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青年研究員畢業後去哪？小型機構不再是他們的「B」計劃

【編者按】

畢業後，入職大型的科研機構才是理想的工作嗎？美國青年科研人員正在革新這箇舊觀念。日前，《自然》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小型科研機構」（ Institutions: Small-school scienc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寫道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首選小而美的科研機構和大學。

當然，不再是「B」計劃的科研機構，面臨著經費不充足、申請重大課題難度大，以及缺少助手等問題。在小型機構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勇氣和創造力。研究人員只有較少同事進行討論和合作，這要求他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多交流。相比大型機構可以有很多事情找人代理，小型機構的研究人員需要以一種更加親力親為的方式去建立合作和處理事務。

小型機構的研究人員對自己獲得資金支持的能力感到不安，規模似乎限制了他們獲得資助的可能。不過這並不絕對，根據歐洲研究委員會最新彙編的2007-2013年度的數據，大型機構研究者們獲得該機構資助的機率並沒有更高，小型機構則有不少記錄優良。

側重教學是小型機構生存的另一大意義。美國小型文理學院一般都會將教學放在首位。「你正在用你的實驗室訓練未來的科學家。」愛荷華州郡禮學院的細胞生物學家約書亞·桑德奎斯特說。

有時候精簡會帶來回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俄勒岡大學(尤金)等大型研究機構作過博士後研究員後，進化生物學家伊琳娜·莫隆現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一所坐落於巴黎市中心的小型院校，運營著她的實驗室。

莫隆是生態進化部僅有的七位課題組組長（PI）之一。相比之下，伯克利分校類似的整合生物學部門，則有近70位教職工。莫隆所在的部門也許很小，但是她維持著一個全球合作網路，保持與外界的聯繫。她也從來不乏來訪者。無論是在實驗室的長期停留，還是一次簡短的會議談話。「這很容易，」她說道，「即使我們提供給對方的只是經濟艙的機票，他們還是會過來，因為這是巴黎。」

倫敦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將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列為全球最佳的小型大學（學生人數少於5000人）之一。不過這類機構有一個相似之處是，它的規模既有好處，也帶來弊端。小型大學的研究者們只有較少的同事可以進行討論或合作，這可能會使他們感覺脫離所在的領域。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會迫使他們走出知識上的舒適區，去探索不熟悉的知識領域。莫隆表示，比起在大型大學裡，現在她和其他學科的同事之間的聯繫多了很多。「我以前從未參加過這麼多關於基因和神經生物學的討論。」她說道。

如果考慮在小型研究所工作，科學家還需要調整他們在申請大型資助和制定出版物時間表時的期待值。他們必須採用一種高度集中、親力親為的方式建立合作，以及處理實驗室和行政的事務。而在大型研究所，研究者們通常可以將其分配給別人。

然而，對很多人來講，「小的」仍不失為一個合適的選擇。在基督城林肯大學——紐西蘭規模最小的大學，大約有2000名全日制學生——環境化學家布雷特·羅賓遜學會了依靠勇氣和創造力去克服資源相對匱乏的問題。「與大型的大學不同的是，在一個小型研究所里，我們不一定擁有全部的設備甚至專業知識技能，」他說道，「你不能就此舉手投降，而是不得不去尋找新方法做事。你要有迎難而上的態度。」

在2011年學校經歷了一次大地震（2011年2月22日，紐西蘭第二大城市基督城發生里氏6.3級強烈地震。譯者注），並且受損嚴重之後，這種精神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只能在更緊張的財政空間下運作，因為只有較少的學生來支撐基礎服務。」他說道，「我們沒有規模經濟（指通過擴大生產規模而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現象。譯者注），這讓我們在經歷危機時更加脆弱。」羅賓遜表示，在這次地震引發了幾輪裁員之後，現在這所大學看上去經濟已經足夠穩定，可以繼續生存並發展了。

當缺少校園的聯盟和支持時，與外界的聯繫就成為了關鍵。水生毒理學家尼克·伯里，最近從倫敦國王學院（該校2016年的註冊學生超過27600人）來到了位於英國的一個叫伊普斯威奇小鎮的薩福克大學（該校總註冊人數約5000人）。「這麼多年下來，我有了許多合作。我需要去維繫它們。」他說。

羅賓遜也依靠他的網路與更大、更知名的機構的研究人員保持聯繫。「我與歐洲機構的合作很多，包括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和維也納土壤科學研究所。」他說。小型研究所的一些科學家覺得相比大型學校，小型機構的氛圍更放鬆，他們喜歡這種感覺。伯里搬到薩福克一部分是因為家庭原因，但他也很適應當地的環境。

然而，薩福克帶來安定感的同時，也伴隨著一些犧牲，特別是對於伯里的研究項目。他預計自己每學期要教三四門課。這一負擔使他無法再跟上以前習慣的研究計劃。「在倫敦國王學院，我一次運行五個項目，」他說，「現在我不得不把它削減到一兩個。」

