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上的一個神聖問題：他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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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認知科學哲學中的

他心直通理論之譜系

陳巍

作者簡介：陳巍，紹興文理學院心理學系，浙江大學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7 年 05 期

原發期刊：《哲學動態》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78-86 頁

關鍵詞：他心直通理論/ 具身模擬/ 直接社會知覺/ 緊縮解釋/

摘要：他心直通理論是當前認知科學哲學中興起的一股旨在重構乃至消解他心問題的新勢力。它嚴峻挑戰了傳統讀心領域內主要的理論模型及其背後的認識論預設。按照其哲學立場(現象學與分析哲學)與解釋水平(個人水平與亞個人水平)，可以將當前諸種他心直通理論版本劃分為四種路徑。通過系統梳理四種路徑中主要代表性學者及其理論觀點的哲學基礎與經驗證據，嘗試為他心直通理論提供一種譜系學的解讀。未來的他心直通理論需要直面一系列質疑，並在哲學與經驗證據的互惠約束中尋找辯護方向。

一、何謂他心直通理論

在著名的《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網站上，有關「他心問題」(other minds problem)詞條的開篇寫道：「這是一個哲學上神聖(hallowed)的問題，即便它在今天已經不再時髦。」然而，上述論調或許針對的只是懷疑論意義上的他心問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他心問題已經走出笛卡爾的陰影，它既不再單純被視為一個認識論問題(即，我們如何證明除了我們自己的心理狀態外還存在著他人的心理狀態這樣一種信念)，也不再被單純看成一個概念問題(即，除了我們自己的心理狀態，我們何以可能形成有關心理狀態的概念)。相反，它已經成為心智哲學與認知科學哲學中一個關乎理解他人並與之進行有效互動的實效論(pragmaties)問題，以至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之間，有關讀心(mindreading)的理論論(TT)和模擬論(ST)之爭曾在哲學與心理學中盛極一時。

近十餘年來，伴隨以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為代表的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蓬勃發展，在認知科學哲學內部有關理解他心的解釋模型、認知與神經機制及其爭論重新引發了哲學家、心理學家、人工智慧專家與神經科學家的研究熱情。無疑，他心問題作為認識論的基礎匿身於讀心(分析取向的心智哲學論域)、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實驗科學取向的心理學論域)、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經典或自然化現象學論域)等諸多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論題、概念與實體理論之中。其中，一個極具叛逆意味的理論群作為新興的勢力正在迅速崛起。這一理論群旨在挑戰TT和ST作為「讀心城堡中唯有的兩個遊戲」，進而批判乃至顛覆兩者在哲學上共同的認識論預設。它們試圖追問：通達他心必然是「間接」的嗎?自我與他人、內部與外部、可觀察的行為與不可觀察的心理狀態之間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除了反思形式的命題態度，他心體驗是否還可以存在其他形式(如，前反思的心理內容)?理解他心只能是一種理性的「思維」(理論推理或模擬)活動，還是可以存在其他直通他心的途徑(如，知覺活動)?這些途徑與理性思維活動之間又存在何種關係?來自腦與神經科學的經驗證據是否可以支持上述設想?我們將這一進路統稱為「他心直通理論」(theories of direct access other minds)。

二、他心直通理論的多種路徑及其諸版本

為了更好地梳理並對當前認知科學哲學內部各個他心直通理論進行分類，從而給予一種譜系學的關照，筆者將按照丹尼特(D.Dennett)框定的解釋的個人(personal)水平與亞個人(sub-personal)水平，以及其在認識論上體現的哲學傾向(歐陸現象學與英美分析哲學傳統)，來考察他心直通理論諸版本的立場、內涵與證據。個體水平關注個體及其行為，並可以使用意向性辭彙表進行描述(例如，某人正在感覺到疼痛)。與之相對，亞個人水平主要處理在一個認知系統中認知與神經機制所發揮的各種功能，並可以用非意向性的辭彙表進行表述(例如，C神經纖維被激活了)。上述兩個維度的交叉，衍生出四條既相對獨立又互惠支撐的他心直通理論路徑，在四條路徑中代表性學者的位置如圖1所示。

