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故宮主動捐文物的工人何剛不幸去世，有人卻帶起了節奏

據@中華遺產雜誌官方微博6月16日發布消息稱，5月30日11時40分許，在石（石家莊）濟（濟南）客運專線工程工地，一台龍門吊在拆除過程中發生傾覆，導致6人遇難。其中一名遇難工人名叫何剛，可就是這樣一位普通的中國工人背後，有著一個感人的故事。

《中華遺產》雜誌曾在2011年第4期的特別策劃「故宮文物，誰在捐贈」對何剛做過一個專題報道。

1985年，何剛在河南商水縣老家蓋房時意外地挖出「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等19件高等級元代銀器，但他拒絕了文物販子用一蛇皮袋現金購買文物的要求，與村長連夜趕到北京，要求將其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為了更完整地收藏這批銀器，在時任故宮文物管理處梁處長的建議下，何剛又一次不辭辛勞地趕回河南，將其盛裝銀器的缸送到了故宮，令梁金生感動不已。在完成這件「壯舉」後，何剛又恢復了四處打工的生活。

@中華遺產雜誌微博稱，何剛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工人，卻也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了不起的保護者，《中華遺產》雜誌為他的逝去表示誠摯的悼念！

何剛/資料圖，來源：中華遺產雜誌

截圖來自@中華遺產雜誌微博

這一消息發出後，網友們紛紛表示遺憾痛心，希望何剛走好。有網友稱，何剛與那些戰士沒有區別，國家的珍貴文物與祖國的萬里疆土一樣需要捍衛和守護。

然而，在這樣令人惋惜的事件中，也總會出現個別刺耳的聲音，強行「帶節奏」。比如，有人在@中華遺產雜誌官微的評論區質問，「說句不好聽的，無私的捐出那麼多古董，說明人很老實純樸，捐出之後又有誰關注過他的生活？給沒給獎勵不知道？如果這種值得歌頌的人為什麼不在活著的時候報道鼓勵？我想他的生活會有所改變，生活改變了今天的悲劇有可能會改變？大多數媒體就會報道死後人的那些事活著時多關注要改寫歷史了！」在這樣的「指責」後，也有個別人跟著起鬨，或者進行惡意「聯繫」。

截圖來自@中華遺產雜誌微博評論

然而，這恰恰是一段不經查證、選擇性忽視地「條件反射式指責」。首先，正如上文提到的，早在2011年時，《中華遺產》就出過專門報道，並不是活著的時候沒報道；其次，故宮曾博物院曾向何剛及其家人給予過獎勵和幫助。1985年，何剛主動捐獻文物後，故宮博物院獎勵8000元，2003、2005年故宮博物院得知何剛家人患病，又分別資助50000元。

這些具體情況都在雜誌2011年第4期的文章中講得非常清楚。文章中也提到，「我國法律對捐贈有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願和無償的。於法而言，文物捐贈一旦完成，故宮並沒有義務滿足捐贈者或其後人的不合理的事後要求。但是，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

面對文物捐贈的「事後人情賬」，當時負責何剛捐贈的故宮工作人員梁金生曾表示，「特別是有些捐贈涉及時間跨度太長，查證當年的具體捐贈情況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就算查證後，故宮也沒有專項資金解決其索要的金錢。這讓我們陷入了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

今天，@中華遺產雜誌也在評論去回應，訃告已應家屬要求發出，沒有提及這些是與此事無關，誰帶節奏一目了然。

對此，很多網友也對這波惡意節奏表示憤怒：

附文：《挖出文物之後》，作者：宋軍，《中華遺產》2011年第4期，特別策劃「故宮文物，誰在捐贈」。

《中華遺產》2011年第4期

很多時候，越過新聞，走近事件的當事人，我們能發現更多。

曾經有一條報上的新聞是這樣的：「河南農民何剛家住河南商水縣固牆鄉固牆村。1985年，他在自己的院里蓋房時挖出一個大缸，內裝『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等19件造型華美的元代銀器。何剛立即與本村村長一起連夜趕到北京，要求將其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經專家鑒定為十分罕見的元代窖藏銀器，這填補了故宮銀器收藏史上的一項空白。為了更加完整地收藏這批銀器，在故宮文物管理處梁處長的建議下，何剛又一次不辭辛勞地趕回河南，將其盛裝銀器的缸送到了故宮，其行動令梁處長至今回憶起來，依然感動不已。」

這則新聞涉及兩個主要當事人，何剛與梁金生。

何剛，今年48歲，和當前眾多中國農民一樣，現也在外打工。

梁金生，自1984年開始，就在故宮文物管理處工作，近三十年中，一直在同文物捐贈活動和捐贈者直接打交道，被媒體稱為「大內總管」。

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人，因為捐贈文物事件而相遇。也應該隨著捐贈事件的結束而結束，曾經的捐贈只停留在回憶里。然而，他們的關係卻遠沒有結束。

其實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來說，挖到這樣一批珍貴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給生活帶來巨大影響的事情。

