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培德：型塑辛亥革命的敘述架構

「將武昌起義及其後響應的事件都統稱為辛亥革命，這牽扯到事件彼此連屬關係之界定的問題，亦即如何去判定事件究竟是單一的『亂事』，還是統屬於同一革命。」本文整理和分析了「公領域」報紙以及「私領域」日記對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清帝遜位之間發生的各革命事件之敘述，從而探索辛亥革命敘述架構的萌發和建構。出自《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第2冊，有刪節。作者沙培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武昌起義於辛亥十月十日夜爆發時，沒有人意料到這將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至少在當時沒有人會真的想到，各地竟然在幾個禮拜之內就相繼以「革命」或「共和」的名義宣布獨立或自治而脫離了清朝，進之於幾個月之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了。而武昌起義及其所引發的一連串響應革命的事件之間究竟有何因果關係，至今則仍未得到適足的辨析。『

革命得以成功的因素之一就在一種訴諸民族情結的革命敘述架構（narrative framework）經過多年的醞釀之後，終於排山倒海地散播開來，無法遏抑，以至於武昌一變天，各地很快地就跟著響應，甚至大到牽動了省份，而這都在在符應了這些革命敘述架構所預見的徵象。

這並非在說，清朝的覆亡是勢所難擋的；而是在於說，當時中國人民已經可以理解到革命所象徵的從帝制丕變為共和的政體改易。這樣的理解是需要透過各種流通的文字或口耳相傳的「敘述」的潛移默化後才得以醞釀而成的。而幾乎所有識字的中國人，不管是站在擁護或反對清朝的立場，都已對這種革命敘述各具一定程度上的體認；換句話說，中國當代的精英分子可以說已經對這些政治變動所透露的革命前兆，瞭然於心了，而不管革命的結果是好是壞，他們本身都已身不由己地躬逢其盛了。

當代的日記，就記錄下許多當時人們對武昌起義及其後續革命事件的種種反響。而從本文所採樣的日記來看，很少有人可以就此忽略或質疑武昌起義的重要性。一旦把日記與報紙的敘述說法整合起來時，我們就可以對革命從爆發到11月份的這當中的發展過程，有一個較深刻的印象。有些日記作者雖堅決反對革命，卻不得不接受武昌起義所引發的一連串革命連鎖效應導致清帝遜位的事實。唯獨有幾位日記作者似乎還在狀況之外而認為，這些革命變亂不過是一種朝代興衰的循環，徑自將革命分子都當作是「亂臣賊子」，根本就無法接受將會有新的合法政權代之而起的可能性。雖說當時絕大多數的時局看官，從未把20世紀最初十年間的起義事件，甚或後來的川亂，看作是真正的革命的開始，而是直到武昌起義爆發之後，他們才驚覺事態的不同，這才猛然意識到革命儼然已是箭在弦上，一發不可收拾了。本文旨在檢視當時的人們是如何又為何接受辛亥革命已成定局的事實。

須知，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未參與革命行動的旁觀者。革命當然是由付出實際行動的少數人所帶動的。而旁觀者雖居於被動角色卻也是可以牽動革命的局勢演變，因為要不是他們直接或間接「敘述」革命的發生的話，革命很可能就失敗了。武昌起義並非一爆發就被認為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開端，所以說，一種型塑辛亥革命的革命敘述架構就尚未出現。但是當清軍自武昌一役潰敗並接著兵敗如山倒般地於數星期之內失陷了許多重要城市之後，革命敘述就此開始傳得沸沸揚揚的了。