圖1

當前認知科學哲學中他心直通理論的四條路徑

1.個體水平上他心直通理論的現象學進路

現象學家扎哈維指出，有關理解他心的新興備擇中的一個指導性觀念是「否認我們與作為一個有心靈的生物進行交往時唯一的問題就是將隱藏的心理狀態歸因給他人。相反，這個觀念主張我們需要嚴肅地對待心理生活的具身的和環境嵌入的本質，並承認一種更直接的通達他人心靈的途徑，該途徑先於其他任何想像的投射(imaginative projection)或理論化的推理，且比後兩者來得更為基本」。這種通達他人心靈的方式被稱之為直接社會知覺(direct social perception，以下簡稱DSP)。

他心的直接知覺取向支持者認為的DSP是指我們可以直接知覺到心理狀態。「我」在母親耷拉的肩膀、緊鎖的眉頭以及低聲的呻吟中看見了她的悲傷；「我」從「我」侄女爽朗的笑聲與雀躍的姿態中看見了她的歡樂；「我」從朋友打開冰箱門並伸手去取酒瓶的動作中看見了他想要喝啤酒的願望。在這些例子中，情緒和願望並沒有隱匿於行為背後，它們實在地體現在行為之中。當我們看到這些行為時，就直接看到了心理狀態，無需任何推理沉思。總之，我們可以從行動中看見心靈。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DSP並非是一個全新的論題。在哲學史上，諸多現象學家對類似的理論版本進行過論證與辯護。胡塞爾首先強調了DSP在現象學生活世界中得以成立的本體論基礎：「對我而言，在我們體驗到他人的有效性中，已經包括了他人體驗的共同有效性(co-validity)。通過這種共同有效性，他人作為一種面向我的存在，他人的活的身體不僅是我可以直接感知到的物理身體，而且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已經包含了知覺的共同接受。在這種共同接受中他人擁有他的活的身體就像我所感知到的同樣的身體一般。相似地，他將周遭世界感知為物質的，就像我體驗到的周遭世界一般。連同他人體驗到的生活，我無法在脫離他人所體驗到的共同設定(co-positing)的情況下去設定他人。」對於DSP發生的形式，我們在知覺上遭遇到的他人是「活生生的體驗……完全無需沉思，甚至無需任何基於印象或想像描述的意識就可以把握」。

舍勒(M.Scheler)的態度更為明確。他認為圍繞他心的所有困難幾乎都是人為設置的，進而發展出了一套「他心的知覺理論」。該理論可以被視為DSP的典範性現象學陳述。舍勒堅持認為：「我們必然相信自己可以從他人的笑聲中直接熟識他的愉悅，從他人的淚水中熟識他的悲傷，從他人的臉紅中熟識他的羞愧，從他人伸出的雙手中熟識他的乞求，從他人溫柔的目光中熟識他的愛，從他人咬牙切齒的表情中熟識他的憤怒，從他人緊握的拳頭中熟識他感到的威脅，從他人的話音中熟識他的想法。如果有人對我說這並非『知覺』，因為知覺只能是感官感覺的複合物，而在這裡肯定不存在對他心的感知，也不存在任何源自他心的刺激，我請求他拋開如此可疑的理論而轉向關注現象學事實。」

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進一步探討了DSP發生的現象學機制問題。他說：「我從他人的行為中，從他的臉或者手中感知到他人的悲痛或憤怒，而無需求助於任何有關痛苦與憤怒的『內部』體驗，因為悲痛和憤怒是一個未曾分割成身體和意識的世界之中共有的變化。這些變化適用於他人的行為，在他人現象身體中是可見的，就像這些變化在我自己的行為中向我所呈現的那樣。」

因此，按照現象學家的理解，所有支持他心間接通達理論的支持者在認識論上預設了一種「相當值得懷疑的二分，即內部與外部、體驗與行為之間的二分」。在一個被感知的身體與一個進行判斷的心靈之間作出二元的切分，這就陷入了笛卡爾設置的陷阱。事實上，當我們看見一個蘋果的時候，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們僅僅看見了蘋果面向我們的那個部分，而它的背面仍然隱匿於我們的視線之外。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在視覺意識上仍然會將它體驗成一個三維的對象。按照現象學的術語，蘋果隱匿的那部分會在知覺上伴隨它朝向我們那部分「並現」(co-present)在我們面前。落實到他心問題上，與之類似，儘管我們只是看見某人的行為，但是與這些行為相對應的心理狀態總是在體驗上並現的。即便我們只是在視覺上看到了他的蹙眉，他人的痛苦還是會在視覺上向我們並現。

