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約1591～1646），字瑤草（一說字衝然），貴州貴陽人，明末大臣，官至內閣首輔，相傳本姓李，過繼馬氏，祖籍廣西梧州（一說江蘇儀征）。明萬曆己未（1619）進士及第，授南京戶部主事，後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

甲申國變後，馬士英與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等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因「擁兵迎福王於江上」有功，升任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為南明弘光王朝首輔，人稱「馬閣老」。

（《桃花扇》中的馬士英阮大鉞）

馬士英在明末和清代頗受指責，被認為是大奸臣，南明弘光政權覆亡的責任基本上被加在他的身上，《明史》將「馬阮」二人同列入《奸臣傳》中，稱馬士英

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

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馬士英也和阮大鉞也是如假包換的反面角色，讀了《桃花扇》劇本或者看了《桃花扇》演出的讀者觀眾，估計也都一直以為南明首輔馬士英和閹黨阮大鋮均是佞臣小人。

其實，史書和傳奇醜化了這位大節無虧的南明首輔馬士英。

（馬士英畫像）

他老家貴州的人們也覺得他丟臉，不願認這個老鄉，甚至連地方志名人傳中也沒有他的名字。

流風所及，金庸先生在《碧血劍》中也沒給他好臉色:

袁承志和溫青青到秦淮河散心，偶遇鳳陽總督馬士英的侄子馬公子，這位馬公子腐敗好色，還沒有眼力勁，結果被溫青青手刃。

（影視各版本中溫青青）

而第十一回大家爭奪的就是馬士英要進貢給皇帝的茯苓首烏丸，還不屑地說馬士英進貢的理由是希望崇禎皇帝多活一年自己能多當一年官——大明臣子希望君父長壽康寧也成了罪過，也是醉了。

談古論金按：舊版中茯苓首烏丸除了茯苓和首烏之外還有老山人蔘和珍珠粉末等珍貴藥材作為配料，新修版改為老山人蔘、五色靈芝、麝香牛黃等珍貴藥材，貌似確實比舊版更加在細節上考究了一些。

先說說馬士英在崇禎朝的事情。

崇禎十四年（1641），罷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東林黨人（東林復社集團）的活動下，再任首輔。資料記載東林黨人在活動周延儒復職的過程中，用來運動的花費是白銀20萬兩（一說10萬兩），而阮大鋮是主要的捐資者之一（「獻金萬兩佐之」）。周延儒入閣後，「金主」阮大鋮要求為名列「閹黨」名單的自己翻案，因為周延儒和東林黨人有暗中的君子協定，無法提拔阮大鋮，只好婉言拒絕，阮大鋮轉而要求提拔自己的好朋友馬士英，周延儒答應了。

這時，正值李自成、張獻忠的武裝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連失五城被逮下獄，禮部侍郎王錫沄向崇禎帝推薦馬士英，首輔周延儒趁機做順水人情，於是起用馬士英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風陽等地軍務。值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討伐，兵敗身亡，皇命剛剛就職的馬士英進討。馬士英驅兵圍城，劉超連連受挫。劉超在貴州時，與馬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馬士英佯裝答應，設計捉住劉超，解往北京正法。馬士英這事辦得乾淨利落，給崇禎帝和朝臣留下了辦事幹練、長於謀略的印象，在晚明諸臣中馬士英絕對算得上是庸中佼佼。

（馬士英草書扇面）

再說說馬士英在弘光朝的事。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南京的文武大臣議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東林黨一派的大臣主張立潞王朱常澇，而馬士英、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劉孔昭等勛臣與軍方將領主張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以500名貴州籍親兵護送福王至應天府，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認既成事實，於是福王做了皇帝，年號弘光。馬士英與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為閣臣。相傳馬士英為當上首輔，指使總兵高傑、劉澤清疏促史可法督師揚州，史可法被排擠出京，馬士英入居首輔，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立國之初，馬士英還與東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朝政頗有新氣象。但史可法督師揚州後，馬士英頂住朝臣的反對，向弘光推薦阮大鋮。弘光帝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遷右僉都御史，巡迴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阮大鋮上台後，因為與東林復社集團有舊怨，即著手打擊東林、復社黨人和其他政敵。馬士英因為阮大鋮，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種種這些，使困難重重、矛盾百結的弘光政權更加烏煙瘴氣。面對清兵的大舉南下，南明政權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終致覆滅。

