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扼殺社交媒體言論自由？

前幾天《哈佛大學校報》報道的一則新聞，引起大量美國媒體和中國網民的關註：10名2021屆的新生，因為在臉書的小群里分享嘲諷性侵受害者、猶太人大屠殺、遇難兒童的表情包而被開除。中國的標題黨，迅速以#新生因發表情包被哈佛開除#而大做文章。

哈佛大學表示，撤銷學生入學許可是最終決定。兩個禮拜前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才剛到哈佛畢業典禮演講（見上圖），這豈不是給社交媒體打臉？

美國媒體採訪了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的法學教授，他們一致認為：新生不受憲法修正案保護，沒有言論自由！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的憲法法學教授蘇珊·布洛赫說：「憲法真的不適用於這裡……憲法限制了政府壓制言論的權力，而不是私立大學。」

只有哈佛大學法學院退休榮譽教授艾倫·德肖威茨不以為然。德肖威茨本身為猶太裔，曾經因成功辯護1994年轟動一時的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而名噪一時。他雖然自己沒有親身看到這些犯忌的帖子，但是「聽起來哈佛大學正在侵入學生的私生活」，認為這樣撤回入學許可將會起了很壞的前例：「在學術環境里懲罰學生的政治觀點或個人價值觀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些行動不符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這可能會影響這些學生一輩子。」

一輩子！就為了幾則社交媒體里的發帖！

可以想見，在中國全國高考的同一周，這樣帶著哈佛和「言論自由」議題光環的新聞，迅速讓中國網民質疑哈佛是否扼殺了社交媒體的言論自由？

其實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擁戴的言論自由權利，本來就受到內容、場合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色情、煽動暴力、還有仇恨的言論，都經常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所謂「言論自由」（Free Speech）本來就不是「免費」（Free）的！

而中國人對於這個事件的關注度，恐怕部分來自對於美國「言論自由」力度的錯覺。其實在社交媒體的範疇中，言論的合法性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慮。我認為哈佛事件的核心，其實不是新生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這些新生所顯示的「判斷力」和「品格」的問題！

我曾經在「多年後，我還能考上耶魯嗎？」一文中寫過，近年來美國大學鼓勵學生在提交申請文件時用社交媒體表達自己，但是同時社交媒體的紀錄，也成為學校考察學生的資料。

和社交媒體一起長大的學生經常忘記了：社交媒體就是一個向世界公開的個人檔案庫，隨著機器分析的軟體日益普及，這些檔案正方便地成為政府、企業、學校考核人的品質或行為的工具！

社交媒體的即興性質，讓人容易失去戒心。但是，發言有代價！

學生的冒犯性私人在線內容，已經成為許多校方阻止校園犯罪的關注點。去年，哈佛取消了哈佛男子足球隊的賽季，因為球員收集了大一新生女子足球隊的臉書和互聯網照片，並根據顏值對她們進行評級。

最近特朗普政府剛公布，針對美國簽證申請人推出了新問卷，問題包括最近五年的社交媒體用戶賬號名！雖然主要的目的是打擊恐怖分子，但是近年來美國移民局經常用社交媒體來檢測外國人的「非法行為」。

而中國人微信不離身的習慣，早已是西方媒體報道的共識，也因此三月間，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入境美國時，海關看到大半年前她在微信的聊天紀錄，向朋友透露「我不喜歡這個學校，只是臨時掛一下身份」，在被盤問三個多小時後，立即就被遣返回中國。這表示語言的障礙已經不能阻止監管單位對於跨國境的社交媒體內容進行偵測。

國情決定社交媒體的普及率

從平均數字看來，社交媒體的使用在中國的滲透率還不及美國。根據Statista今年1月的數據，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均普及率占人口的57%，而美國是66%。

但是我從個人的經驗來說，這個數據的差異可能反應了中國人口基數，還有抽樣調查基數，未能概括中國國內的地域性差別。基本上我覺得至少在大城市，中國人使用社交媒體的頻率和參與度，比我所認識的美國人更高。

這可能跟我曾經在華爾街當律師，在我周圍的金融界跟律師界人士，很少人會花時間玩社交媒體有關。任何與美國股市相關的領域，社交媒體一直是令人頭痛的雷區，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觸犯了企業保密機制，或是美國證監會信息披露的種種規範。

比方說我以前從事了很多上億的大公司合并項目，最忌諱的是內線交易和公開併購前的股價波動。不但在所有的文檔里，參與方都用密碼代號代換，有時候為了避人眼目，雙方的高層會選擇在第三方的場地碰面。有一次我參與的項目甚至聲東擊西，動員十幾個高層、投行家和律師，拔營到墨西哥談判。

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有一名團隊隊員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吐露了自己的行蹤，有心人便可以順藤摸瓜，查到一些蛛絲馬跡。