在更具普遍意義的社會互動中，人們或許會擔心能否依據他人與之相像與否，來判斷他人可靠與否，或是否有吸引力。人們會對他人是真誠或虛偽，他人是由貪婪或慷慨所驅使，以及他人的舉動是有意還是偶然產生懷疑。然而，我們一開始幾乎不會對他人是否具有心靈產生懷疑。正如格式塔心理學家與現象學家古維奇(A.Gurwitsch)理解的那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從未面對這樣一種選擇：即我們是否應該將我們在街道上或會談中遇到的人們視為一個真實的人抑或僅僅是一個機器人……這種根深蒂固的確定性遠遠超過了我們在一個具備充分證據的科學假設中所擁有的自信」。

在個體發生學上，一些現象學家認為這種區分有「心靈」與「無心靈」對象的能力在生命早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並以「原初交互主體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的形態存在於新生嬰兒中。在此基礎之上，現象學家加拉格爾提出了互動理論(interaction theory，IT)。該理論認為原初交互主體性是一種前反思、前語言的人際互動形態。原初交互主體性的缺陷會導致兒童產生自閉症等發展性人際互動障礙。(11)

2.個體水平上他心直通理論的分析哲學進路

與此同時，有關直通他心的理論並非僅僅繼承自現象學的傳統或遺產，在分析哲學史上，類似的觀點與理論形態也並不罕見。維特根斯坦曾在《哲學心理學評論》中說：「我們看見了情緒——相對於什麼呢?——我們並沒有看見某人臉部的變化並以此推斷出他正感覺到歡樂、悲傷或煩惱。我們把他的臉描述成悲傷的、容光煥發的、煩惱的，我們甚至無法對這些特徵給予另一種描述——有人可能會說，悲傷就表現在他的臉上。」(12)甚至，在理解情緒與行為關係上維氏與舍勒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人們可以說『我從他臉上看出了膽怯，但無論如何膽怯不只是以聯想方式外在地和這張臉聯繫在一起，恐懼活生生地呈現在面目表情中。這些表情的任何些許改變，我們就會說相應的恐懼的改變』。」(13)

不難發現，維特根斯坦與現象學家一樣，拒絕接受在心靈與行為之間存在著本體論鴻溝的預設。在他之後，奧斯汀(J.Austin，1979)、德雷斯科(F.Dretske，1973)、麥克道威爾(J.Mc Dowell，1982)、湯普森(2008)、史密斯(2010)等分析哲學家也分別提出過類似的理論版本。當然，這些分析哲學家不會使用並現來解釋上述直通他心的現象何以可能，而是轉向支持一種「構成解釋」(constitutive account)，即心靈可以在體驗與行為中被等價且並非是模稜兩可地實例化。許多公開的行為，諸如微笑、皺眉、搖晃拳頭、扳手指數數、伸手拿水杯等，均允許我們直通他心。毋庸置疑，許多心理狀態可以具體地體現在我們看見的表達行為(expressive behavior)中。並不是行為背後隱藏著心理狀態，而是行為本身就構成了心理狀態。身體表達的構成意義在於特定的身體行為是心靈的表達，在這種表達中它們實際構成了某些心理現象的合適組成部分。因此，看見這些行為就是看見了他人心靈的一部分——外部公開可見的那部分——而不是把這些外部的行為簡單看成某些內部心理狀態活動產生的因果產物。

因此，根據構成解釋，心靈應該被視為一個混合的實體(hybrid entities)，它們是由內在的(神經與生理)和外在的(行為與環境)、部分與過程構成的一個整體。(14)雖然我們無法看見他人的混合的心靈的所有構成部分，但這並不會影響我們可以直接知覺到其外部實現的部分。在此意義上，分析哲學進路的他心直通理論與現象學進路殊途同歸。上述立場在樸素行動理論(NAT)中得到了最為合理的表述。該理論認為，作出一個行動的意圖是指向那個行動過程中存在的形式或構成部分的。(15)例如，假設老李想製作一個煎餅果子，我們通過他在做的過程中顯現的內容來推測其行動，對老李的行動的分析無需推理他的心理狀態。事實上，所有的分析都需要一種關於老李正在做什麼以及其行為所指向的目的的解釋。將老李的行動意圖歸因為製作煎餅果子就是表明他現在正在做什麼，正在敲碎雞蛋就是為了做煎餅果子。這是因為敲碎雞蛋本身就是製作煎餅果子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理解一個意向性動作只是一個有關目的指向性(goal-directedness)的問題，即知覺到當下正在發生什麼並預測接下來的行動將會是什麼。樸素行動理論認為所有關於行動的解釋都可以被樸素地加以闡釋，即，無需對諸如想要和打算等心理狀態的推理。樸素行動解釋是奠基性的，而「複雜的」行動解釋是多餘的，也不可能成為動作解釋的基本形式。

