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內府供用」罐淺探

最新 06-17

明「內府供用」銘孔雀藍釉罐

倫敦大英博物館原大維德基金會

原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舊藏中國瓷器中，有一件明代「內府供用」銘孔雀藍釉罐頗為與眾不同。罐身中等型號，金屬扣圓唇口，短頸溜肩接腹，一線到底。色彩鮮亮，造型厚重沉朴，頗有明風。此罐的窯口被大英官方認為是景德鎮窯，應屬內府用瓷。但傳世所見，多為「內府」瓷器，而書「內府供用」者，則極為罕見。

明「內府供用」銘黃釉罐

北京中貿聖佳 2017年春季拍賣會「藏珍」專場，Lot：2169

2017春，北京中貿聖佳春拍，「藏珍-古代陶瓷藝術品及宮廷瓷器」專場中出現一例「內府供用」銘黃釉罐。亦是圓唇口，短頸，溜肩，造型與大維德罐如出一轍，肩部起銘「內府供用」四字，底部的處理方式也近似於大英罐，應為同一窯場生產。因此例可供上手觀察的便利，發現其胎土棕褐，施白色化妝土，上罩黃色釉。釉表細碎開片，釉質厚潤有玻璃質感，顏色鮮明奪目。修坯打磨很精細，內壁滿釉。製作工藝較為複雜，是公開資料的傳世器中唯一一例黃色釉「內府供用」罐。

明「內府供用」銘白釉罐

山東博物館

今查世藏之公開資料，暫僅見三例明「內府供用」銘罐。除卻前述兩者外，山東博物館亦藏有一例白釉罐，屬化妝土白瓷。三罐造型、工藝近似，銘款相同，應屬同一窯場的產品，顯然並非是按照大英博物館官方所定的景德鎮窯，而應是北方窯場的作品。

「內府供用」銘款比對

左：中貿罐；中：大英罐；右：山博罐

那麼，此類「內府供用」銘罐的具體窯場到底在哪裡？查閱明代文獻，有數條相關線索。如見《大明會典·卷一五七》[1]中「陶器」一節，載：

「歲造：內府供用庫每年該用磁壇一千五百個，光祿寺每年該用缸、壇、瓶共一千八百五十個只，俱分派河南布政司並直隸真定府燒造，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壇、缸共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鈞州每年造瓶壇缸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三件，直隸真定府曲陽縣每年造瓶壇缸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四件，俱送光祿寺供用。」

文中所說「內府供用庫」，為內府十三子庫之一。查《明史》，見：

「其外有內府供用庫，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理、掌司、寫字、監工無定員。掌宮內及山陵等處內官食米及御用黃蠟、白蠟、沉香等香。凡油蠟等庫俱屬之。」[2]

光祿寺則為專供中央政府祭祀、朝會所用饈食以及日常飲膳，乃「專職膳饈享筵等事」。故知文中兩個機構都與皇家膳食有關。其所用物料，如米麵茶酒醋等，皆需用包裝器來進行盛裝，故命燒缸、壇、瓶。其分制於河南彰德府、鈞州與直隸（河北）真定府。今所見北方窯場之「內府」銘器，如黑釉內府大罐，應為磁州窯燒造，舊隸於彰德府。而此類「內府供用」的色釉產品，則推測為禹州窯場（鈞州）燒造。

明鈞台窯孔雀藍釉四方盆標本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鈞窯遺址發掘出土

明鈞台窯孔雀藍釉高足球腹罐殘件

鈞窯遺址採集私人收藏

明鈞台窯孔雀藍釉海棠盆托標本

2004年李少穎採集於禹州製藥廠

明鈞台窯茄皮紫釉鼓釘盆托標本

1973~1974年鈞窯遺址發掘出土

2004年禹州製藥廠鈞窯遺址發掘，除卻傳統官鈞釉產品外，還發現了大量的顏色釉產品。如化妝土白釉、孔雀藍釉、茄皮紫釉、醬釉等。但就目前來看。這批色釉產品似乎成品率並不高，北京地區較難能採集到實物遺存。查觀中貿聖佳此次春拍所現黃釉「內府供用」罐，胎體顏色棕褐泛紅，細施粉白化妝土。底部無釉，化妝土痕迹明顯，製作手法與明代禹州色釉產品近似。

明鈞台窯孔雀藍釉大罐標本

鈞台窯遺址採集私人藏

明「內府供用」銘黃釉罐底部

北京中貿聖佳 2017年春季拍賣會「藏珍」專場，Lot：2169

明「內府供用」銘孔雀藍釉罐底部

倫敦大英博物館原大維德基金會

關於「內府供用」，目前來看，有兩種解釋。一是為專供「內府供用庫」而生產製作的。另一種，則可將「供用」解釋為「供需使用」，「內府供用」即「（為）內府供（需）使（用）」，是為內府中所有需要此類包裝器的機構生產的通用產品。

按文獻來看，內府所用瓶、壇、缸的生產量十分巨大。而對比之下，顯得今日所見的明代「內府」銘瓷器極為稀少，更不需說「內府供用」這樣罕見的銘款，此情況令人疑惑。故推測其當年的絕大部分產品並無「內府」銘款，而只作為制式統一的普通盛裝器來製作。這就進一步引發了一個問題，「內府」銘款的製作意義是什麼？