還有，絕大多數的美國金融醜聞案，都是拿電子郵件作為證據而揭發。如果具有私密性的電郵尚且有這樣的殺傷力，更何況是社交媒體？

從某種程度來講，中國直接進入的跳躍式的數字時代，還有國情文化上的不同，感覺上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對於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新話語權」有更開放的尺度。

根據Kantar在2016年2月發布的數據；62％的美國成年人使用臉書，推特或兩者，56％的中國成年人使用微博，微信或兩者。女性與男性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在美國為67％比56％，而在中國為58％比54％。

美國的社交媒體使用普及率雖比中國略高，但中國用戶使用的時間更長：美國人平均每天使用臉書43分鐘，而中國人每天平均使用微信48分鐘。另外根據「今日社交媒體」在2014的統計，91%的中國網民有社交媒體賬號，但是只有67%的美國網民有社交媒體賬號。

這和我的了解略同：有很多美國企業人士經常上網，但不見得玩社交媒體。

說說我周圍的律師、投行、搞投資的朋友，很少人會有時間或精力去玩個人社交媒體，他們所在的單位也對於這方面有非常大的限制。可以說，從職業的角度來講，行業與個人角色決定了以個人方式使用社交媒體的傾向。

對於需要面向大眾的行業，如時尚、娛樂、零售及媒體圈，社交媒體可以是很利索的宣傳工具，但是即使在這些行業裡面，個人與企業所代表的形象有非常明確的劃分。

我在僱用一名職員之前，必定會讓團隊先到社交媒體的網站搜索他們的賬號，幾乎過半都有令人糟心的狀況。有一回我看到一位應徵工作者，在微博賬號里發了好幾則長達40多字的「國罵」。什麼情況？這不但顯示發帖者有非常糟糕的判斷能力，更讓人思索：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居然會花那麼多力氣來寫這麼多髒話，她的負能量是不是太高了？這樣的濫用語言暴力不適合當一個媒體編輯。

我顯然不是少數：根據美國就業行業的領軍網站Snelling.com，有86％的僱主在提供面試機會之前，會先搜查社交網路。

即使在僱用一個員工之後，除了再三叮嚀他們，我也會不時觀察他們的社交媒體運作。有一次，一位年輕的小夥伴剛上班的第一天，便立馬在臉書上曬出了她在辦公桌前自拍的照片。我當然明白對於一個大學畢業生，能夠在紐約摩天大樓里的一家「長臉」企業工作，是多麼風光和值得分享的事兒！

問題是，她的電腦熒幕上正好是我們各大廣告客戶的營業額，和其他內部機密的信息！

還有一次，我們剛圈定了一位明星當雜誌的封面人物，猝不及防，一位小夥伴就「啪噔」——把這位明星的照片往微博上發了，還寫了幾個字：「下期封面人物！」

問題是，這件事情還沒有完全搞定，如果一旦有了變卦，便失信於讀者；如果被競爭對手看到了，可能趁機攪局。所有工作上的資訊都是機密，而機密的世界不屬於社交媒體。

「趕緊刪了！」如果在辦公室里常常聽到這句話，就表示必須要有「員工社交媒體使用手冊」，這也是近年來美國企業必備的內部管理工具。

社交媒體的使用，顯然因國情而不同，可以從研究數據略見端倪。根據微軟在2015年1月發布了對世界社交媒體使用分析的報告，呈現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對全球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意味著地理位置和社會狀態的差異，也關係到不同人群受到社會媒體和技術的不同影響。

這個分析也指出，發展中國家有60％的受訪者認為個人應用科技和社交媒體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但是西方只有36％的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改善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社交媒體是發展中國家人們用來汲取新聞的渠道，改變了用戶如何生活和了解周邊社會。

今年6月6日發布的凱度集團最新《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顯示，用戶對於社交媒體的影響指數達到79.8分，認為社交媒體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積極影響的人：70%認為讓他們知道朋友在幹嘛，69% 認為社交媒體幫助他們知道新聞熱點，61%認為拓展他們的知識層面。

同時，中國的用戶也反應了社交媒體的害處：有48%的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讓他們看書的時間減少了，48%認為眼睛變壞了，42%認為造成睡眠不足！

美國大咖CEO不愛玩社交媒體

相形之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5月發布的調研，62%的美國成年人曾經通過社交媒體獲得消息，其中18％的人經常由此獲得新聞。這個數字雖然持續增加，但是似乎沒有中國用戶的高。

美國的社交媒體使用滲透率雖不低，但是在商業高層卻並不普及。其實，在美國商業界和政界領袖，特朗普算是「異數」。儘管許多社交媒體傳播者呼籲CEO們增加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但自2015年以來沒有太大變化。

根據CEO.com在今年5月30日發布的「2016年CEO社交報告」，就美國人最常使用的6大社交媒體平台臉書、推特、領英、谷歌+、Instagram、YouTube,研究了《財富500強》CEO使用社交媒體的狀況，主要的發現有：