因此，樸素行動理論顯然是站在了傳統行動理論觀的對立面，後者認為意圖是一種心理狀態，例如，一種信念或者某種先前的態度(pro-attitude)。(16)因此，解釋一個目標他人的意向性行動需要推理那些產生並引導行動的信念和先前態度，而樸素行動理論則否認這一點。

當然，關於「構成」的概念仍然可以區分出較強與較弱兩種意義。在較強的意義上，構成意味著「相等於」或「等價於」，例如，說小張的憤怒就是等同於他的咬牙切齒與緊握拳頭等等。這種解釋顯然多少有點接近於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哲學訴求。但是，當前分析哲學取向的他心直通理論無需接受這種較強意義上的構成解釋在認識論承諾上帶來的被動，而是可以轉向接受一種較弱意義上的構成解釋。按照這種解釋，「構成」意味著「成為一部分」。(17)這種較弱意義上的構成觀並不會導致行為主義。因此，儘管某類表達行為及其動態形式構成了某些心理狀態的外在「窗戶」，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知覺到所有相關的心理現象。某些心理狀態(例如情緒)是結構性的複合物——它們是混合的，是由內在與外在的成分通過功能整合構成的。

3.亞個體水平上他心直通理論的現象學進路

與個體水平上他心直通理論遙相呼應，且聲勢日隆的是亞個體水平上的他心直通理論。激發這一理論熱情的是近二十年來自神經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發現——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義大利帕爾馬大學神經科學家里佐拉蒂領導的團隊藉助單細胞神經記錄法在豚尾猴大腦腹側前運動皮層(PMC)的F5區和PF區發現了一類特殊的多通道(multi-modal)神經元。它們不僅在猴子執行一個目標導向(goal-directed)動作時被激活(例如猴子用力抓住一個蘋果)，而且當猴子被動觀察一個由其他個體執行的相似動作時也會被激活。鏡像神經元憑藉這種特徵去匹配觀察到的和所執行的動作，同時去編碼「我的行動」和「你的行動」。(18)隨後，藉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經顱磁刺激(TMS)等非侵入性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眾多研究團隊相繼發現人類大腦的頂下小葉(IPL)的喙部、中央前回的下部以及額下回的後部(IFG)等腦區具有鏡像屬性。這些區域也被稱之為鏡像神經元系統。其中，前腦島(AI)會在觀察他人噁心表情時產生與主體自己產生噁心情緒時同樣的激活，這意味著人類鏡像神經元系統還參與了共情(empathy)等社會認知加工。(19)

早在鏡像神經元發現的早期，帕爾馬團隊中的神經生理學家加萊塞就對使用胡塞爾與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框架來解釋鏡像神經元的功能抱有濃烈的旨趣。結合現象學的傳統與神經科學事實，他提出了一個名為「具身模擬」(embodied simulation，Es)的理論。加萊塞贊同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為「身體」在主體與世界和他人照面時賦予的地位：「我們身體的運動體驗並非認識的一個特例：它向我們提供進入世界的和進入物體的方式，一種應該被當作原始或最初的實踐知(praktognosia)。」(20)ES即是指主要利用(但不局限於)運動系統的內在功能組織來實現對他人的「體驗式理解」(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ES並不限於動作領域，也囊括情緒與感覺等交互主體性的諸多方面。這樣一種機制之所以是「具身的」，是因為它使用了大腦中一個預先存在的身體模型。這裡的身體不是物理的「軀體」(Krper)，而是胡塞爾意義上的「身體」(Leib)。所有呈現鏡像屬性的腦區對我們與世界的互動進行了建模。這種互動模型——即實踐知——不僅與引導我們自身行為的任務高度相關，而且與我們理解他人行為密不可分。所謂「模擬」是指，當我們觀察到一個動作時，我們的運動系統的激活就像我們自己執行那個觀察到的相似動作一樣。我們將觀察到的動作理解成為意向性的，有心靈驅動的，這精確地取決於觀察到的主體與觀察者之間的聯繫。當然，這種模擬與傳統讀心領域內的ST不同，前者是自動化的、無意識的與前語言的(prelinguistic)。作為社會認知的核心機制，它在存在形態上比任何形式的對他人命題態度的外顯歸因都要基本與普遍，在發生學上則比後者更為古老與原初。(21)

