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清代的名醫都不願意當太醫

　　又如光緒帝死前的一兩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難以治癒，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書的「病原」中，曾多次對應診的太醫惡語相加，發泄不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說： 「近來耳響作堵，屢易方葯，仍屬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輕。總系葯不對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細按先後症情，乃可施治無差，豈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說：「服藥非但無功而且轉增，實系葯與病兩不相合，所以誤事!」到了八月，原有諸症不僅沒有好轉，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劇，光緒怒不可遏，對太醫嚴加訓斥：「所用諸葯非但無效，而且轉增諸恙，似乎葯與病總不相符。每次看脈，忽忽頃刻之間，豈能將病情詳細推敲，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素號名醫，何得如此草率」「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嘆矣!」

　　不料就在薛氏為慈禧治療期間，他的家鄉，疾疫流行，眷屬俱病，其次女竟致殤歿，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嘆地說：「撫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屬皆不免於病，所謂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見，薛福辰當時的悲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難訴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賚之後，並不感到是幸事，反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寧。其弟為其擔驚受怕，在他的信中說： 「得悉撫兄近況，醫事近稍順手，技窮勢絀，漸自弓[退」。又說：「此事擔荷至巨，未知何時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進退兩難，在致友人函中說。醫事「千迴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駑鈍，倖免大戾，然竟將太醫及天下諸名醫得罪矣」。這些話，都是薛福辰當時那種戰戰兢兢，心情極其矛盾的真實暴露。薛福辰這樣的遭遇就是明證。至於太醫院裡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擠、上下其手、結黨營私等種種黑暗，更是難以盡述的。

　　有些皇帝以知醫自詡，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諭施治。如光緒皇帝自幼體質瘦弱，成年以後則是疾病纏身，長期脾胃失調，且患有嚴重的滑精病，有時一聽到鑼鼓聲即刻遺泄，進而相繼出現潮熱、盜汗、咳嗽、心悸、失眠、頭暈、耳鳴、健忘等一系列癥狀，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歡，這種事業上的打擊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劇。於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執。光緒帝稍通醫道，在病勢口重，求治心切的情況下，對太醫往往動以聲色，嚴辭申斥，並自以為是，詔令治法。

　　內府治病，首重療效，御醫須得小心翼翼，謹慎從事，但又難以奏效，這樣一來，太醫輕則遭到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承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複發症，康熙對他們的治療情況非常不滿，曾在硃批中大發雷霆，寫道：「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無上權威，這樣一批，太醫如何經受得起。

　　那時光緒因戊戌變法失敗，雖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義上他還是皇帝，太醫為其治療是不敢馬虎的，用藥無效，實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麼怨得了太醫，可是光緒偏認定是治療不當造成的，太醫們也只得俯首認錯，恭聆皇帝的辱罵。皇帝患病，不論何種原因，醫治無效而死，即所謂「龍馭上賓」，都要給太醫以處分。光緒帝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醫士忠勛等，均以「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之類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職，帶罪當差」等例行處分。君主專權的社會，有理也是不能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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