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方家聚首辯物華

主持人杜曉帆教授（左一）、烏丙安先生（左二）與耿瑩女士。本文圖片均由主辦方提供。

2017年6月10日，時逢我國首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註：2016年國務院將每年6月第二個星期六的「文化遺產日」調整設立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由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復旦大學博雅學社共同舉辦的「方家聚首辯物華——文化遺產保護與活用價值思辨」主題論壇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思源報告廳舉行。

出席論壇的嘉賓有年屆89歲高齡的中國民俗學會榮譽會長烏丙安先生、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創會會長耿瑩女士、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張廷皓先生，以及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伍江教授。四位「方家」圍繞「為什麼保護文化遺產」「保護什麼」「誰來保護」等議題依序發言，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杜曉帆主持論壇。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的遺產。而今設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不論是關心文物保護、自然遺產保護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人，都可以集聚一堂，共商保護與傳承。

「方家聚首辯物華——文化遺產保護與活用價值思辨」論壇現場

「茅台」是不是「非遺」？

烏丙安先生說自己明年就是「九零後」了。這句雖是玩笑話，卻體現出老人家堅韌的品性。烏老講起話來毫不含糊，擲地有聲。據網上公開資料，烏丙安1929年12月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55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民間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從師鍾敬文教授。自1955年9月以來，長期從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教學和研究。

在6月10日這一天，烏老其實只重新講了一件事，到底什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看起來一個今天人人都會提到的詞，卻未必人人都搞得清楚。

從詞源上，中國古典傳統當中「非」這個字是不常出現的。往往是先有A，才有「非A』」。「非遺」卻不是因為先有「遺」，才有了「非遺」。在漢語當中，早先有「無形文化」與「有形文化」相對，日、韓文如今依然使用「無形文化」這個詞。而非直接採用翻譯自英語、法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3年，國務院啟動了「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同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旨在保護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際公約。中國是第6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國家。2006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進入人大，人大常委會領導直接簽字批准，從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代替「民族民間文化遺產」進入人們的視野。不久之後，有人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為「非遺」，大大加速了這個概念的傳播。

然而，即便「非遺」一詞俯拾皆是，社會上對「非遺」的誤解、誤用仍層出不窮。舉例來說，古琴是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古琴本身是一種樂器，即為一種物質，因此屬於物質文化遺產。然而，古琴製作工藝、古琴演奏技巧、古琴流派傳承、古琴傳統曲譜、古琴相關習俗、古琴傳授方式等，諸如此類非物質性的技藝和文化則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再如，靜安寺本身是文物，但靜安寺里舉行的的所有廟會、儀軌等則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也有還未進入的。有人以為「茅台」已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茅台」本身是物質的不說，真正作為「非遺」的「茅台酒蒸餾技藝」目前只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仍在申報世界級「非遺」的過程中。

中國民俗學會榮譽會長烏丙安先生

活態傳承文化遺產

烏老還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的是「活態傳承」，而不是放在博物館裡、落到收藏家的手中就算「傳承」了。

有一次端午節，烏老見到一個地方政府邀請了有名的歌手演唱紀念屈原的歌曲，唱了整整一天。另一邊廂，屈原後裔族人邊舉行祭祀儀式，邊悠悠地把傳承了多少代的曲調哼唱了，卻無人關注。後者就是烏老所說的「活態傳承」，但當地政府卻以為前者才是能夠聚集人氣的紀念。烏老經常在調查民俗、民族文化的時候偶遇這樣的「笑話」，使他更加堅持「活態傳承」是只有當一種技藝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使用才有可能傳承下去。不論是在學校里教學，還是在傳習所傳習，都還沒有達到「活態傳承」的真正目的。換句話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目標，是融入現代生活，而不是僅僅進入博物館、節慶儀式成為展覽或參觀的對象。

烏老對復旦大學的同學們說，你們要是喜歡文博卻只盯著博物館，那就錯了。首先要看到宇宙、世界中的「博物」，而「博物館」只是將一部分「博物」放到了「館」里而已。

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創會會長耿瑩女士也已白髮滿頭，言談間有大家之風。她說「你們有很多的時間，我們卻真的沒有多少時間了」。她總是自稱「老太太」，把自己和自己成立的基金會比做一顆24小時不停電的「小燈泡」，只是想照亮「玩夠了的年輕人回家的路」。而這裡的「家」，是指中華文化這個「大家」。她說，「凡是炎黃子孫，心裡都有一顆種子」，這顆種子就是她的信念所在。

「5000年中華文明，曾經是一個誠信的文明。」而現在，「假文物」、「假古迹」可不止一處、兩處，「損失太大了」，老太太痛心疾首。

「什麼是文化？」老太太又提出「大問題」。她說，「文化是生活」，「是人類創造生活時積累的總和」。舉一個例子，「改革開放三十年，十三億人都在天上飛。什麼時候才能靜下來？」會場里鴉雀無聲，「只有喝茶的時候。茶這個字，』人』在』草』』木』之間，才能靜下來。」一句話讓人驚醒。

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會長耿瑩女士

文物保護與經濟社會

張廷皓老師以某市大運河申遺成功後，出現了一個在大運河上的超大型遊樂體驗區的項目規劃，並且已經開始動工的例子，來說明「文物保護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是怎樣的關係」。當時，他疾書一封，向省政府反映情況。「從當前和長遠看，再不能開發類似旅遊項目，理由如下：開放之日即賠本之時，經濟風險不可避免；在世界遺產周圍如此建設嚴重違背我國申遺時的承諾，國內外輿論風險和國際組織黃牌警告風險不可避免；上述兩條河道是南水北調重要的輸水道，過度開發旅遊，水質污染的風險不可避免，也會加劇里下河本已緊張的防洪形勢。」

經多方努力，某市決定完整保護這一重要遺址，其保護展示方案已通過國家文物局審定。全國政協啟動了由副主席帶隊的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監督。「如果我們對文化遺產是無知的，很可能會對其價值認識不清……對價值的認知是我們保護文物的起始」，張廷皓老師以此作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張廷皓先生

伍江教授談起最近上海市巨鹿路上一幢歷史建築被拆毀重建的事件，對於當事人可能面臨的處罰力度——處以「該優秀歷史建築重置價」三至五倍的罰款，亦即重造這棟建築的造價的三至五倍，對於有能力買下當時這幢歷史建築的業主來說，與當時購買歷史建築時付出的價格相比，幾乎可以算小數目，更不用提無法「重置」的歷史建築的內在價值了。按照《文物法》規定，拆除文物保護單位可罰款「最高不超過50萬元」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至今他沒有見過任何刑事處罰的例子。

說起城市文化，伍江教授認為「包容度越大的越先進」，只有文化多樣性能體現一座城市的文化水平。一代人對文化遺產的利用和後一代人對文化遺產的傳承相比，應以後者為重。現在城市面臨的問題是新型城鎮化，這裡頭包含了機遇和挑戰。他說道，落後、破敗的地方當然要改，但「舊城改造」的這個「舊城」往往包含了很多的歷史文化，為什麼在沒有全部查清楚的情況下非要改呢？他說，「我真心希望舊城改造快點結束，越快越好」。

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伍江教授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研究生繆璟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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