通過ES這種實踐知，我們將他們的行為作為一種意圖體驗，在他們所做所感和我們的所做所感之間形成一種等價關係。我們不僅「看到」一個動作、一種情緒或一種感覺。伴隨觀察到的社會刺激的感覺描述，觀察者會同時產生與上述動作、情緒和感覺有關的身體狀態的內部表徵，就好像他們親自做了相似的動作或體驗到相似的情緒和感覺。(22)需要說明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人的行為經常被部分地掩蔽在我們視線之外。例如，看見有人打開車門入座後點火啟動，我們通常無法完整地看見整個動作序列及動作對象(拿鑰匙的手被方向盤擋住)，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很好地理解並預測他人的行為意圖。近期的手部抓握動力學實驗證實了這一點。貝基奧帶領的團隊新近發現，作為觀察者的被試可以迅速、精細地識別出被掩蔽的抓握對象。早在動作執行者作出抓握動作開始的80毫秒內，被試就可以準確地預測出這一動作是抓握小的物體還是大的物體。研究者認為，被試可以從動作的運動學信息中提取出足夠多的線索來理解動作意圖，而鏡像神經元系統對於動作運動學傳遞的意圖信息是極其敏感的。(23)「『視線之外』並不意味著『心靈之外」。』(24)通過ES，動作執行中的「空缺」可以被有效地填補。

因此，在生活世界的真實互動中，我們不僅僅只在心理上客觀地認為第三人稱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而且將他們體驗為身體自我(bodily self)。與我們如何將自身體驗為自己身體和行動的擁有者和執行者類似，當面對他人的表達性行為、反應和傾向時，我們同時也體驗了他們的目標導向和意圖特徵(intentional character)，就像我們將自身體驗為「我們的」行動的執行者，「我們的」情緒、感情與感受的主體一樣。因此，Es是確保我們能夠直接把握他人的主要知識來源。

4.亞個體水平上他心直通理論的分析哲學進路

同樣是受鏡像神經元研究啟發，亞科波尼與里佐拉蒂以及哲學家辛尼戈利亞等則沿著一條分析哲學的進路發展出了與Es類似的他心直通理論——直接匹配假說(direct-matching hypothesis，DMH)。與此同時，加萊塞也從分析哲學的角度將DMH與ES合并成為他心緊縮解釋(deflationary account)。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鏡像神經元一經發現，就引發了諸多爭議。以觀察他人執行剝花生的動作為例，根據視覺假說(visual hypotheses)，描述場景的一系列元素是通過視覺分析(剝花生的場景)從簡單到複雜建立起來的，之後再與觀察者的概念系統(往往藉助語義信息及線索，例如與「花生」有關的語義概念網路)結合，從而達到理解他人動作的目的。因此，在用於理解像用手抓取花生這樣的生物動作的概念及神經系統和用於理解像門被風吹開之類的非生物動作之間幾乎沒有差異。觀察者會利用推理系統而不是運動系統來實現對他人動作的理解。(25)

然而，一些鏡像神經元研究的支持者挑戰了視覺假說。一系列實驗發現，只要猴子擁有足夠多的關於動作執行者意圖的暗示信息，即使動作執行的目標對於猴子的視覺系統來說是隱蔽的，其鏡像神經元也會被激活。並且，伴隨著指向目標動作的聲音也能夠導致特定的鏡像神經元產生激活，縱然該過程對於猴子來說並沒有視覺信息的呈現。(26)這些結果有力地暗示，鏡像神經元的激活表徵了動作的概念(conceptualizations)，而不僅僅是由視覺上看到或執行動作所導致的反應。