現已知「內府」銘瓷器的生產窯場，除卻北方的磁州、鈞州外，還見於處州龍泉窯與饒州景德鎮窯。龍泉窯暫未見傳世整器，但窯址曾出土「內府」款梅瓶殘片。

景德鎮窯產品，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中，藏一對「內府」銘白釉梅瓶，附青花秋葵紋瓶蓋，為永樂製品，是安宅英一的舊藏，舊傳為北京出土，後流至東洋。

另台北故宮國立博物院藏一隻「內府」銘梅瓶，無蓋。曾錄於《故宮瓷器錄·明·丁·上編》：「斂口卷邊，豐肩，斂腹，淺圈足。胎質較厚，面施白釉，肩上有青花書『內府』二字。底足均露白胎。高三七.三公分，深三五.七公分，足徑一五.0公分，腹圍七五.八公分」，編號「菜三七四」。

此外，《收藏家》雜誌於1998年第二期披露了一隻永樂「內府」銘梅瓶，口部損傷[3]。後於北京華辰2004年春拍中釋出，Lot號：130。

明永樂景德鎮窯青花白釉「內府」銘梅瓶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明永樂景德鎮窯青花白釉「內府」銘梅瓶

北京華辰 2004年春季拍賣「瓷器玉器工藝品」，Lot：130

南京博物館亦藏一例「內府」款梅瓶，出於南京市天順七年懷忠墓。懷忠曾為司禮監太監，後又外派南京，為南京守備太監，其官場身世複雜，頗可玩味。他有兩次大的晉陞，都是發生在明英宗復辟之後，第一次是天順元年從內織染局副使（五品）躍升為司禮監左少監，第二次是在其不久的天順二年躍升為司禮監太監，這不得不使人推測他的高升，應與英宗復辟有關，是「奪門之變」的結果。但到了天順三年，便被外派至南京，成為南京守備。

南京在明代為留都，自有一套機構。內府二十四衙門亦在南京有設立。南京守備太監號稱「三千里外親臣」，轄領二十四衙門，地位不謂不高。但在政治實權方面，則無比於北京，主要打理南都事宜，是司禮監的外任。故其名義上是外調，實際上降權。他到任南京後，任上活動頻繁，也頗做了一些工作。

懷忠墓墓室狹小，其中所出遺物相對簡單，數目不多，從當時的發掘簡報上看，此青花款梅瓶是唯一一件瓷器，應該是懷忠生前或藏時比較重要的器物。該梅瓶與永樂「內府」銘頗為不同，倒是與南京故宮遺址所出的洪武「賞賜」銘梅瓶頗為接近，青花料的發色也與洪武時期相近，故認為此梅瓶應當為洪武產品。

這一類景德鎮「內府」銘產品的製作十分精細，質量很好，並且數目很少，不會只是簡單的包裝瓶，「內府」銘也似乎並非是簡單的「身份標識」。懷忠墓出土梅瓶與「賞賜」銘梅瓶形制接近，加上懷忠本人複雜可玩味的宦場生涯，使人懷疑洪武、永樂時期的景德鎮「內府」銘器，是否是專門用於皇帝賞賜用途？

左：明洪武景德鎮窯鐵彩白釉「賞賜」銘梅瓶南京博物院

右：明洪武景德鎮窯青花白釉「內府」銘梅瓶南京博物館

而至於北方窯場的「內府」銘器，目前多見為罐。其型號不等，有的尺寸極為碩大，如日本愛知縣陶瓷資料館所藏「內府」銘黑釉罐，高愈60公分。相比文獻中記載的數目，今日所發現的北方窯場「內府」銘器實在稀少，而且多製作頗精。但一來不曾見於墓葬出土，二來有尺寸過於碩然龐大的，用於其他用途似乎並不方便。按《大明會典》記載：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4]

而北方窯場生產的內府用瓷數目極為龐大，從「五瓶壇」、「七瓶壇」等來看，內府用瓷應當是有一個統一的以「瓶」為計量的規制。這應當是為了保證規格相同而設立的，並應當下發有官樣，按樣燒造。[5]故推測屬「內府」銘、「內府供用」銘的器物，或許正是這一生產標準中的「官樣」器物。

此種「內府供用」銘罐，造型簡樸大氣，端重沉穩，不但是考察明代內府的官用物料制度的珍貴實物資料，也自有其在造型製作上的設計美與機能美。此次中貿聖佳春拍所釋黃釉「內府供用」銘罐，品貌完好，在同類中當為佼佼，為這一類產品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與方向，十分值得關注。

注釋：

1.李東陽（明）等重校：《大明會典·卷一五七，工部十一》（《正德會典》），「陶器」，弘治十五年成書，正德重校刊印版。

2.萬斯同（清）等：《明史·志第五十，職官三》，《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3.陳為政：《秘藏百年重現於世的明永樂內府梅瓶》，《收藏家》，P32~33，1998年第二期。

4.申時行（明）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陶器」，萬曆十五年版，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5.王光饒：《明代宮廷陶瓷史》，第四章第三節，「一明鈞台窯場之論定」，P165~166，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聲明：本文所用館藏及拍賣照片部分來源於官方網站與相關著錄，山東省博藏罐照片來源於網路，相關版權歸原版權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