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為何短命，唐太宗後期是個什麼樣的帝王？

貞觀之治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一個盛世，不過這段輝煌的盛世時間卻太過短暫，僅僅持續了23年。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它這樣早早就落幕了呢？分析一下主要有四點。

第一，唐太宗及其臣下不能善始善終。

在唐太宗執政初期，基於對隋朝滅亡教訓和對人民「載舟覆舟」力量的畏懼，為了帝位永存和長治久安，做出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好事，對獨斷專行等「人治」的消極行為有所節制。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意識到大功告成之時，唐太宗便意驕志滿起來。以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去世為界限，貞觀君臣關係和政治風氣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貞觀之治」的上升期，後期是「貞觀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後期，唐太宗把虛懷若谷的納諫之風漸漸地拋棄了，很少聽信正確的意見，不再注意發揮群眾的力量，只相信他個人的權威和極少數心腹的話，以孤家寡人的獨斷專行代替兼聽眾意。

於是，群體的合力遭到破壞，治世的生機被遏制，中斷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間的合作與信任遭到了嚴重損害，隨著活力的喪失和惰性的增長，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頹之勢。

第二，貞觀朝後期，官員的素質蛻化，群體統治功能下降。

貞觀後期，整個智囊群體開始染上一種隨和的、順從的、與世無爭的色彩，這與貞觀前期智囊群體那種勤奮、進取、直言敢諫的風氣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為保全祿位而不敢多言。

還有一部分高級官僚隨著官職的升遷和權勢的增大，意志卻逐漸衰退，貪圖安逸，追求享樂。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獻殷勤，進貢奢侈品，全然不顧朝政的衰落。

有人託病不朝，安度晚年，將國家大事置於腦後。大臣中貪污受賄、貪贓枉法等行為經常發生。貞觀後期臣僚們群體素質的蛻變，是唐太宗「漸不克終」的投影，臣僚的變化反過來也加速了唐太宗政治的衰敗。

第三，唐太宗喪失了憂患意識，陶醉於歌舞昇平之中，忽視了潛在的社會矛盾和政權危機。

歷史上的統治集團在進入盛世後，滿足於維持現狀，對眼前的問題小修小補，乃至自高自大，掩蓋矛盾，粉飾繁華，卻看不到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在這種狀態下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一發不可收拾。

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隨著國家情況的迅速好轉，他漸漸變得懈怠和荒疏，開始追求豪華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創天下的艱難，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驅使兵丁，大征徭役，到處興建宮殿、別館，規模越來越大。

由於大興土木，徭役不斷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於砍掉自己的肢體以圖逃脫。唐太宗因滋生自滿之心，無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無法真正堅持善始善終，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業不克善終。

第四，連年戰爭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使國力大為削弱。

貞觀前期由於成功地推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邊疆各族尊位「天可汗」。到了貞觀後期，唐太宗的偏執、猜疑等扭曲心態也反映到對待周邊民族的關係之中。

晚年的唐太宗希望生前消除已出現的邊地事端和存在各民族中的隱患，同時受好大喜功的慫恿，連續進行了多次與邊疆各組的額戰爭。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動員了大量人力和財力，在東北、西北、西南同時作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內耗，加速了「貞觀之治」由盛而衰的轉化。

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否定唐太宗一生的豐功偉業，作為一代明君，後世帝王學習的榜樣，他終歸也是尋常人，也有七情六慾，不可能事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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