當時中國的新聞媒體不僅立刻將全國的這些軍事與政治事件向讀者披露並作評議，還報道了各國的反應。本文著重以當時的兩大日報——上海的《申報》與天津的《大公報》——為研究案例，來探索革命事件是怎麼被人放進革命敘述架構之中，從而追查革命敘述架構是怎麼萌發的。此外，當代日記針對革命事件而做的諸多敘述，對了解革命敘述架構的萌發，也起到了「拾綴補遺」的作用。當報紙與日記對各個革命事件的發生做出敘述的同時，事實上也一起型塑了辛亥革命的敘述架構。報紙運作於「公領域」的範疇，而日記則屬於「私領域」的範疇。當我們去翻閱日記的日誌像是1911年11月的內容時，我們看得出日記作者本身並不知道辛亥革命的敘述架構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所以說辛亥革命的敘述架構還是未完成的故事。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得出報紙與大多數的日記作者，都同時跟一定相同的事件（像是蘇州宣布獨立、湖南成立民軍、官眷回歸舊籍）聯結上關係。如果這些事件有著環環相扣的關係，那麼全部放在一起就訴說著一件大紀事了。

報社雖未在全中國各地都設有分號，一旦有新聞價值的事件發生了，其旗下的記者仍可運用電報來對外發布消息。雖說當時的新聞業尚未完全達到專業水準的地步，但人們還是可以大略地從林林總總的新聞版面當中分辨出新聞究竟是屬第一手、轉載、傳聞或者社論的文章。

尤其在社論當中，將武昌起義及其後響應的事件都統稱為辛亥革命，這牽扯到事件彼此連屬關係之界定的問題，亦即如何去判定事件究竟是單一的「亂事」，還是統屬於同一革命。而一旦認定是革命，事情就嚴重了，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交代清楚的，而是有頭有尾的一個過程。一旦革命思想打入中國政治意識，革命黨的每一個活動就為「革命敘述架構」添上一筆了。

當我們去檢驗發生於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清帝遜位之間的革命事件的「敘述說法」是如何被建構起來時，就比較能夠去掌握到此一事件從其報道開始所產生的影響，及其往後對歷史意識所產生可能的影響等。創立於1872年的《申報》是一個政治傾向相當中立之全國性的商業報紙。

不過，隨著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申報》對清朝的批評便跟著加劇了，而其立場很快地就轉向支持革命。11月初上海一被革命黨攻下，《申報》儼然就成了革命黨的傳聲筒了。而由一位具有個人思維之天主教徒的滿洲人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始終大力鼓吹君主立憲。《大公報》對清廷與革命黨人的批判性，都是一樣的。

《申報》版的辛亥革命敘述主要是放在報道對革命從奮鬥到最後成功之後以1912年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為最高潮之過程的正面敘述，與國民黨於1928年以後在上千版本教科書當中之置入性行銷的官定版迥異。然而，《申報》的敘述，並非是橫跨1911至1912年之間的冬天的唯一版本。《大公報》所描繪的革命敘述，著眼於革命實事之論斷，而不在於奮鬥成功的過程，其內容大多比較偏向各種負面的報道。《大公報》認為，革命是民怨積久而成的，勢所難免，但怕就怕革命會帶來像《申報》所慶祝的「漢民族意識」抬頭的後果，反而造成國家民族的分裂，所以與其革命，倒不如去努力付諸實行保留了皇帝某種象徵性地位的君主立憲要來得高明一點。《大公報》版的革命敘述架構的最終高潮並非是在1912年1月1日南京共和政府成立之時，而是同年2月12日的清帝宣布退位一事。《申報》與《大公報》的革命敘述架構，同樣都是采「武昌亂事」——「革命響應」——「建立共和」的三部曲式的轉折。當然，要刻意在這兩份每天都塞滿各種有關政客、土匪與外國新聞的報紙當中去挖掘革命敘述架構的蛛絲馬跡，是有其勉強之處。《申報》版的革命敘述，象徵一個種族自我救贖的勝利，即漢民族的復興，而《大公報》版的革命敘述，至少還有一個清楚的結局高潮——象徵中國新時代開始的清帝遜位。此一新時代的開始，或許就是革命的精髓。

