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門望族」和「富不過三代」有關係嗎？

最新 06-15

「名門望族」和「富不過三代」有關係嗎？

枯木

中國有句俗語「富不過三代」，《孟子·離婁章句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創業容易守業難，有的人總結「一代創，二代守，三代耗，四代敗」，這種現象很普遍，放之四海皆標準，不但在國內，在國外也很少有另外，這點從全球富豪榜數據上可以看出，據統計，歷年排行榜上第二代繼承財產的富豪不過四分之一，而第三代就寥寥無幾。其原因不外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就解釋了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也看到，古代不少「名門望族」後代能夠上百年都長興不衰，人才輩出，值得稱道，他們的秘訣是什麼？為何能避免「富不過三代」之厄運？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名門望族？

要解釋名門望族還要從古代選官制度談起，先古時期選官是世襲世祿制（主要官職由各級貴族擔任，世代相襲），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各國君主都想富國強軍，稱霸諸侯，因此人才的招攬就出現多種形式，出現舉薦制，有大臣向君主推薦，也有上書遊說自薦的，比如荀況、商鞅、張儀、蘇秦、李斯等人，他們被稱為「士」，能量很大，「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從而引起許多君主的重視，於是紛紛厚幣招賢，競相「設官職，陳爵祿，而土自至」。另外一種選官制度是秦國商鞅變法開始，按軍功選拔，讓下層有才能的「士」有機會得以展露鋒芒。

到了漢朝，出現了察舉制和徵辟制。察舉制主要是舉孝廉、秀才科，對現任官員和平民進行德才考核和評定，一直作為選拔人才的依據，徵辟制則是皇帝下詔聘任名聲顯著的賢良人士。但是主要官職還是沿襲世卿世祿制。但是也逐漸形成了門閥制度，西漢初期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到了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九品中正制」。各郡推選有聲望的人士出任中正，主持評議士人和在職官員，以家世、道德、才能為標準，評定每個人等級，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後決定官員任免。九品中正制剛設立之初，除了照顧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確包含了"唯才是舉"的精神，選舉人才時品狀並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賢任能的作用。

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世族大家逐漸成了可以左右皇帝皇位和決策的核心力量。到了西晉末期「八王之亂」，司馬睿「一馬渡江」，依靠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大家族的支持，建立東晉，但是真正實權掌握在王導、謝安等家族代表人手中，故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世家大族的實力可見一斑。

到了隋唐時期，隋煬帝開科取士，選拔人才，這讓下層社會人士得以脫穎而出，為朝廷選官任賢提供了更多的選項，但是由於制度剛開始執行不久，世族大家的影響力依然很強勢，官員們傾向於和名門結交，但是世族大家卻並不認賬，就連唐太宗都無法忍受高門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決定從法律上約束世族大家。

但是剛開始並不順利，世族大家依然勢力超群，其他士族無法抗衡，高宗時又曾頒布的《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五姓七家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目的在於打破婚姻風俗中追求舊士族的舊習，「五姓七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可是並沒有起到實際作用，仍然無法禁止官吏在婚姻生活中對於世族大家的追捧。

乾陵

到了武則天時代，出來一個大奸臣宰相李義府，據歐陽修編撰的《舊唐書》第八十二卷《許敬宗、李義府傳》所載:「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李義府貴為宰相，卻是為兒子求婚名門不得，再加上自己出身無名，「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舊唐書》），顯慶四年(659年)新譜修成，名為《姓氏錄》，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而以前的《氏族志》則"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明顯減少收錄，把一些雖然是世族大家但是沒有官職的排除在外，並且收繳以前所有的《氏族志》予以焚燒，從法律層面對舊士族進行打擊。

一個值得一提的是以前叫世族大家，名門貴胄，唐朝出現了「名門望族」一說。主要由於唐朝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形成的。唐朝在行政區划上設道州縣三級，唐朝杜佑撰寫的《通典》卷33《職官》載：「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主要以所在地位的重要為劃分依據。「輔」，本指京城附近之地，比如西漢三輔，唐代也以京城附近之州為輔州，以提高其地位。「雄」、「望」、「緊」州，也均以其政治、軍事地位之重要與否以及經濟開發程度作為劃分依據。

關於四輔六雄有明確記載：據開元天寶間四輔州為：同州、華州、岐川、蒲州。後岐州升為風翔府，號西京，蒲州升為河中府，僅存同、華二輔州。六雄州為陝州、懷州、鄭州、汴州魏州、絳州。