財富500強的CEO中有60％沒有任何社交媒體的賬號，比2015年61％略低。

2016年間《財富500強》名單中有75位CEO變革，其中只有29名新入駐的CEO積極使用社交媒體。

在這500名CEO中，26%有1個社交媒體賬號，11%有2個社交媒體賬號，2%有3個社交媒體賬號，1%有4個社交媒體賬號，只有一個CEO有5個賬號。

領英仍然是首席執行官採用的首選，其次是推特。

微軟的CEO薩提亞·納德拉，Salesforce.com的馬克·貝尼奧夫和通用汽車公司的瑪麗·博拉在領英推出的新聞閱讀應用程序《脈動》（Pulse)上發表文章。

蘋果的CEO蒂姆·庫克擁有最多的推特追蹤者：在2016年底接近400萬，目前（剛查了）為500萬。巴菲特目前為止有128萬推特粉絲，雖然只發過9個推帖，他的帖子轉發率最高。

在2016年間只有36名《財富500強》的CEO使用推特（比2015年的50名降低），其中只有25個是活躍賬號。

最大的社交網路臉書及其子公司Instagram擁有很少《財富500強》CEO用戶。只有40名（約8％）的「財富500強」CEO有個人臉書頁面，其中32個賬號在2016年的最後一個季度已經不活躍。使用臉書的「財富500強」CEO平均每人僅有數百名追隨者。

這說明臉書在美國總裁辦公室的位置，越來越邊緣化。當然，這其中明顯的例外是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他的臉書賬號有7800萬粉絲。

這些數據顯示，美國的CEO如果設置社交媒體賬號，基本上是把它們當做職業工具，這也說明為何他們傾向於使用領英和推特，因為這兩個偏文字屬性的平台比較適合推廣商業領域的人脈和資源，也適合宣揚產品理念。相對地，偏向圖片和視頻分享的臉書和Instagram比較適合完全私人的互動。

而CEO沒時間沉溺在完全私人的互動，我想投資他們公司股票的專業投資者和股民也不想看到他們成天往Facebook曬照片或刷段子。我認為無形中，這也有「上行下效」的指示功能。

在美國，社交媒體渠道的使用意願、頻率和渠道，顯然與行業有關：高科技、零售、媒體和娛樂公司的高管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最熱衷，而能源和航空旅行業的執行官最不活躍。

當然，有時場景讓人忘了自己的職業身份：今年奧斯卡金像獎頒錯獎的大烏龍，便是因為負責計票的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PwC）工作人員在頒獎典禮上只顧著玩推特，在最佳影片頒獎前一刻還在發影后艾瑪斯通的照片，因此才會出紕漏。據報道，PwC事前要求保管得獎名單的兩位會計師，在頒獎典禮中不得使用社交媒體。這位出事的會計師已經從此與奧斯卡典禮這個客戶賬號絕緣！

就我在華爾街的體驗，還有我周圍金融界的朋友觀察，對於高度受監管的行業，如金融、理財、保險，製藥，醫療保健，社交媒體可能是一個法律的雷區。高盛投行仔細管制所有關於社交媒體的活動，對每一個官方的帖子、推文、簽到和與商業相關的「戳笑」，都必須記錄和存檔。公司甚至必須對僱員的iPhone，辦公室外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時間後發出的推文負責，即使像個人點擊臉書帖子旁邊的贊一樣無辜的舉動，也可能引來美國證監會的管制。

但是這些障礙並不限於「高度監管」的領域，服裝零售商Francesca的前首席財務官吉恩·墨菲斯在董事會之後，從他的私人賬戶發了一則看似無害的推文：「董事會。好的業績數字 = 快樂董事會。」

問題是：官方的收益尚未對所有投資者公布，因此墨菲斯的238個推特追隨者，拿到了「內幕信息」，觸犯了美國證監會的一個大忌。此後不久，他因「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公司信息不當」的罪名，被炒了！

另外，反諷的是，我們一邊高唱個人隱私權的重要，卻常常忘了社交媒體經常與個人隱私抵觸。即使在媒體界，我也常常提醒工作的夥伴們：社交媒體就像一條專門露餡的尾巴，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老闆知道你在上班時間玩手機，或在下班時間的糜爛生活，就多晒晒。

一般而言，有個很牛的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不見得能在老闆眼裡加分，除非你專門負責企業的社交媒體。但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有時老闆可能會問，你為什麼有閑情在上班的時間替自己漲人氣，但是卻沒有辦法完成交代你的任務？

所以我想美國《財富500強》的CEO之所以不太玩個人社交媒體，固然有部分代際、年紀因素，並不是因為他們懶，或是請不起人幫他們打理，而是在整體利害之間的權衡，做了一些實際的選擇罷了。

任何社交媒體的帖子和圖片、表情包、吐槽、搞笑，都可能變成讓外界判斷人的證據。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大學生，或是CEO，文明的社交媒體準則第一條，就是在發任何內容按發布鍵的前一刻，停下來問自己，套用社交媒體禮儀專家歌爾·韓德的書名：「你確定要發貼嗎？」

倡導理性閱讀，離美帝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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