很顯然地，革命敘述架構早已是中國精英分子用來理解當代事件的一個工具。而在歷經一個世代時間之久的革命運動的鼓吹下，革命敘述架構就更加豐碩而紮實了。須知，雖說四川在10月10日以後就連同其他長江中游地區與南方省份都成為革命敘述的主角，但是武昌起義前的四川保路風潮或川亂，並不屬於革命敘述架構的範疇之內，而報紙也當然沒有將武昌起義前的一個世代當中所出現的各種舉事列入革命敘述架構的範疇之內，縱使有些舉事是革命黨所發動的。武昌起義一開始也是先被當作是像四川一樣的動亂而被議論紛紛，但很快地大家就注意到武昌起義有別於其他動亂快速地引發了各省的響應，就此開啟了革命敘述架構的扉頁。發起保路運動的人並不以革命走卒自居或以革命為其標的。就算報紙最初有關武昌起義的報道大都不太準確，但對帶頭髮難的革命黨員身份都再明確不過了，由是報紙與日記作者都開始以「革命軍」相稱，而回溯起來，這即是辛亥革命敘述架構的開始了。

10月：從武昌亂事到響應革命

各界起初對武昌起義爆發作何反應？武昌起義比起早前的舉事、黃花崗之役以及四川尚未止息的保路風潮，又有何不同？當然，沒有誰能說得准「辛亥革命」已經開始了，也就是說沒有人料到清朝就這麼快地被推翻了。《大公報》到十月中的版面其所錄的官方電文中，還提到「革黨」、「匪黨」或「革匪」等意圖舉事造反云云。

而《申報》的新聞較紊亂，前一天的評論才說，武昌起義事機敗露，拿獲革命黨多人；第二天的評論，就改以「武昌革命」為題，標榜武昌起義是革命黨最為成功之舉事，並舉出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軍民有轉向支持革命黨的趨勢。同樣在幾天之內，《大公報》也報道了總理大臣擔心若不快速平定武昌，長江各省都會跟著亂。

武昌起義後，《申報》評論欄內就道出當時中國動蕩不安之中隱伏著各種變數的局勢：就當大家擔憂革命動亂讓土匪四處流竄之餘，也只能等著看究竟哪一邊會勝出。幾天後其評論欄又發文表示：不待誰勝出，局勢穩定前，只能先求自保。《申報》的報道總會點名身份是革命黨、土匪或者假冒革命黨的土匪，而《大公報》的報道就比較籠統，一概說是亂事云云；兩大報都憂慮中國陷入混亂，但是《大公報》比《申報》更緊張於局勢的演變。

在《大公報》看來，武昌起義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就在清朝早已失去民心了。而當此之時，軍心又渙散，更讓清廷難以挽回頹勢。須知「治國之要道，首曰得民心，次曰得軍心。若軍民之心俱失，則社稷未有不顛危者。蓋國者，民之集合體也，民之所以賴有國者，以性命財產惟國是依，故合眾志眾力維持而匡助之，使永鞏固。設性命財產國家不能保護，或因而受危害，則民何貴乎有國」。因此，為今之計，只有改變治國政策一途了。

而最早出現的「革命敘述架構」的雛形，可能就是《申報》文藝版所刊登的一篇小品文《水族革命記》。文中以寓言體裁暗諷龍王暴政引發「魚民」革命而首開革命敘述架構之先。

因此，雖說還不能就此斷定革命敘述架構到十月底就已經形成了，但各家報紙都已經開始揣測，或許武昌起義有可能就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開端了。當我們去翻閱當代人士日記所記述的對武昌起義的反應時，很顯然地他們最初的反應都是將武昌起義與四川保路風潮一概而論。就有不少的觀察人士都把武昌起義看作是川亂的延伸而已。只不過，很快地武昌起義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簡單了，而是開始撼動清朝的統治基礎。

譬如，清朝的舊臣葉昌熾，就曾在他四月五日的陰曆日記中，記述了他從報紙得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的消息，並對舉事失敗的年少革命黨分子聊表悲嘆敬畏之意。葉昌熾少說也是看了《申報》的報道，才會在初秋之時記述了川亂波及兩廣與湖南等地。然而，當武昌起義消息在起義兩天後傳到葉昌熾的耳里時，他深感驚駭，因為這是他第一次聽到清朝在一個重要省城失守。葉昌熾在日記里將湖廣總督瑞澂棄城走避的始末略做了敘述。過了幾個星期之後，葉昌熾又形容「鄂亂」猶如「炸彈爆發」般地擴散至湖南四川等地，而其言辭中將亂事的責任歸咎於瑞澂的失職之程度，好似不下於其對革命黨的不滿。到了十月底，葉昌熾在日記中痛罵瑞澂「貪生喪恥」之餘，就不時記述著清朝在各地告急的消息。