（明朝末年地圖）

權位越高，責任越大，作為首輔，馬士英誤國的責任確實難辭其咎，但弘光朝的問題多方面的，不是馬士英、阮大鋮兩個奸臣排斥東林黨的「正人君子」所以把事情搞砸了這麼簡單。

馬士英重用提拔阮大鋮，是念舊情報恩也好，是被阮大鋮的「才幹」蒙蔽也罷，是為了搭自己稱心如意的班子也好，錯了就是錯了，無須深辯，但是這樣的錯誤，史可法也同樣犯過，不足深責。

但是他的晚節，有必要探討一番。

傾向於東林黨的人都說他同阮大鋮一起投降了清朝，清軍在追殺隆武帝（唐王）的時候在繳獲的文書中發現馬士英在降清之後給隆武帝的表文，因而將其處斬，藉以證明馬士英先為奸臣，後為叛賊，反覆無常，首鼠兩端，因而死有餘辜。

但是，根據《清實錄》卷二十六記載：

（順治三年1646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

根據清朝方面確鑿記載，馬士英殉國毫無疑義。

蔣良騏《東華錄》卷五記載：

（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

這一記載更加詳盡，和時人日記記載馬士英在八月被下旨處斬，時間完全吻合。

馬士英在弘光政權垮台之後先後投奔魯王（魯監國）和唐王（隆武帝），招來一片口誅筆伐，彷彿過街老鼠，後來被魯迅先生引用的王思任的名言「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污納垢之地」就是直接針對他的；張岱的「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也是針對他。

但即使如此，馬士英並沒有因此轉投清朝方面，而是儘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來彌補自己的過錯。

從《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等清方的檔案顯示，馬士英多次參加渡錢塘江反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等戰役。

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潛伏在四明山削髮為僧，最後被部下叛徒出賣被俘就義，殉國的昭昭大節，天日可表。

但是東林黨人及其後人（特別是黃宗羲等人）一方面在《明史》中不得不承認馬士英殉國，一方面在《明史·馬士英傳》中故意筆法搖曳作態，試圖誤導後人：

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鋮、國安父子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杠，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

（《明史》作為清朝的官修正史。很多方面不能全信）

明明是「事具國史」，卻偏偏加一段「野乘」，故意用所謂「春秋筆法」寫馬士英被俘後，用阮大鋮、方國安父子投降，暗示馬士英也同時投降了，隨後清廷發現馬士英、阮大鋮、國安父子有通敵文書，於是才將已經投降的馬士英等人殺害，殺害的地點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實上馬士英至死始終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風牛馬不相及。

這種出於黨派偏見和私怨編撰歷史的做法完全不足為法，這一部分稱之為「穢史」也不為過，另一方面，這種謠言在實際作用上也配合了清朝弘光朝君昏臣奸、活該滅亡的文宣，可謂無恥。

另外，野史傳說清兵殘忍地剝馬士英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事情當然並不確定，但是東林黨後裔竟然編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的句子幸災樂禍。

這恐怕不僅僅是無恥，而是滅絕人性了。

南京城破之時，弘光朝禮部主事黃端伯聽說趙之龍、錢謙益等人獻門率眾投降，便在城門大書數字「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被抓捕到清軍統帥多鐸面前時，他堅稱馬士英是忠臣。

面對多鐸的質疑，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著已經剃髮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馬士英終究沒有辜負這位下屬同僚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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