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一刀 一琴

晨報記者殷茵

工作室的進門處，一張約2米×4米的巨大長桌，就是張建平的「戰場」。

正中央，一把剛剛用機器打磨出雛形的琴躺在上面，一旁，斑駁的皮袋裡，插滿了他的「武器」——銼刀、刻刀、刨刀、毛刷、砂皮，這些不是父親傳給他的，就是他親自到外面訂製的。

張建平從耳邊取下一支鉛筆，輕輕在枹桐木做的琴面上勾畫著一隻小鳥，然後鏤刻出大致的形狀後，又拿起銼刀輕輕打磨著邊緣，這是個精細活兒，年近六十的張建平如今視力有些退化，架在鼻樑上的眼鏡有些「不聽話」，他不得不放慢速度，偶爾推一推眼鏡。

即便如今大部分工序都可以用機器取代，但這些事情他仍堅持親力親為。其實，電腦雕花並不會對一把琴的音色產生多大影響，但這就是手工藝人的固執。

滿牆的證書

沿著中春路一直開，到聯明路左轉，一棟灰色的建築物闖進視野，很難讓人不去注意的幾個赤紅色英文字母，拼出了一個頂級跑車的品牌。它的對面，是一排外牆剛剛粉飾一新卻仍難掩歲月痕迹的低矮民房。一條雙車道的小馬路，讓現代與傳統隔岸相望，看似親近卻又遙遠。上海民族樂器一廠，正坐落於此。

半高的白色小樓，是生產車間與辦公樓的所在地。白色的牆面、米色的木門、灰色的牆裙、綠色的地板，穿著藍色生產服的工人們不停重複地打磨著琴胚。儘管2003年才搬來，這裡看起來卻和上世紀90年代的廠房如出一轍。

張建平的工作室在四樓，門口掛著「上海市技能大師工作室」的牌子。牆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證書，這是民族樂器一廠里唯一的個人工作室。

早上9點，他正在工作室里，用一把刀一點點在琴板上鑿刻一隻鳥。刀的把柄上，透著一層被無數手汗浸潤後的光澤，上面淺淺刻著三個字：張龍祥，那是他父親的名字。

除了巨大的工作台，只有牆角擺著一把木質的搖椅，一旁的茶几上放著兩個熱水瓶。樸素的陳列，彷彿歲月在這裡只是悄然拂過，擋住了外面的滾滾紅塵。

和其他工人們不一樣，這天，瘦瘦高高的張建平特意換上了一件衣領挺刮的襯衫，彷彿要迎接客人。不錯，在這個簡樸而清凈的工作室里，我的意外闖入，的確像個不速之客。

球場到廠房

儘管如今歲月靜好，但任誰都有年少輕狂時。

一年級學游泳、二年級橫渡黃浦江，三年級改打籃球，雖然父親張龍祥是民族樂器一廠的「雙龍之一」，但小時候的張建平就像所有男孩子一樣，上躥下跳，頑皮得很。1977年，張建平考進了南匯東海農場的籃球隊，專職打球。

人生的無數個岔路口，通往了各種截然不同的結局。1979年，張建平走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岔路口。那一年，國家出台相關政策，鼓勵工藝師子女跟隨學藝，給出不少優惠政策，最誘人的當然是能上調回城。再三考慮後，張建平決定，要跟父親吃這口飯。

拜師那年，他已經20歲出頭，相比同門師兄來說，晚了整整兩年。放下籃球，整天跟錛、鑿、斧、鋸打交道，張建平覺得自己簡直就是一個木匠。更讓他不服氣的，是父親對他的嚴苛。有時回到家坐到一起吃飯，也躲不過父親的數落。「當時除了我之外，他還帶著三四個學生。其他幾個徒弟工作上有什麼問題，他講的都是我。」儘管，如今的他已能理解父親當年「敲山震虎」的一番苦心，但那時更多的是年少氣盛，「明明不是我的事情，憑什麼怪到我頭上來？」

打了多年球，不服輸的倔勁上來了，張建平暗暗給自己定了個目標：四五年里，至少在同一輩中，水平不能丟人。

很快，他就在這一行里嶄露頭角，廠里的領導為了能把這根苗子留下來，主動提出要替他解決戶口問題。那時候，張建平的戶口從農場調回上海，一直掛在莘庄的廠里。在那個什麼都需要按戶口發補給用品的年代，張建平的一切都只能靠家人的供養。「那時候，我心裡的確是有心結的。」

不久，他被借調到了馬利顏料廠。半年剛過，戶口就解決了。但做事踏實、肯動腦筋的張建平，同樣得到了顏料廠領導的器重，對方提出，希望他能留下來。

「猶豫么，肯定有的。畢竟，顏料廠在海防路，一輛23路就能到我老西門的家，每天上下班的路程要近不少。但想想當年樂器廠是因為我的切身利益，才幫我調動，於情於理都不忍心。」

