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當是多元融合而來，三皇五帝只是其主脈而已

為什麼說三皇五帝

傳承在冀西

中國的世俗文化中沒有上帝、沒有真主、也沒有佛祖，而只有人祖。這是東方文明區別於西方、中東及印度文明的一大顯著特徵。也是為什麼唯有中華文明能夠不間斷傳承5000年的根本性基因。神仙虛無飄渺、悠忽不定。唯有人類生物方可綿延承祚、代代相襲。所以信仰是意識性的，先祖才是歷史性的。只不過真實的人祖也被炒成了虛無、炒成了神話。這又是為啥呢？

其實，這只是一些人的虔誠、好心所辦的壞事。同樣是由於我們是個崇拜先祖的民族，所以流落各地的宗親們便紛紛在自己的新居第興修起祭祀先祖的設施，時間一久，就被傳沿成了數目眾多的先祖「遺址」和版本不一的先祖故事。只是這些所謂的遺址和故事極難與史實吻合，才成就了諸多亦真亦幻的神話。那麼真實的三皇五帝又是傳承在何地呢？

先說被稱之「三皇之首」的伏羲。有人謂之宓犧，有人謂之庖犧，還有人謂之泰戲。不管被叫成何名，當時的代表性人物是必然存在的。稱其作「人祖」，只不過是因其為列入史冊的第一個有名姓的人物。其前的人類，雖然早已蕃衍了數萬年甚或更長時間，但都不過是尚未進化到有文化的階段，或類同猿人沒有語言、或類同智人尚未掌握文字，是無法將其列入史冊的。僅憑著口口相傳的記憶，被後人稱其有巢氏和燧人氏。到了伏羲時代，開始結繩記事，名物別形造書契，結網罟以授民漁獵，養犧牲以充庖廚。所以才又被稱之「庖犧」的。至於「伏羲」一名是其自我命名還是後人名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物的歷史存在是必然的。那麼，其存在的時空又何在呢？

目前，伏羲祭祀最隆盛的一是甘肅的天水，二是河南的淮陽。可這兩處又明顯帶有後人穿鑿的痕迹。特別是有關伏羲傳說的地理風物，極難和天水、淮陽相吻合。比如溺斃伏羲愛女的「洛水」，天水有嗎？淮陽有嗎？比如女媧治水時「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的「不周之山」，天水有嗎？淮陽有嗎？離開了新樂伏羲台前淌過的「薄洛水」、離開了西北高、東南低的行唐半躺「大簸箕山」，恐怕在全國是再也難找第二處的。加上太行山的「媧皇山、王母山」古名，說明伏羲、女媧的活動中心也只能是在冀西一帶。古人說「伏羲生於成紀，長於新市，葬於宛丘」，那不是讓伏羲成了鐵流兩萬五千里的紅軍領袖毛澤東了嗎？蔣介石又沒有在成紀五次圍剿伏羲，伏羲那樣遠途跋涉又是何苦來哉？況且，太行山東麓冀西一帶完全具備著生存伏羲一代人的所有必備條件：其北有150萬年前留下來的泥河灣遠古東方人類遺址和50萬年到1萬年間留下來的北京人頭蓋骨及山頂洞人遺址；南有4萬年到1萬年間留下的平山水簾洞古人類活動遺址。即便是伏羲之前的冀西人全部由於天災、瘟疫所滅絕，也沒有必要從那麼老遠的甘南去引進人種吧？從有著明確文獻記載的夏商之交，周王室先祖—第八代邠公--古公亶父，因遭受「熏育」—即鮮虞戎狄人排擠而「率西水滸」—即由冀西翻越晉望梁山去開發大西北，到戰國時的「中山地薄人眾」，再到當今儘管冀西霧霾嚴重可人口密度仍高於甘南，可知河北的生態條件再惡化也是遠遠優於甘南的。所以作為人文始祖的伏羲和女媧傳承在冀西是十分自然之事，甘南的伏羲最早不過是古公開發大西北時帶去的祖宗牌位演繹邇來，不然咋稱其「東夷族首領」呢？即便是以西部為中心的周秦漢唐也不會稱甘南為「東夷」吧？而淮陽的伏羲也最早不過是大禹「避帝位於南陽」闢建有夏王國時、或是有夏國被有過氏覆滅後，有虞人助少康滅有過、匡複夏後王朝，並在彼域創立昆吾國時帶去的祖宗牌位演繹邇來。就連淮陽人劉安，也不得不在其整理編纂的《淮南子.覽冥訓》中說「往古之時---女媧煉五彩石以補天---殺黑龍以濟冀州---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顯然在西漢，人們還是公認伏羲、女媧傳承在河北的。不然，劉安咋不說女媧濟其淮陽呢？既然伏羲「埋」在了淮陽，女媧放任洪水沖走其老公墳墓、屍骸，卻義無反顧地去「殺黑龍以濟冀州」所為何來？這不顯然說明淮陽的「伏羲墓」起碼是在劉安之後才有人「埋」上的嗎？