基於上述實驗發現，亞科波尼提出了一個大膽假設：我們對於動作的感知覺表徵是與我們腦中相應動作的運動表徵直接匹配的。這種匹配發生於運動神經元存在的腦區，這些運動神經元除了在我們執行某一運動時會激活，在我們觀察到這個特定的動作時也產生強烈的激活。(27)關於DMH，有兩點值得特別說明：其一，「直接」意味著動作的視覺信息無需其他機制轉換或中介就投射到運動皮層。在這其中，並不排除其他認知機制參與到感知覺物體或動作之中。該假設僅僅強調動作的感知覺表徵與執行動作的表徵之間的無中介。其二，「匹配」的結果使得我們完成動作理解這一認知過程，由於這期間沒有其他中介機制來「翻譯」感知覺的表徵，因此直接匹配實現的前提是感知覺信息與運動信息在亞個人水平上是對應的。這種對應，既可以是動作運動學信息等加工過程或細節，也可以是動作的目的或結果。(28)

大量來自現有神經成像技術的證據表明DMH預設的觀察-執行匹配系統存在於人腦中，且這些系統在觀察運動的過程中被激活。TMS實驗也顯示了觀察他人的動作會引起觀察者運動系統的共振激活，但在觀看無生命的物體運動時不會發生變化。TMS中MEP的改變對於觀察者用於執行所觀察動作的肌肉來說是特異化的，這就說明運動共振(motor resonance)不是運動系統中激活水平的一般變化。(29)腦電圖(EEG)和腦磁圖(MEG)研究也顯示了觀察動作會誘發觀察者感覺運動皮層內部μ波和β波節律的改變。且這種改變和在動作執行過程中出現的變化很相似。MEG/EEG在動作觀察過程中的改變並沒有顯示它們是由於觀察者運動系統外周的、隱性的變化造成的，這就意味著這些變化是由更為純粹的動作表徵水平(而不是動作執行水平)上的大腦皮層的激活所導致的。(30)

來自臨床神經病理學以及TMS虛擬損傷研究進一步為DMH的合理性提供了特殊的經驗證據。如果觀察-執行匹配系統出現運行異常，或使用TMS技術抑制觀察-執行匹配系統的活動，那麼就會影響人們對面部表情的識別與理解。例如，臨床上面神經麻痹(Bell s Palsy)患者或使用肉毒素注射進行美容的個體會因為面部表情的暫時癱瘓而出現識別或理解他人表情能力的下降。(31)科布(Korb，2015)等使用TMS對女性被試的右側前運動皮層(M1)與軀體感覺皮層(S1)的活動進行抑制，發現會減少被試對面部表情的自發模仿，並使其在知覺面部表情的變化上出現滯後。這說明在情緒知覺過程中對觀察一匹配系統功能的干擾會減弱觀察者對面部表情變化的敏感性。(32)

基於上述證據，加萊塞深入批判了認知科學中一直以來將感知覺系統與運動系統二元對立的認識。(33)以情緒狀態為例，這種二元對立產生了兩種理論取向：一是達爾文的取向，認為情緒反應緊隨情緒體驗產生(憤怒的體驗引起咬牙切齒與握拳的行為)；另一種背道而馳的是詹姆斯的取向，認為情緒反應產生了情緒體驗(咬牙切齒與握拳的行為引發了憤怒的體驗)。延伸到表情識別與理解上，ST將其視為一個多級串聯加工(muhistep serial processing)。首先，主體的表情被感知者運動系統所模擬；其次，來自運動系統的反饋誘發了其他參與情緒體驗的腦區中的神經網路活動，從而引起感知者產生相應的體驗；最後，感知者使用這種第一人稱體驗來推測或投射主體具有的那些不可觀察的情緒狀態。

在亞個人水平上，該模型預設了一種情緒體驗與表達的神經基礎之間的二元論，從而使得我們無法直通他心的立場變得合理。然而，直接匹配假說反駁了這種不可靠的二元論。在人腦中存在的觀察-執行匹配系統從亞個人水平上支持了杜威當年對達爾文與詹姆斯情緒理論的質疑：主體是情緒體驗的核心特徵，情緒的行為表達是某些情緒在本體論意義上的組成部分。有關他心的知識應該被視為一個直接、緊縮的知識。(34)

三、他心直通理論的問題

總體上，他心直通理論挑戰了當前心智哲學與認知科學哲學中有關心理狀態隱匿性(hiddenness)的主導假設。這一假設可以稱之為「不可觀察性原則」(UP)。根據UP，我們無法看見心理狀態，這是因為心理狀態在本體論層面上是顱內(intracranial)現象。(35)除了我們自己，心理狀態對於其他任何人而言都是無法從知覺上進入的。因為我們無法直接知覺到他心，我們不得不接受下面兩個假設：(1)普遍性的假設(SoU)。我們對於理論的依賴(或我們對於模擬或某些理論和模擬結合的依賴)是近乎普遍的，在理解他心上，常識心理學的方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2)迂迴假設(SoD)。在他人直接可以觀察的行為與他人內部不可觀察的心理狀態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只能依靠推理、模擬或其他間接、迂迴的方式才能跨越它。