其他像葉昌熾這樣的清朝官宦很少不會提及武昌起義所引爆的震撼彈，但他們卻都尚未意識到這將會是一個足以撼動清朝基業的新興勢力，只把它當做是每天讀報當中的一個新聞事件與注意官方消息的例行功課而已，而其日記仍舊是記述他們私人生活為主：生活步調依舊，未受革命事件的擺布。而同樣是武昌起義的事件，若傳到死硬革命派的耳里，自然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黃尊三是加入同盟會的留日學生，而他早在四川保路風潮之初，就已推測「革命潮流」將會從此散播開來。當黃尊三從報中得知武昌起義所傳來的捷報時，他立刻變得「欣喜欲狂，繞室仿徨，不知所措」，振奮到一夜難眠至天將明，入睡後還夢到與革命軍一起奮戰呢。我無法確知為何人在日本的黃尊三取得革命消息的時間相當緩慢。但礙於缺乏旅費，又經友人勸阻最好等到革命軍佔領上海之後再大家一起回去的意見之下，才暫且作罷。

此後的三個星期當中，黃尊三就到處跟其他留日革命黨同人大肆慶祝而無心於功課了。隨著局勢的發展，他們就越來越相信革命已是勢所難擋了。

而當時就讀於北京清華學堂的吳宓，則代表對革命的第三方觀點。從其日記可看出他並不太熱衷於政治議題，把革命動蕩當作是可以「增廣見聞」的經驗，並可用作將來寫書的資料。甚至還說「能經此一番離奇變遷，目睹而心識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當然他也密切注意革命的發展。他雖然信手也將武昌起義寫成是「亂事」，這並不代表他認同清朝的正當性地位。況且他認定滿人歧視漢人。他的立場相當中立且安於現狀，但很快地就意識到清朝有可能不保了。然而，清朝封鎖北京一切革命消息的傳遞，讓他對掌握時局的確切詳情，大感不便，只能從旁人與同學輩中得知一些傳聞。由於訊息紊亂，讓他不知何去何從，加之各地交通中斷，他只能待在原地靜觀其變。北京人心惶惶，出現了銀行擠兌的情況。等到局勢越來越糟時，他就十分憂慮自身生命與家人的安危；當校內同學都紛紛走避時，他也想前往上海與其父親會合，但礙於局勢混亂而作罷。吳宓評估，革命勝負全看袁世凱選擇站在哪一邊而定，但不論結果如何，都總要付出嚴重的代價，甚至有可能就此分裂成南北對峙的兩個國家。

然而，等到北京局勢稍緩，新聞管道暢通之後，吳宓又對各報紙各說各話且誇大不實一事相當嫌惡：「吾輩今日處此，如在夢中，外間真確消息毫未聞知，實為不妥之事。」但至少現在他比較能夠將心思放在書本上了。

11月：革命敘述架構的萌發

武昌起義很快就被視作是「革命」的發端，但是一個完整的「革命敘述架構」，則要等到11月後才會具體的形成，而形成的過程也相當快速。整個革命敘述架構的主要故事安排是，先有過去的壓迫、反抗；才有現在的爭端、戰端和談判兩端；而未來的最後結局則是清朝被推翻了。大多不希望看到清朝被推翻的人，仍會密切注意革命敘述的訴求，因為革命就算沒有成功，至少還能讓清朝有一番基本改革的作為。

《大公報》用了很多版面揣測袁世凱的一舉一動。有意思的是，《大公報》比《申報》用更多的版面來解釋革命的前因後果與革命黨的訴求為何。兩大報同樣都追蹤報道了革命黨的消息，但只有《大公報》試圖解釋革命的宗旨與手段，或許《申報》已認定讀者都知道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吧。