再說炎黃。有說炎帝與神農是一人。這是源自東晉皇普謐對《史記》的誤讀—皇普解讀《史記》時說「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而《索隱》則解讀司馬遷的「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為「神農氏後代子孫德薄，非指炎帝本身。即班固所謂『參盧』、皇普謐所云『帝榆罔』是也」。綜合來看，神農氏當是伏羲皇朝之後的又一個皇朝，因其教會了人們農耕才被稱之「神農」的。而炎帝則是神農皇朝的末代帝王，類同夏桀被商湯取代、殷紂被周武取代一樣被黃帝取代了。全國各地有著不少炎黃的祭祀遺址，較突出的有陝西橋山、河南新鄭、山東曲阜。只是這些地方都難於和黃帝戰炎帝「於阪泉之野」、戰蚩尤「於涿鹿之野」掛得上鉤。其實，就連河北涿鹿的炎黃傳說也是誤讀誤解《史記》邇來。《正義輿地誌》說「涿鹿本名彭城」。在被當成黃帝的「初都」後才改名「涿鹿」了。「涿」字是指的「滴水」，一滴為一涿。與風牛不及的「鹿」字連在一起和我國的地名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索隱》說「或作『濁鹿』，古今字異爾」。其實，「濁」字亦非其本字，「捉鹿」才是其真正的初始原名。在司馬遷錯寫成「涿鹿」後，才被遷到涿郡彭城去了。也有可能是在黃帝「北逐葷粥」時，被葷粥人自己帶到彼域的。而原始的「捉鹿」，由於那波葷粥人的全部逃離也就漸漸消亡了這個地名。至於「捉鹿」的原址在哪裡，我們可以根據較之傳承久遠的有關地名來分析：石家莊南200里有「拒鹿」、東100里有「束鹿」、西30里有「獲鹿」，可見其「捉鹿」是絕對難以到達700里之外的張家口一帶的，至多不過是在庄北80里的新樂一帶。再加上《正義帝王世紀》說的炎帝出生之前其母任姒所游的行唐「華陽」、新樂古縣誌亦說炎帝生自伏羲台；再加上傳承炎帝一脈的姜姓在辛唐虞時是新樂東部的東嶽有邰氏，在夏商周是薄姑、土姑—奄國—齊國人；再加上皇普謐也不得不留下存疑的「斬蚩尤於中冀」一說等，充分說明炎黃蚩尤的戰爭也是離不開冀西一帶的。且其戰爭規模也是絕對不能與蔣馮閆中原大戰同日而語的。以其時的戰爭手段和軍備投送能力，作戰半徑是難以超出百八十里的。不過就相當於現代的兩個鄰村的械鬥、群毆而已。所謂的「阪泉之野」，其「阪」字通常被解讀作「山坡」也是頗值斠確的。「阪」字應是與「隴、陵、陂、隰」等字相對而造出來的。凸起的地貌謂之「隴、陵、阿」；凹下去的地貌謂之「隰、隩、阬」；高低之間的傾斜過渡面兒謂之「陂、阺、阤」。那麼，不凸不凹的平板地表又以何字謂之呢？難不成造字者也與封神的姜子牙一樣燈下黑給不宜人居的高、低、坡地都起了名，卻獨獨把自己長居的平地漏掉了嗎？且《辭海》用於詮釋「阪為斜坡」的兩個範例—《詩經》「阪有桑」和《後赤壁賦》「過黃泥之阪」均釋之有缺：桑樹不可能僅僅生長在坡地上，而不能存水的斜坡更不會長作「黃泥之阪」。顯然，所謂的「阪泉」既非山泉亦非坡泉，而是指的平地所出之泉。而新樂古代的平地名泉有三眼：一是孔丘大弟子閔子騫「飲其水，失其鐸」的「木刀溝之源—閔鎮閔泉」；二是伏羲用於濯洗嬰兒的「浴兒河之源—中同湧泉」；其三便是載於《畿輔通志》上的「海眼泉」。特別是這個海眼泉，恰在西距伏羲台10里、東距傳承炎帝一脈的東嶽有邰氏居第—今邯邰鎮10里的神道灘核心地帶。這海眼泉周邊兒一帶的廣袤神道灘，不正是當初炎黃三戰的「阪泉之野」嗎？說黃帝是生於山東的「壽丘」、初都於河北的「涿鹿」、再遷都於河南的「新鄭」、最後又被埋葬到陝西的「橋山」，這恐怕是除了「殘粉兒」們，連編故事者本人也是不會相信的。就連又傳承了千多年後的殷商盤庚，由漳河以北遷都漳河以南還費了那麼老鼻子勁呢！即便是尚未完全擺脫遊獵習氣、產生定都意識的黃帝集團，其活動範圍也是不會超出二、三百里的。《呂覽》就明確認定黃帝時代尚處在「重任不移，遠道不至」的無舟車時代。那樣動輒數千里的乾坤大挪移所為何來？又咋以實現呢？曾誤導人們認定黃帝「遷都新鄭」的皇普謐也曾說「黃帝居軒轅之丘」。而軒轅之丘也就是「軒轅之台、崑崙之丘」。《山海經》早已界定了其地理區位。在其《大荒西經》中明確載有「流沙之濱，赤水之後，北狄之國，軒轅之台」。符合這三大要件者，除了今新樂的伏羲台恐怕是再也難找出第二處來了。曲阜、新鄭可以找到流沙，可以傍名赤水，只是有誰能認同其屬北狄之國呢？而橋山的「黃陵」，早在漢武帝時就已認定其為「群臣葬其衣冠而來」。足以說明著全國各地的有關炎黃的地名傳說，均為炎黃子孫遷往彼域時把祖籍的地名傳說拷貝到那裡去的，由於脫離了原型，才被炒成了證據鏈殘缺不全的神話。而原籍的史實證據鏈還始終是完備的—其「流沙」恰是說的廣袤神道灘；、其「赤水」也是說的自赤支流經伏羲台前到赤堠的、「水流紅艷」的洛水--浴兒河--湧泉溝；而其「北狄」正是指的鮮虞中山國地盤兒。