而「十望州」則資料不好找，經仔細查閱，發現唐朝前期是「十望」，後期又有不少州上升為「望洲」，現開列如下，避免出現歧義，相互爭執。《通典》曰：「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都督及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同、華、歧、蒲為四輔，鄭、陝、汴、絳、懷、魏為六雄，宋（河南商丘）、亳（安徽亳縣）、滑（河南滑縣）、許（河南許昌）、汝（河南汝州）、晉（山西臨汾）、洛（河南洛陽）、虢（河南靈寶）、衛（河南汲縣）、相（河南安陽）十州為十望，又有十緊州，後又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有上、中、下之差。」，這是最早的「十望州」。

依據北宋王溥撰寫的唐代各項典章制度沿革變遷的史書《唐會要》（歷史上第一部《會要》）記載，唐代後期升為十大望州的是：寧州（甘肅寧縣）、元州（北京通州）、青州（山東濰坊）、貝州（河北清河縣）、襄州（湖北襄陽）、商州（陝西省商洛市）、潤州（江蘇鎮江）、宣州（安徽宣城）、越州（浙江紹興）、常州（江蘇常州）。以上主要省為望洲的年代大多在唐武宗會昌年間。隨著望洲的出現，代表各地重點區域的名族大家便逐漸有了「名門望族」這一稱謂，這也是「名門望族」的來歷。

又由於唐朝經常更改州郡稱謂，比如唐高祖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唐玄宗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又改郡為州。州郡更改頻繁，而望州則基本沒有改變，只有增加，因此在修訂《姓氏錄》的時候，每個姓氏家族下都有所在州郡的註疏，隨著望州出現，標註就有了「望」，註明哪個望洲，久之就成了慣例，成了「郡望」，這也是後來《百家姓》刻本的範例，有人士認為「郡望」指的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筆者認為值得商榷，而應該是「望洲」之「望」。

不管稱謂如何變化，「世族大家」也好，「名門望族」也罷，縱觀唐朝一代，名門望族並沒有被過分削弱，反而還是名門望族把持主要權力崗位，據統計，唐時出任宰相的，河東裴氏（山西聞喜）17人，博陵崔氏(今河北定州)16人，趙郡李氏(今河北趙縣)17人，滎陽鄭氏(今河南省滎陽市)13人，京兆韋氏（陝西西安）16人，清河崔氏(河北清河縣)12人；范陽盧氏(北京)9人，隴西李氏(今甘肅省東南部) 12人，關中楊氏11人，關中杜氏10人。從統計上來看名門望族依然人才輩出，佔據顯赫地位。

但是到了宋朝以後，隨著科舉制度的深入，官職入選大部分依靠科舉遴選，因而名門望族勢力逐漸削弱，但是由於名門望族經濟實力雄厚，大多傳家家訓都是以道德文章、詩書禮儀等作為鐵定不二的格言，因而名門望族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可以隨便掌握權勢職位，但是在子孫教育方面從來沒有落後過，反而引領了本地域的文化進步。因而子孫後代只要恪守道德教育，多讀書，那麼還是可以幾代甚至多代不衰，甚至經常會出現優秀的人才。

而寒門子弟，雖然科舉制度不限制參加選材，但是經濟制約著很多人的讀書之路，不少人因為家庭貧困只能輟學務農，以至於不少「千里馬駢死於槽櫪之中」，以超常的毅力繼續求知，得以脫穎而出成功得以躋身上層的畢竟是少數。

到了近代，隨著時代的變革，階級的重新劃分，名門望族的影響也越來越弱，偶爾致富之人也只知道享受娛樂，很少注意後代子孫的教育，這裡說的教育不是書本知識教育，而是道德禮儀的教育，以及傳統誠信守道的教育，因而子孫自小生活在蜜罐里，不知創業之艱辛，不知守業之艱難，恍恍乎肆意妄為，惚惚乎隨心所欲，大有天下捨我其誰的氣勢，認為世界盡在掌握，得意時忘乎所以，失敗時不知所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莫不令人嘆息！

「名門望族」之稱謂是積攢幾代人的辛苦努力、奮力拚搏的結果，而貫穿在其中的是道德信仰始終作為傳家家訓的信仰和教育，只有人才輩出，經久不息才能稱得上是名門望族，不是隨隨便便賺點銀子，當個大官，建個大房子，買個好車子，再來幾個女子就可以說是名門望族的，這點有些人確實不知道，反而稱一些火箭富豪為名門望族，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