張建平還是選擇回到了上海民族樂器一廠。更重要的是，兩家廠不約而同的器重，讓他發現，自己在這一行可以闖出一片天。

一點小想法

爬得越高，可能會摔得越重。回去後的日子並沒有想像中好過，廠里無數雙眼睛盯著他。

張建平是父親一手帶出來的，同門還有幾個師兄弟，如果做不過他們，他怕別人對父親有想法，「別人肯定會想，自己親兒子都帶不出來，你也就這點水平了」。所以，張建平對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一心干出一番事業來，在廠裡面，給爸爸爭口氣；也在爸爸面前，替自己爭口氣。

憑藉父輩的嚴苛教導，加之自己的天賦與努力，張建平的手藝突飛猛進。然而，經過了能力頻繁升級的「蜜月期」，他漸漸體會到制琴這一行不停重複勞動的枯燥了。瓶頸期的突如其來，讓他有些不適應。

轉機，從一份訂單開始。那時候，廠里接到了一批生產任務，由張建平和張龍祥共同完成。同樣的樂器，張建平心裡卻萌生了一點小小的想法，希望能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一點創新，但他卻不敢讓父親知道。「他是保守派，擔心我的想法有可能導致生產出來的琴，品質不穩定。」於是，張建平瞞著爸爸偷偷琢磨，偷偷做，沒想到得到了客戶的認可。

緊接著，1987年，廠里開始了大規模的比賽，8次比賽他幾乎都進了前三，冠軍更是家常便飯。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全廠上下的一致認可，也讓他嘗到了甜頭，一頭鑽進了制琴的世界中。張建平發現，原來制琴不光是要動手，更應該動腦，不僅靠經驗，也需理論支撐，甚至他會特意去找來西洋樂器的原理書籍，來拓展自己的知識積累。哪怕是下了班，他也會去聽音樂會。只不過，別人聽的是音樂，他聽的是音色。

「時代在發展，樂器也在發展。人對於音樂的要求是在不斷變化的，如果一味沿用傳統的手藝去做，保守、固執的結果就是樂器和制琴師總有一天會被淘汰。」

放棄和堅持

「正因為喜歡，你才會去堅持，正因為堅持，你才捨得捨去一切。」

採訪中，「堅持」這兩個字，張建平說了不下三次。

上世紀80年代末，一場出國熱潮席捲上海乃至全國。張建平的同學也都紛紛走出了國門。回國後，一帶就是10萬元、20萬元的現鈔，收音機、電視機、摩托車、冰箱，那時候的「頂級配置」，他們輕而易舉就能搞定。這些東西，對於當時不到30歲的張建平來說，吸引力可想而知。

繁華熙攘，還是他迅速調整了心態，「出去，什麼都不懂，在這一行里好歹打拚出了一點成績，難道就這麼放棄？不甘心，肯定要堅持下去。」漸漸，他還是沉下心來。

但誘惑從未停止過向他招手。

上世紀90年代初，廠里也曾考慮過，讓他走上管理崗位。三十而立的年紀，是不少人職業生涯的轉折點。正一頭鑽在琴的世界裡的他還是選擇堅守在了一線。「這時候我是真正喜歡上了做琴。」

10年前，張建平用明代紅木傢具材料配以上等蟒皮，琴頭採用象牙立體雕刻，製作了一把「行雲流水」二胡，並以30萬元的價格售出。一把二胡賣了30萬，在當時是難以想像的。「不是要靠這個賺錢，而是要讓人家看到民族音樂也有高價精品。」

如今，還有一年半就退休的張建平，只有一個心愿——希望能做出一把「民樂版」的低音提琴。說話時，張建平輕輕摩挲著自己的手指。食指指甲蓋上，有一團顯眼的暗紅色的淤血。

「哦，這是前幾天不小心敲到的，干我們這行，退休的時候，少個手指不稀奇，我算是運氣好的了，十指健全。」他笑笑說。至於未來，手藝有沒有人傳承，他選擇順其自然：「我的觀點一直是這樣，我改變不了世界，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像我現在做的樂器，我把我的東西和想法留下來，至於以後有沒有人用，那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我能做的只有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情。」

結伴走出工作室，穿過長長的生產區，白色的牆面、米色的木門、灰色的牆裙、綠色的地板，穿著藍色生產服的工人們仍舊在不停重複地打磨著琴胚。

我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這些年來，有沒有後悔過當初的選擇？他笑著搖了搖頭，「這份工作，累是累，苦也是苦，如果不是真的喜歡，很難堅持。但也正是因為喜歡，放棄了很多東西也不後悔。」

在這個滿是焦慮的時代，他的臉上，只見淡定與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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