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新華字典50年血汗史

天下 06-15

一、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少學者名士紛紛回國，北京大學在胡適等人的領導下，迅速重建恢復起來。1948年，解放戰爭接近尾聲，曾經赴台灣普及國語教育的魏建功，在北大的邀請下，回到大陸擔任北大的中文系教授。

魏建功曾經是北大的學生，師從著名語言學家錢玄同，對文字、語言造詣極深，畢業後就因成績優異留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已是北大教授的魏建功跟隨老師被委派到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主持普及國語的工作。

（上世紀40年代，魏建功（左四）和同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同事們。）

當時的台灣已經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年輕人之間多說日語，老一輩人台灣話里也摻入了不少日語辭彙和語法，相當一部分人甚至連台灣話都不會說了，學校老師也沒多少能準確掌握常用的標準國語。

面對這樣的現實，魏建功既痛心又無奈，手頭可用的國語教材極其簡陋，只有一本小型的《國音常用字彙》，只標發音，沒有釋義，相當於一本幼兒識字卡片。而傳統的辭書，清朝時編撰的《康熙字典》、民國時的《辭源》、《辭海》等字典，一是全文言文注釋，艱澀難懂，不適合需要打基礎的初學者，二是這些動輒數卷本的大型辭書，普通人根本就買不起，無法在民間普及。

幸好當年赴台時邀請了一位地道的老北京齊鐵根先生，每天用標準國語通過廣播電台輔導全省小學教員備課，教員們聽廣播備好課，第二天再教給學生。

儘管這樣，推行國語的過程還是各種艱難，逐漸體會到基礎語言重要性的魏建功，萌生了急需一本淺顯易懂，且便於翻看的新字典的想法。

三年後，魏建功回到北大。此時的北大濟濟多士，周祖謨、金克木、吳曉鈴、張克強，這些中文系的先生們隨便一個都是聲望學識具備的大家。幾位教授因為教課任務，見面聚會的機會多了起來，閑聊之餘，就聊到了魏建功在台灣經歷的字典軼事。

(魏建功在北大寓所）

其實大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抗戰後白話文在民間口頭上已經相當普及了，只書面用語還是多文言文，白話文教育甚至沒有一份規範的易教易學的教材工具。教授們很快就產生了編撰新字典的念頭，既然現在還沒有一本正規的白話文字典，那不如我們這些所謂的「語言專家」親自來寫一本。

這年冬天的一個周五，教授們聚在魏建功家中，共同商討編寫字典的事，一談就是一個上午，談話涉及的範圍很廣，對收字、注音、釋義及編排的方法等，每個人都提出了一些設想。一上午的時間遠遠不夠，熱情高漲的教授們約好以後每周五一聚，針對字典的具體細節逐項進行討論。

當時的北京城內還未完全解放，魏建功家的老式房屋內，光線不強，教授們就著朦朧的油燈高談闊論，城外傳來隆隆的炮聲，也絲毫不影響大家信心。金克木後來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繫於兒童和文盲，危險在於無知。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我們不會別的，只能咬文嚼字。談論字典等於談論中國的前途。」

這樣的每周一聚，5個人在一起堅持了兩個月，魏建功把討論的內容整理成了整整八頁的《編輯字典計劃》，因為剛好是5個人，就提前給字典取名為「伍記小字典」。

（《編輯字典計劃》原件）

這本「伍記小字典」，就是《新華字典》的前身。

二、

魏建功的《編輯字典計劃》並沒有白擬。

新中國成立後，各行各業百廢待舉，文化程度低下的問題隨之而來。在當下的中國，文盲率高達80。

時任原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意識到，要改善這種狀況，基礎教育當為重中之重，而教育以認字為首，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實用的新字典。

這個願望很快就有了實現的機會。

1950年春，已經成為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葉聖陶家串門。閑聊之中，葉聖陶提起上級想讓出版總署把當時設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接收過來，他隨口問了問魏建功，願不願意來主持編撰工作。

