外在原因(如利益)的驅動。但是,我們切記,這僅僅是適用於聖人而非肉體凡胎。看來,「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性之」、「生而知之」諸觀念並不是偶然出現於儒家典籍,它們都深具意味,代表了儒學精闢深邃的若干「極點」。
自周敦頤以來,宋儒經常涉及「無為」概念,往往也是圍繞聖人之性和理想德政的方向予以闡發,深化了「無為」出現於其中的心性論語境。
周濂溪反覆談到「誠則無事矣」的觀點,他說:「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故誠則無事矣。」(《通書·誠下》)「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誠幾神》)
同時他也通過「無欲」闡明「聖」。(《通書·聖學·公明》)應該說,周濂溪強調通過「無為」把握「誠」,與他「以中言性」、「天下化中,治之至也」的思想邏輯是分不開的。(《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上》)
邵雍在討論「無為」概念時指出:「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宋元學案》卷九《百源學案上》)似乎是以盡性、率情為「無為」,其準確含義就是本色呈現,沒有造作偽飾的意思。
程顥《定性書》勘破內外的區隔,啟用了「無心」、「無欲」概念,其所謂「與其非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似乎與司馬承禎的《坐忘論》殊途同歸。程頤特彆強調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花費了不少筆墨口舌討論「生知」、「未發」諸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討論多少與自然、無為思想曲徑通幽。
經與權之間均衡感(資料圖)
傾斜的天平
《周易》特別重視「中道」和「時義」,甚至可以把易道的精髓概括為「時中」。儒家所謂「時中」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經與權之間均衡感,就是因時變化,因地制宜,隨機斷事,就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言以蔽之,就是活的思想,就是實踐智慧的展現。
另外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是,道家(尤其是黃老學者)往往訴諸「執一」原則闡明「無為」理念之運用,而儒家思想語境中的「無為」卻更多地顯示出「執中」的意味。
其實,孟子明確闡述了「執中」與「執一」之間的不同: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下》)
孟子揭示的區別尤為重要,可以說也是儒道思想對話會通的重要例證。程伊川及其門生曾討論了孟子這兩段話: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
曰:執只是一個。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而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這裡所說的「通變」,換言之就是「權(變)」。
程頤很重視「執中」與「權變」的關係,他反覆闡論說: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
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由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門不入,在禹、稷之民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無人識權以字。(《宋元學案》卷十五《伊川學案上》)
前所論及的儒家思想語境中的「無為」,含義深刻而且特別,它們啟示了儒家哲學之思想邏輯的幾個「極點」,因而都顯示出超脫於尋常意義的傾向,同時也都顯示出與道家思想相互切磋、相互對話的痕迹;換言之,儒家思想語境中的「無為」之說並非出乎偶然,借鑒和吸納道家思想也僅僅外在的誘因而已,最重要的是,它出現於儒家思想邏輯的延長線上,具體地說,儒家熱衷討論的德政、聖人、執中和中庸諸觀念都隱含了理論上趨於「無為」的傾向,其中既濡染了道家思想,又充實以新的洞見和條理,曲折而深邃。反過來說,儒家無為之說支撐起了幾個重要「極點」,這幾個「極點」也是儒家思想的「支點」。從這個意義上看,儒家「無為」說的出現與發展乃儒家思想發展之邏輯必然。
參考文獻及注釋:
這段話的釋義,可以參照了楊伯峻的說法(詳見《論語譯註》,第233-23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例如:錢大昕著《中庸說》,認為「中」乃「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並指出: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自孔子始言「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雲「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即執中之義,而執中莫如隨時。(《潛研堂文集》卷三)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22-23頁,北京:中華書局年。
陳來:《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第141-157頁,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實際上,史冊記載的堯舜禹的傳說,恰好印證了他們確是「生而知之者」。
鄭開:《孟子人性論芻議》,載李景林、李祥俊主編《中國哲學的價值觀問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特別是「誠」的概念,幾乎就是「自然」概念的另一種說法而已。
例如《禮記·學記》曰:「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又曰:「君子大德不言,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孔穎達疏曰:「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為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用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為諸器之本也。」陳皓謂:「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孫希旦《集解》卷三六引朱熹曰:「大德不官,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按此數語,與更正統的「爵有功、祿有德」、「不官無德,不尊無功」的說法明顯不同,何也?顯而易見,上述說法多少受了點老莊道家思想的影響。值得進行深入的對比。當然,也可以與儒家無為思想合而觀之,因為它們都涉及了儒家聖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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