小型機構的研究人員也可能會對他們獲得競爭性資助的能力感到不安。加州克萊蒙特市波莫納學院的神經學家卡爾·約翰遜說，他的資助一直遭拒。波莫納是一所四年制的文理學院，註冊人數在1600人左右。「我在初級階段就一直被拒絕。」他說。他懷疑美國文理學院的規模——根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誌排名前100的機構，每一所的註冊人數都在5000人以下——使他們處於資金劣勢。他承認自己的實驗室永遠無法處理一個大型、複雜的項目，但他也認為自己的想法值得資助。沒有資金，他就無法做實驗來證實自己的想法，從而拿到更多的經費。「一旦你在這種循環之外（與「拿到錢，做實驗，證明自己是正確的，要更多的錢」相反，他們面對的是拿不到錢，就做不了實驗，就無法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就無法要更多的錢。譯者注），就很難再回來了。」他說道。

伯里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認為，那些在可以支持複雜、高調項目的大型機構工作的科學家，申請歐洲研究委員會（ERC）的資助時更有優勢。他只好計劃從其他來源尋求資金，不過他依舊保有雄心。他已經申請了生物技術與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BBSRC）的撥款。這是英國主要的一家政府資助機構。

但是根據ERC最新彙編的2007-2013年度的數據，大型機構研究者們獲得該機構資助的機率並沒有更高。ERC沒有追蹤小型機構的總體成功率，但很多這樣的地方在獲取資助上有著優異的記錄。

在此期間，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47份資助申請獲批了15份，成功率為31.9%。維也納分子病理研究所支持了15家實驗室的200位科學家，而這些科學家獲得了71%的成功率——在得到至少10項資助的機構中排名最高。相比之下，ERC的整體申請成功率只略多於10%。該委員會指出，它為600多所大小不同的大學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提供資金。委員會主席讓·皮埃爾·布爾吉農說：「無論在哪兒ERC都能夠發現那些卓越的所在，並為數千名研究人員提供機會，不管其組織形式如何。」

小型美國大學的研究人員有一些專門的資金渠道。比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為那些不提供研究生學位的大學提供本科院校研究資助。2015財政年度NSF撥發了132筆此類贈款，平均每筆約11萬美元。「NSF重視來自各種學術機構教員的科教提案。」NSF綜合活動辦公室主任蘇西·亞科諾說，「不同類型學校的研究人員的參與，為科學界帶來了新的視角、研究方法和理念。」

不過，較小機構的科學家並不總是需要穩定的資助來維持實驗室的運行。和他的許多同事一樣，約翰遜實驗室的運營預算非常精簡。「我對我的研究生產力感到滿意。」他說道。他從事與果蠅有關的研究，這不需要大量昂貴的維護費用。同時由於波莫納是一所本科院校，他不必支付研究生工資。相反，和他一起在實驗室工作的本科生，雖然經驗不足，但是充滿熱情。

但是沒有一個更大的實驗室團隊也意味著更少的幫手。郡禮學院是愛荷華州的本科文理學院，在那裡工作的細胞生物學家約書亞·桑德奎斯特說，他非常忙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缺少人手幫他完成數據分析、實驗室用品採購等常規任務。「不是每個人都優先考慮把你的實驗室運行起來。」他說道。今年夏天他的實驗室將迎來兩名本科生，他希望能有一位在秋學期開始後堅持下去。

不過，他已經能夠避免科研生活更令人討厭的一面：寫資金申請書。「我所在的機構不需要這個。」他說（儘管他在2014年獲得了NSF的大型研究儀器資助，得以購置紅外掃描儀，用於檢測蛋白質）。他認為他的時間最好花在教學以及自己能夠負擔的研究上。「如果你贏得了一筆資助金，接下來會有一堆你承諾過的工作等著你，讓你不得不擠壓自己的教學時間。」桑德奎斯特說道。

事實上，美國的小型文理學院一般都會將教學放在首位。「如果你不喜歡教學，那你在這裡將很痛苦。」約翰遜說。他每周僅上課的時間為7—13個小時，其他花在教學上的時間還包括編排教學大綱、挑選教材；發展講座和實驗室會議；安排考試和批閱考卷、論文和實驗報告。「很多教學是在課堂外開展的。」桑德奎斯特說道。對他來講，即使在實驗室，他最看重的也未必是產出大量的數據和論文，從而推進自己的研究事業。「在文理學院，你正在用你的實驗室訓練未來的科學家。」他說道。

多年來，約翰遜已經為青年科學家做了好幾次演講，談論他作為一個小型院校研究員的生活。這經常會作為小組討論「冷門事業」的一部分。「有些科學家認為這是非傳統的事業，」他說道，「但有趣的是，我比R1（頂尖研究）學校的一些人更傳統。我還在教學，還在工作崗位上。許多在大型研究機構的人已經不再涉足實驗室了。」

一些研究人員也許曾經視小型大學為「B計劃」，以免自己無法在大型知名機構任職。但是這個觀念需要更新了。「我們的每個教師崗位有超過200個申請，」約翰遜說道。如此之多的申請者，波莫納和類似的機構可以有挑選的餘地。他們越來越多地尋找適合小型院校模式的人。這是科學專業化的又一例子。年輕的研究人員應該已經開始考慮，什麼規模的工作場所是最適合自己的。

（王若欣對此文翻譯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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