《申報》在武昌起義後第九天，才藉由報道湖北軍政府的機關報的簡章中首次提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建立共和，但沒有解釋共和的實質意義，或者如何建立共和。遲至起義的第十二天後，《申報》才在替軍政府發布安撫人心的消息中表示：革命的宗旨在「驅除，建立民國，一掃從前之暴法苛政，出吾同胞於水火之中，即為吾同胞雪祖宗之恥，立子孫之基……。」

就在同一天，《申報》還刊登了孫中山在日本的一個演講，強調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建立共和，而其所用的手段正是民族主義。

《大公報》的革命敘述，雖比較具批判性，卻也比較具體地指出辛亥革命與前朝的亂事之間的不同之處就在：過去革命亂事的目的，都是為了當皇帝而殺人報仇與爭城奪地，以至於過去的亂事不外是君主與亂黨兩方之間的競爭，而人民往往只是束手旁觀而已；而現在亂事的目的，則是要革除「政治之不良者，以救同胞於水火之中」，人民之所以響應，就是想要回復其天賦人權與自由而已。武昌起義成不成功都已是「真革命」，而清廷要不要「真立憲」，都得先熬過革命這一關，所以中國未來的命運究竟是走向共和政體或者君主立憲，端視「真革命」與「真立憲」的勝負結局而定了。

《申報》從11月開始的新聞版面就持續表示看好革命軍的同時，也越來越對清軍的不堪一擊、狡詐及道德淪喪，嗤之以鼻。

《大公報》可就沒那麼相信革命的一切，並為了革命究竟是仇恨滿族的種族革命，還是為了伸張民權的政治革命，進行論辯；但到後來就越來越認定革命黨人骨子裡就是反滿的種族主義者，而就算辛亥革命是純粹的政治革命，中國仍免不了陷入分裂的局勢而遭外人所覬覦瓜分。即使如此，《大公報》在11月8日社論欄里仍不免要承認，革命黨因懂得尊重人道、不濫殺無辜，才能擄獲人心。這等於是在說革命黨超脫了狹隘的種族意識形態，間接證明了革命黨並非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者。不過，隔天的同一社論欄，卻是一副替清朝說項的語氣，其擁護清朝的立場再鮮明不過了。

《大公報》縱使對革命黨的態度不一，卻始終擔心「漢民族主義」會就此排斥他族，危害到中國的統一。種族革命一旦使中國民族四分五裂，演變為千百個各自為政的獨立國之亂局，外國瓜分之禍就會隨之而來。最後則是讓黃種人被滅種了。而政治革命就算沒有滅種的危機，還是會造成國家的動蕩不安。《大公報》本身是支持設立國會的。但是要一下子從君主制轉變為共和制，這當中的轉變太快了。但不管是君主制或共和制的立憲政體，乃都不符於中國現實局勢之需。

然而，《大公報》到11月中也看到《申報》所看到的，就是革命風潮已是勢所難擋的了，只剩下直隸、河南與東三省還可以苟延殘喘。就連山東也「獨立」了。至此，《大公報》再也不能不正視「革命敘述架構」的編撰了。

到了11月時，各方就已看壞清朝情勢了。許多日記作者每天都會記載各地清軍潰不成軍的消息或傳聞。即使知道此中傳聞誇大不實居多，他們也會姑且聽之。就算他們沒有直接受到戰禍的牽連，他們還是會從周遭謠言紛亂與銀行擠兌等現象當中，感受到政治的大動蕩。吳宓的日記就充滿憂患意識，擔憂中國的前途。他其實不太相信清朝會就此改革，但若真的改革，也許就會像他的老師說的一樣：「革命之事或將由此而止」；要不然就是像吳宓所擔憂的中國將分裂為南北對峙的兩個國家。而目睹革命席捲全中國的他，似乎可以感受到中國正在歷經一種不可逆轉的根本轉變。