後說堯舜。恰恰是由人們對伏羲、炎黃活動區域的到處亂搬，才造成了堯舜文化中心多處亂搶的更大亂象。不僅山東、河南、山西紛紛演繹出了堯舜「遺址」，還有人把舜帝埋到了湘南的「九疑」。那時有那麼高的生產力水平和交通條件嗎？雖然史痴並不絕然否定在堯舜時代，東亞各地的文化發展程度不一，有的地方可能存有比堯舜還高明的文化。可如同南宋的華麗辭藻抵不過成吉思汗的金戈鐵馬一樣，被史家們掛一漏萬記錄下來的唯有堯舜一脈。當然不能排除其記錄中的「關公戰秦瓊」式剪輯，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不能全盤否定。不然自己也就成了數典忘祖的孫猴子。作為中華文明創始人的堯舜，其根文化還是離不開伏羲、炎黃一脈的。儘管其活動範圍有所擴張，但仍是難以超出冀中南一帶的。舜帝派大禹治水「自冀州始」，西治「西河、泄渠孫皇之水」，北「防原泒、注後之氐、虖池、覃懷至功、常衛既從、至於衡漳、以利燕代猢貉及西河之民」；東「疏九河、以利冀州之民」---基本都未離開茲域。至於大禹再向南治理的「江漢淮汝」，若非政績注水也起碼是舜死後大禹另起爐灶的單幹所為了。而把「西河」拷貝到陝西甚至隴青疆去，則更是秦漢的神化拙作了。秦漢之西與唐虞之西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孟子.滕文公》篇明確載有「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如果，堯舜打造的首代「中國」是在魯西或晉南之地，姬旦、孔丘們何須去「北學」呢？孟軻又憑什麼譏笑人家「北方」的學者呢？無論是從宏觀的文化發展大系還是從微觀的地理風物和地名傳承上，冀中南一帶都凝結著堯舜史存的無與倫比的充要證據鏈。正是由於有虞重華在冀西積三皇五帝在此傳承之功打造出了「禋六宗、合萬國」的首代「中國」—即唐虞中央帝國，才實現了中華民族的首度統一和騰飛。這是不容質疑的史實。除此而外不管哪裡，其傳說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神話。

誠然，各地的羲農傳人、炎黃子孫、堯舜後裔不管流落何方，都有著一顆不變的中國心，都在虔誠的紀念著我們的共同祖先，這是好事，無可厚非。可是學者逐俗，只能使好事變壞，把史實炒成神話、炒成虛無。長此以往，必將引來亡國滅種之虞。不是有句老話「欲滅其國，先亡其史」嗎？我們自欺欺人地把先祖都炒成虛無，不是也在自我毀滅嗎？

日前，台灣的史學大家許倬雲老先生還在鳳凰網發文《中華核心是如何形成的》說：「相對於渤海外圍的五帝集團」、「與渤海周邊的五帝系統---」云云，也認定五帝是傳承在河北的—相較於石家莊地區，菏澤地區、新鄭地區、運城地區作為渤海的「外圍、周邊」是否都有點兒出圍、過邊兒了呢？？可如今的一些河北學者卻還頑固地盲信堯舜立國在關西，這不是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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