然而，近期他心直通理論各個版本所提出的系列主張在認知科學哲學內部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些傳統他心間接理論的擁護者相繼提出了嚴厲的質疑。具體而言，這些質疑主要可以被概括為如下幾類：

首先，部分-整體質疑。這種質疑反對的是心靈的構成解釋，即將心靈視為一個內在與外在混合實體的觀點。麥克尼爾(W.Mc Neill，2012)認為，即便我們承認某些心理狀態是可見行為的組成部分，並從中得以呈現，這一事實並不足以認為我們「真的」看見了他人的心理狀態。(36)我們可以通過老李眉頭緊蹙看到他憤怒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不是看到真正「完整的」憤怒。

其次，通達不對稱質疑。這一質疑源自我們觀察到的自我體驗與他人體驗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不對稱。當「我」體驗到一種情緒時，「我」會即時感受到它，並且直接認出這種體驗是屬於「我」的。然而，對於他人的體驗，「我」缺少一種第一人稱的通達。換言之，「我們從未獲得任何有關他人處於何種心理狀態的直接知識。這種明顯的不對稱產生了他心的認識論問題」。(37)顯然，不管何種形態的他心直通理論都刻意迴避乃至忽視了這種不對稱。因此，他心直通理論及其主張是高度可疑的。

再次，看似-真實質疑。這種質疑主要攻擊的是個人水平上的他心直通理論。以視覺加工為例，按照馬爾提出的視覺計算理論。視覺加工是由視網膜細胞上的光傳導過程，以及從視網膜輸入到對遠距離刺激可用的三維表徵的演算法轉換過程等一系列複雜計算過程完成的。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此複雜的加工過程在個體水平上卻是快速、便捷、沒有痕迹的。這些特徵似乎都符合個體水平上對「直接」的刻畫。然而，假設我們以此將「看見」這一動作視為直接的，進而質疑關於視覺的計算理論，這顯然是不具有說服力的。(38)這種反思同樣適用於理解他心。社會互動現象上的便捷性、瞬時性本身並不能否認UP以及衍生出的SoU與SoD。因此，DSP與NAT告訴我們的只是理解他心看似是基於快速的、實效的與評估的直接理解。但是，當前理解他心研究中所存在的疑問並非是關於看似的，而是關於真正普遍互動行為的結構和亞個人水平的過程。

最後，必要-充分質疑。這類質疑主要聚焦於亞個人水平上的他心直通理論。例如，對鏡像神經元與動作意圖理解關係的拷問。一方面，鏡像神經元對動作理解功能的充分性存在很大的爭論。腦成像研究顯示，人們在觀察生活中的各類動作時不僅需要鏡像神經元的參與，還需要其他的社會腦區來共同對觀察到的動作進行認知解碼。例如，一些在特定情境下的動作理解需要進化上更為高級的前額葉的參與(39)。另一方面，鏡像神經元對於動作理解功能的必要性也存在很大的爭論。ES或DMH的支持者宣稱：「利用我們自己的運動皮層中的動作知識去推測他人與動作有關的意圖。」(40)然而，這樣的機制常常和臨床上的一些病例相矛盾。諸如運動不用症(apraxia)(即，運動皮層中該動作的腦區被損毀)等腦損傷的患者常常無法自己去執行某些動作，但是他們卻可以較好地理解其他人做這些動作。這表明即使自己運動皮層中缺少某個動作的表徵，病人還是可以對該動作進行很準確的理解。(41)此外，在腦外傷患者以及TMS功能性損壞腦區實驗中，作為鏡像神經元區域的額下回的受損程度和動作理解功能的受損程度沒有呈相關關係。(42)這表明鏡像神經元的活動對於動作理解功能的貢獻可能不是直接的。

面對這些質疑，他心直通理論的支持者究竟是以妥協的姿態承諾「我們並不考慮DSP(以此為代表)應該成為理解他心的主要取向，而是在意它是否可以成為TT和ST的輔助備擇取向」(43)，還是以一種更為激進與強硬的方式回應：「親愛的華生，這是最基本的判斷」(44)，仍將遺留下廣闊而開放的辯護空間，待哲學家與神經科學家聯手開拓。

今天的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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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37)A.Hyslop,Other Minds,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other-minds/.[2014～1～14]

D.Zahavi,Empathy and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A Phenomenological Proposal,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2,2011,pp.541～558.