這一計劃簡直跟魏建功曾經的想法不謀而合。連細節都沒有問就一口答應下來，兩人相談甚歡，直到深夜才散。

這一年8月，編寫過《國語辭典》的大辭典編纂處並沒有被出版總署接收，魏建功卻懷著編字典的滿腔熱情，辭掉了北大的行政職務，來到了出版總署。

魏建功任社長的「新華辭書社」正式成立，寓意「新的中華」，未來的小字典也被命名為《新華字典》。

魏建功曾經的計劃書中確定的條例一脈相承地延續到了《新華字典》中，「以音統字、以字統義、以義統詞」12個字，成為了編寫《新華字典》的總體例，總之，這本字典被定義為，「不一定大，但一定要實用」。

三、

辭書社一開始規模不大，只有魏建功、張克強、李九魁、李文生等幾位工作人員，後來人最多時也僅有14人。

（1951年4月，新華辭書社第一批工作人員合影）

時間緊任務重，魏建功又身兼兩職，每周抽一半的時間到辭書社主持編寫字典的工作，回到家後還要加班審閱。後來北大聘魏建功做副校長，為了集中精力編字典，魏建功又一次從北大辭職了。

事實上，編撰新字典，每個人的「任務」都相當艱巨。

傳統字典，無論是釋義還是舉例，仍是滿篇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比如「胡」字的一個義項，這樣解釋：「何，如『弗慮胡獲』，見詩經。」要明白這個字，還得先讀懂《詩經》。對於需要字典的初學者而言，最尷尬的可能不是看不懂文學，而是看不懂字典。

而新華字典里所收錄的解釋，則必須簡單明了，同是「胡」字的義項注釋：「疑問詞，為什麼，何故：~不歸？」

今天的我們對白話習以為常，但這種第一次脫離「文言」語境的敘述，最初的編寫者們卻只能憑經驗琢磨。想像一下，在沒有通俗注釋的情況下，把文言文逐字逐詞翻譯成白話是種什麼樣的感受？

更艱難的還有每個字的例句。在上世紀50年代，沒有互聯網，找語料必須徒手翻報刊、文學作品、教材等。編寫者們就從新中國的小說、文藝作品裡選詞，然後把這些詞抄成卡片，或者剪貼成卡片，按音序排列。這些被第一代《新華字典》編寫者們沒日沒夜親手謄抄的小卡片，僅保留下來的，就有30多萬張。

一年後，《新華字典》初稿誕生，沒想到的是，辭書社把大家的初稿匯總在一起才發現，每個人的風格釋義完全不一致，各自按照各自的經驗想法編寫，讓這份初稿看起來參差混亂，難以出版。作為終審的葉聖陶直接給出了繁瑣雜亂的評價。

一番商議以後，辭書社內部決定重頭改寫。

魏建功帶頭重新擬定編寫方針，制定編寫原則，並且試寫了一部分。60歲的葉聖陶也親自上陣，逐字逐句看稿推敲。經過辭書社層層把關，修改審閱，再分發送領導、專家、教育機構提出意見、反饋，無數次修改定稿。

終於，1953年12月，歷時3年的《新華字典》正式面對全國發行。

中國第一本完全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現代漢語字典，發行後不過半年多，五百萬冊字典就在全國銷售一空。

四、

考慮到當時國人文化水平低，初版《新華字典》，還請人教社繪圖科專門繪製了300多幅插圖，附在正文中。

為了跟隨文化發展的需求，《新華字典》也一直不斷地修訂再版。1957年發行了第一版簡體字版，1959年，漢語拼音規範後，直接按照拼音注音修改，我們現在用的《新華字典》，就跟這一版極其接近。

（各種版本的《新華字典》）

上世紀50年代，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新華字典》在當年堪為掃盲的拐杖，內容通俗易懂，隨時收錄民間最鮮活的語言，體型小巧方便攜至街頭巷尾、田間地頭，《新華字典》無異於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不但教人識字，還兼具科普功能，對每一種動植物都進行了精鍊精確的解釋，比今天的「果殼網」「科學松鼠會」影響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