葉昌熾只顧著在日記中記錄這些聽來讀來的消息，卻未見他發表任何個人的評論。而滿洲人恩光則在日記中盡吐其對亂事的看法。他就感嘆，清朝仁政千古未有；何以叛逆之徒竟意圖引進外夷制度來摧毀中國數千年來的綱常倫理禮樂政治，使得清朝面臨「國家危殆」的局勢呢？恩光每日按表操課地寫日誌記事的同時，都會在日記上頭的空白處加註一些札記與按語。這些札記與按語與日誌日期不相吻合，以致無法確切掌握其註記時的日期。它們也許是後來針對日記所提及的事件而做的評論，不過卻也正好說明恩光當時的心情。

12月：國慶大戲與亡國悲劇

自12月起，各家報紙已越來越把事件的焦點放在袁世凱與停戰議和之上。 縱使《申報》仍不忘情報道革命創建共和的偉大功績，卻能開宗明義地點出，共和局勢已定而各國卻未能及時承認革命軍政府的原因之一，就在於臨時政府尚未設立。

《申報》早在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以前就已開始以「中華民國」名號相稱之，抑且也開始報道象徵新民國時代來臨的政治儀式，諸如：上海軍政府就主持一項追悼革命烈士的典禮與遊行儀式來表彰男女先烈慷慨赴義的俠義；接著又用一種推崇式的語調與大幅刊登孫中山肖像，來報道孫中山即將蒞滬以及上海軍政府該用何種禮節來迎接他的消息。至此，孫中山在各方眼裡儼然已是中華英雄，甚至世界英雄，而受到大家的尊敬、愛戴與崇拜。他在流亡海外數十年之後，終於勝利歸國了。

對《大公報》來說，孫中山比較像是麻煩人物，而非歌頌的對象。《大公報》向革命黨喊話：不該讓戰禍綿延荼毒百姓，為了國家人民的福祉，應速速停戰議和，並接受一種融合了君權虛懸的君主立憲與民主內閣制的共和政體；《大公報》認為革命黨的問題比較大，就在革命黨單方面堅持完全共和，不顧清朝方面已經多所讓步並同意制憲的事實，而一樣是立憲政體，何苦拘泥於君主與民主的虛名而爭執不下呢？《大公報》甚至還公開徵文，向各方請益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爭的解決辦法。從12月起到翌年1月就陸陸續續發表了標題為《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的連載文章，當中所有作者都傾向折中路線的君主立憲。

《大公報》接下來就開始看壞中國的局勢。時局很亂，不管誰當家，當地都有土匪流竄搶劫，商家又不敢開市，往往只能被迫跟著革命軍走。一位作者就抨擊革命黨煽動青年子弟參加革命，而犧牲這些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性命之代價，就是斷送了中國未來的前途。接著又屢屢發文，擔心中國即將陷入分裂（特別是西藏蒙古的「獨立」問題）；抑且也認為革命從許多方面來看，勝算不大：畢竟革命黨當時真正掌控的只有江、鄂兩省，而其餘宣布獨立的各省當中又不全屬於革命黨陣營，更別提其他出現兩派都督人馬彼此對峙分裂的省份。總的說來，《大公報》始終認為不經一番重大的變革妥協是很難達成議和的。但是，是不是議和就功德圓滿了？不盡然，事實上「議和以後，必將發生種種問題」。

當《大公報》反對共和的立場轉為強硬，《申報》反對清朝的立場也轉為強硬了。而《申報》則顯然已從一般報紙轉變成革命黨的傳聲筒。孫中山的歸國與民國的建立，彼此是互為表裡的事。《申報》的一則評論在盛讚孫中山媲美華盛頓之餘，乃期望孫中山能接受勸進，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另一則評論也以歡慶的口吻表示，民國總統的出現等於掃除中國2000年專制遺毒，這是自堯舜以來從未有的盛世。

1~2月：「熱月政變」在中國上演？

對《申報》來說，革命在1912年之開初就已算大功告成了。此時正好就是整個革命敘述架構的高潮。《申報》於民國元年1月1日就刊載慶祝孫中山榮膺臨時大總統的祝賀文。此賀文即是採用典型的「革命敘述架構」的模式，即在外族專制殘虐剝削的統治之下，黎庶塗炭，引發了革命，最後「推翻滿清，恢復中華」。上海商界回應共和的單調文告，即使沒有訴諸強烈的民族主義，也是相當典型的革命敘述：