D.Dennett,Content and Consciousnes,Routledge,1969,pp.25～27.按照圖1的標註，支持他心直通理論的各個版本的代表性學者立場可以在圖中得到清晰呈現。箭頭指向方向代表著支持某一維度立場的強度。囿於篇幅，部分學者的學術觀點在本文中無法具體展開論述，但讀者可以通過本文相關文獻按圖索驥獲得足夠的信息。

D.Zahavi,Self and Other:Exploring Subjectivity,Empathy,and Sha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40.

E.Husserl,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From the Lectures,Winter Semester,1910～1911,I.Farin & J.G.Hart (trans.),Springer,2006,p.84.

M.Scheler,The Nature of Sympathy,P.Heath (tran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4,p.260.

(20)M.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Routledge,2002,p.450,p.140.

A.Gurwitsch,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F.Kersten (trans.),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0～11.

(11)S.Gallagher,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 Autism: Interaction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of Mind,Philosophy,Psychiatry,and Psychology,11,2004,pp.199～217.

(12)L.Wittgenstein,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Vol.I,C.G.Luckhardt & M.A.E.Aue (trans.),Blackwell,1980,p.180.

(13)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陳嘉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1～172頁。

(14)(17)(31)(35)(43)J.Krueger,Direct Social Perception,Oxford Handbook of 4E Cognition,A.Newen,de Bruin,& Gallagher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in press.

(15)M.Thompson,Life and Action: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2～15.

(16)戴維森(D.Davidson)在對異態一元論(anomalous monism)的辯護中論證了這種主張。詳見：D.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2nd edn,Clarendon Press,2001.

(18)G.Rizzolatti & L.Fogassi,The Mirror Mechanism:Recent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369,2014,pp.53～74.

(19)(33)(34)V.Gallese & F.Caruana,Embodied Simulation:Beyond the Expression/Experience Dualism of Emotions,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2016,pp.397～398.

(21)(22)(24)(40)V.Gallese,Embodied Simulation:From Neurons to Phenomenal Experience,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4,2005,pp.23～48.

(23)C.Ansuini et al.,Grasping Others Movements:Rapid Discrimination of Object Size from Observed Hand Movemen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 performance,42,2016,pp.918～929.

(25)(26)(29)(30)G.Rizzolatti & L.Craighero,The Mirror-Neuron System,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7,2004,pp.169～192.

(27)M.Iacoboni et al.,Cortical Mechanisms of Human Imitation,Science,286,1999,pp.2526～2528.

(28)G.Rizzolatti & C.Sinigaglia,The Functional Role of The Parieto-Frontal Mirror Circuit:Interpret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1,2010,pp.264～274.

(32)S.Korb,J.Malsert,V.Rochas et al.,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Neural Network of Facial Mimicry of Smiles-An rTMS Study,Cortex,70,2015,pp.101～114.

(36)W.E.S.Mc Neill,Embodiment and the Perceptual Hypothesi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62,2012,pp.569～591.

(38)S.Spaulding,Embodied Cognition and Mindreading,Mind & Language,25,2010,pp.119～140.

(39)M.Brass,R.M.Schmitt,S.Spengler et al.,Investigating Action Understanding:Inferential Processes Versus Action Simulation,Current Biology,17,2007,pp.2117～2121.

(41)(42)G.Hickok,The Myth of Mirror Neurons:The Real Neuro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W.W.Norton,2014,pp.45～48,pp.120～123.

(44)近期，行為與神經科學家貝基奧以一系列精緻的行為與腦成像實驗驗證了ES的合理性，並嘗試建構一個更加激進的他心緊縮版本。在文章結尾處她以福爾摩斯對助手華生常用的調侃向他心間接理論支持者宣戰，認為他心直通理論在經驗證據上是足夠強健的。詳見：C.Ansuini,A.Cavallo,C.Bertone,& C.Becehio,Intentions in The Brain:The Unveiling of Mister Hyde,The Neuroscientist,21,2015,pp.12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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