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禁穆令」又是給沙特「撐腰」 特朗普到底想要什麼外交？

特朗普以反「政治正確」的面貌上台，被很多人稱之為「瘋子」。許多研究者都相信美國國家制度的力量勢必「馴服」他，終將使他成為一個「普通」的美國總統。

然而，特朗普本人上台後，不僅行事「乖張」，奇招不斷，而且對曾經的競選承諾言出必行，踐行著「出格」的違反「政治正確」的事。無論是「禁穆令」，還是近期退出「巴黎協定」，都使很人大跌眼鏡。

不得不說，特朗普上台後給美國人民帶來一副新面孔，給美國帶來一股新氣象，給世界也帶來了新的變化。但追根溯源，特朗普要的是「美國第一」。

特朗普多次在其外交政策演講中強調「美國第一」

來源：Daily Mail

「美國第一」即國家至上，是現代國家政治的準則，亦是國際政治的常態。然而，這在美國人看來，則稍有不同。二戰後的歷史，強化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反而成了弱勢。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只是將「國家至上」的行事風格重新挽回罷了。

一、道義取代利益，意識形態取代國家至上

二戰後，美國為抗衡蘇聯，主動強化自身意識形態的特點，刻意強調自身民主自由之價值觀及其普世性，以塑造得以擊敗蘇維埃意識形態的工具，佔領道德高地。卻不曾想，長達近50年的價值觀外交不僅沒有在蘇聯解體後偃旗息鼓，反而愈發強勢。美國對其自身的制度自信與意識形態的信心在冷戰後達到頂峰。

且不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哪怕是向來審慎且踐行現實主義均勢傳統的布熱津斯基亦在《大棋局》中強調美國的首要地位，美利堅要承擔世界領袖的角色。21世紀初的左翼理論家，甚至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比喻為「帝國」，足見美國在彼時的強勢與自信。

然而，這種對自身權力的自信最終導致了權力的濫用。小布希政府期間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摧毀了薩達姆政權。其背後的理由，一方面是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價值觀外交的慣性使然，不容異己。

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位於巴格達的薩達姆雕像被推倒

來源：New Yorker

基於「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外交，再加上美國自建國後就一直存在的天命論，使得美國用「道義」而不是「利益」指導外交工作。這也使得奧巴馬政府在應對「阿拉伯之春」時應對失據。

奧巴馬站在「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的制高點上，以「民情民意」來坐視穆巴拉克的倒台，推動卡扎菲的毀滅，進而促成敘利亞內戰，最終給極端武裝在中東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除此之外，奧巴馬的「道貌岸然」亦使海灣地區的諸王國產生了對美國的信任危機。沙特王室開始懷疑美國是否在下一輪人民的革命中幫助其維持政權。其次，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與伊朗達成和解，亦深刻地加劇了沙特被美國拋棄的恐懼。

時任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言：「我們需要利用外交及所掌握的情報，向那些秘密資助ISIL和其它極端遜尼派武裝分子的卡達和沙特施加壓力。」

美國改善與伊朗的關係，給奧巴馬留下了可留傳後世的「聲望」，足以與美古（古巴）結束「冷戰」相媲美。然而，奧巴馬政府的伊朗政策卻徹底破壞了中東的地緣均勢。

奧巴馬在任時與伊朗達成「伊朗核協議」

來源：thegatewaypundit

在利比亞與埃及，美國自己打破了自身對合作夥伴的承諾。在奧巴馬政府視穆巴拉克與卡扎菲為專制暴斂的獨裁者的同時，便不可挽回地放棄了對中東地區穩定的承諾。既然選擇了民眾革命，選擇了民主政治的原則，就不可避免地放棄了基於地緣政治利益與實力政治的原則。

奧巴馬的中東外交讓道義凌駕於國家利益至上，亦使國家利益淪落為維護道義原則的工具。

美國無視中東地緣政治原則，故意忽視了沙特王室在維繫自身正統性及統治合法性上的權益，坐視沙特與伊朗在中東的地緣競爭，最終導致的不是「鷸蚌相爭」，而是壓力的外溢——恐怖主義的全球擴散。

二、道義斷、利益賺

歷史上，基於「道義」與「正統性」，或者說是將「天命」做為外交原則的國家最後都失敗了。中國歷史上，南宋基於正統性與蒙古的結盟，南明基於政治正確與滿清共同打擊農民軍，最終導致的結果都是驅狼迎虎的結局。

國際政治的悲劇在於，基於道義就不可不放棄外交的靈活性。因為道義上只講對錯，無討價還價之餘地。而基於實力政治的外交政策，既無「憐憫」亦無「原則」，卻可最大程度上保持靈活，衡量利弊。

判斷對錯，選項只有一個。而衡量利弊，卻可交易。

特朗普的「瘋狂」在於重新將實力政治的原則赤裸裸地展現在美國民眾面前，將現實政治中的「利益取向」放到檯面上講，而這恰恰是美國在奧巴馬時代漸漸被遺忘的內容。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中東之行是擺明了給沙特「撐腰」，加劇沙特與伊朗的對立。實則，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重新找回英帝國時代的「代理人統治」的感覺，利用均勢將中東的地緣衝突控制在中東這個單一地區之內，消除恐怖主義外溢的土壤。

特朗普5月的中東之行與沙特簽署了幾千億的貿易合同

來源：Reuters

特朗普與沙特王室簽署1100億的大單，以軍火貿易為主，是他重新製造中東均勢的努力。特朗普及薩勒曼都很清楚，若無美國支持，海合會國家加在一起也難以抗衡一個具備工業化基礎的伊朗。

奧巴馬的錯誤在於，他寄希望於通過與伊朗的和解來警告沙特王室對恐怖主義的支持。但是，卻忽視了沙特王室對伊朗的疑懼遠勝於對美國權威的恐懼。在得不到美國支持的情況下，沙特反而會更加尋求地區內的潛在夥伴來助其地域伊朗權勢的擴張，即便是極端分子亦可利用。

這就加劇了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在中東的滋生，也加劇了恐怖主義的外溢，最終威脅美國在全球的利益。

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加強與沙特的合作，強調沙美利益的一致性。一方面，可重新收拾沙特對美國所失去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於制止沙特對恐怖組織的資助。

至於沙特與伊朗競爭的過程中，是否會衝突加劇，是否會對兩國的百姓造成影響，這對特朗普來說根本不重要，反恐才是第一位的。

今日主筆 蔣旭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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