吾國商界之苦專制久矣，壓力重則生計艱，生計艱則道德喪。長此不變而欲生存於商戰劇烈之世界，其可得乎？今則一躍而起，脫離專制，而有商界共和團之建設……我中華民國之商旗，有不巍然樹立於世界乎！

《大公報》就看不到這種象徵民族正義的宣言；即使有報道民國政府的消息，但也都是用再低調不過的版面做處理。都已是民國元年1月了，《大公報》仍舊繼續刊登聲援君主立憲的連載徵文，主打「虛君共和制」的論調。《大公報》認定革命黨在議和一事上，是陽奉陰違，目的在於拖延時間藉以坐大勢力，就怕清朝議和不成，最後反而被推翻了。只要清朝存在一天，《大公報》的革命敘述架構就不會有「推翻滿清」的大結局。這樣看來《大公報》的革命敘述架構的大結局，絕非是民國元年1月有名無實的共和，而是2月的清帝遜位。

到1月下旬，以皇太后為代表的清廷內部正考慮退位的傳聞，就已出現在《大公報》上。接著，2月6日有清廷預備移居頤和園的消息；2月8日則報道了，袁世凱與清廷在優待皇室條件上所達成的共識及其所能接受的底線。《大公報》已有預感清朝皇帝很快就會宣布退位，而清朝一旦承認共和，那麼《大公報》所期待的「虛君共和制」的理想，就等於是實現了。清帝遜位雖是歷代亡國前所未見的事，但一旦交出中國統治權，一樣走入歷史了。到了2月9日，《大公報》就急著發布，遜位詔書草案已擬好送交袁內閣核閱的消息。隨後的幾天內又披露兩方在優待皇室條款上談不攏的事。最後總算在2月12日，《大公報》發布清帝遜位諭旨全文。而《大公報》也完全不浪費時間地就立刻在《諭旨》一文後面刊登了一篇回顧辛亥革命的文章，旨在總結辛亥革命是如何終結中國兩千餘年來的專制政體，破除了數千年禁錮人心的歷史、宗教與習慣，開創共和政體之新紀元，使民氣得以抒發。

《大公報》版的革命敘述架構，總算是有一個最後結局的交代，即其所期待的「虛君共和國體」。此後南北議和的戲碼還多拖近一個月之久。

結語

革命敘述架構乃是隨著革命的進行才慢慢地被堆砌出來的。革命敘述雖會因立場不同而各異，但對革命的認定仍有基本的共識。事實上，從武昌起義一爆發，大奏凱歌的《申報》與如聞喪鐘的《大公報》，都幾乎從一開始就認定武昌起義乃是有別於廣東起義與四川保路風潮等地方亂事的一起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而這樣的認定，跟武昌起義師出有名的帶頭人物，有很大的關係，但是革命敘述架構本身，其實還要等到武昌起義成功之後的幾個星期當中，才從各省響應的各種革命事件堆砌而來的。這些革命事件都是用「獨立」「光復」與「共和」等字眼來作標語。這類標語都從已思辨十年的「革命」概念所衍生而來的。辛亥革命是從「混亂」之中開始的，而到頭來「共和局勢」卻還是一場「剪不斷，理還亂」的混亂。但不論革命是不是一件好事，革命都已發生了。

辛亥革命之能成功，部分原因不外就是清末的時局看官都能看出武昌起義及其後各地響應的起義事件之間存在著一種「連續性」，亦即他們能夠把武昌起義後的所有革命事件都聯結起來並看作是一個單一的革命運動。而這樣的認知也說得上是從各種起義事件的革命敘述所拼湊而來的，然後再反過來型塑出一個共同的革命敘述架構。而此一共同革命敘述架構，就在坊間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間彼此傳誦下，又再反過來對革命運動的散播起了推波助瀾之效，進而將革命推向成功的高點。這點可從日記作者讀報後所寫下的各種有關革命事件及感想中窺見一斑。不管是支持革命、反對革命或者立場中立，都看得出時代轉變的巨輪已開始在轉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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