首先從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總則第五條明確規定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處挖到的是一樣的，文物均歸屬國家。但就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來看，這一規定並不好理解。

沒想到，何剛卻很清楚。何剛說，他知道文物屬於國家，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把這批文物據為己有，更沒有想過要賣。當時，何剛挖出寶物的消息傳遍了十里八村，文物販子紛至沓來，找到何剛，要求購買這批文物。何剛回憶道：「有人說，你要多少你說話，給你一袋子錢總夠了吧？就是那種蛇皮袋，那能裝很多很多錢。」何剛說：「那不能賣，賣了以後就被弄到外國去了。這可是中國的東西。」

說來奇怪，何剛是一個僅有初中文憑的普通農民，為何卻會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護意識呢？原來，何剛有一個叫老於的老鄉，老於的戰友老崔，當年在故宮保衛部門工作，正是這個老崔，在得知何剛挖到文物的時候，第一時間轉達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才使得何剛有了如此堅定明確的認識。也正是通過老崔，何剛等人才聯繫上了梁金生，並攜帶文物來到北京故宮，找到梁金生，辦妥了捐贈事宜。

梁金生說，雖然是無償捐獻，但當時故宮給了何剛一筆錢作為獎勵。

群眾挖到文物後上繳國家，到底應不應該給獎勵，該給多少合適，一直令相關管理部門頭疼。對此，有關專家表示：出土文物歸國家所有，不管農民還是誰發現都有義務上繳國家。國家鼓勵無償捐贈，對捐贈者頒發證書或物質獎勵，但沒有明確獎勵標準，大多以頒發證書這樣的精神獎勵為主，這對上報和捐贈行為是種肯定。具體給多少，需就個案來判斷。上繳文物的每個人的覺悟不同，動機不同，所以要視情況而定。另外，還要看交寶人是否是主動上繳，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後才不得不上繳的，恐怕要比主動上繳得到的獎勵少一些。

何剛是主動上繳的，而且他說，當時沒有多想，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而故宮，也沒有虧待何剛。梁金生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揚，沒有給何剛1萬元，而是給了8000元。

經歷過1985年的人們，應該不會懷疑何剛的動機和故宮的誠意，那個年代，雖然有了「萬元戶」，但金錢並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個精神和榮譽至上的年代。

然而時代在變，如果是今天，何剛還會捐贈嗎？對此，何剛的態度倒很堅決，他說，即便是現在，也一定會捐出來，原因很簡單，還是那句話，「文物屬於國家」。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農民純樸的信念。梁金生後來把何剛當作朋友，如果兩人之間關於文物的故事就此結束，那真會像文章開頭新聞要表達的意思一樣，這將成為故宮文物捐贈歷史上的一段佳話，給人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可惜的是，事情卻並沒有結束。

何剛帶著挖出的文物來到故宮，達成了捐贈的心愿，又帶著意料之外的一筆錢回到家鄉，他心中的欣喜不難想像。但錢是不經花的。何剛說，2003年，他第二個老婆患尿毒症，看病花了很多錢，還借了外債。萬般無奈之下，何剛想到了故宮，於是，他又來到了北京。依舊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經過研究決定，故宮給了何剛5萬元。

此時，距離1985年，已經過了18年，可以想像的是，當初的幾千塊錢，比這次的5萬塊，似乎更經花。因為僅僅3年之後，何剛又一次找到了故宮。

2006年，因為老父親要做腿部的手術，急需用錢，所以何剛再次找到故宮，故宮又一次給了他5萬元。

現在，何剛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難。 何剛說，他近況不太好，又欠下2萬多塊錢的債，不知道如何還。除了身體不好，家裡的事情更讓他煩心。老婆久病在身， 21歲的兒子也有三叉神經痛。最緊迫的還不是這些，兒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給村裡上繳計劃生育費，大概1萬多塊錢，這筆錢到現在沒有交上。村支書前些日子打電話到家裡，讓趕緊交，否則到下半年又該漲了。

何剛這輩子和故宮算是結下不解之緣。面對生活的艱難，何剛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經接受他捐贈的故宮。不過，這也正是最令他糾結的一點，前後兩次，故宮已經給了他10萬多塊錢，再向故宮要，真張不開口啊。可是怎麼辦呢？何剛琢磨著是不是能有變通的方法，他說：「我想讓故宮給我出一個手續，讓政府免了這1萬多塊錢的計劃生育費。不知道行不行？」

最近接到過何剛電話的梁金生也感覺到了何剛的糾結。何剛要再來找故宮怎麼辦？梁金生說，在何剛確實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故宮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過援助之手的，對其他捐贈者或者其後人也一樣，但「不能沒完沒了吧」。

我國法律對捐贈有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願和無償的。於法而言，文物捐贈一旦完成，故宮並沒有義務滿足捐贈者或其後人的不合理的事後要求。但是，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面對文物捐贈的「事後人情賬」，梁金生有些無奈，他說：「特別是有些捐贈涉及時間跨度太長，查證當年的具體捐贈情況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就算查證後，故宮也沒有專項資金解決其索要的金錢。這讓我們陷入了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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