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怎麼保護兒童權益的？這幾個故事值得我們反思

（圖）《嬰戲圖》，明代夏葵 （繪）

我國古代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主要體現在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上。秦律以身高作為確定行為人刑事責任的依據，對身高不滿6尺（相當於現在一米高左右，也就是8、9歲的孩子）的兒童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漢律則對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年未滿8歲……非手殺人，皆不坐，」也就是說，8歲以下的人，除非親手殺人，否則都不處罰。唐律規定的更明確：（1）10至15歲的少年，對所有犯罪行為都有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可以減輕處罰，並可用贖金的方法代替刑罰。（2）7歲至10歲之間只對反逆、殺人、盜及傷人這幾種犯罪須負刑事責任，且仍可通過贖金替代。（3）7歲以下，雖犯死罪，亦不處罰。

儘管各個朝代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都有明確的規定，可是在人治的社會，具體執行起來還是千差萬別，甚至出現極端情況，有的還引起了朝廷內部的爭議，不妨來看幾個古籍記載的案例。

長官意志作怪濫殺無辜少兒

古時候對少年兒童犯罪，儘管律例都有規定，可是長官意志也很重要，遇到體恤民情關心少兒成長的好官，就會人性化執法，反之遇到顢頇（mān hān）昏聵的庸官，少兒犯了罪可能就要倒霉。

在《南史》里就記載了這樣兩個截然相反的案例。其一是：南齊的孔琇之擔任吳縣縣令的時候，有個十歲的小孩只是因為偷割了鄰居家的一捆稻子，就被孔琇之關進監獄，並且還判了罪。有的人勸解他不要這麼做，他回答說：「這個小孩才十歲就能幹偷東西的事，那麼長大以後還有什麼壞事做不出來？」這件事驚動了全縣。其二是：南齊王敬則曾經擔任吳興郡太守，郡里過去經常發生搶劫案件。有個十幾歲的少兒因為在路上拾到到別人丟失的東西，王敬則就把他殺了示眾。從那以後，再也沒人拾路上的遺物了，郡里盜賊也絕跡了。王敬則希望震懾眾人、樹立威信才這麼做的。可是他忘了他殺的是不該殺的兒童呀！更何況兒童不明白事理，路上遇到有丟失的東西就撿起來，這並不是搶劫，哪裡值得這麼重的懲罰？他還殺了兒童示眾，這是殘忍冷酷用刑，濫殺無辜的表現。對待少兒犯罪，像孔琇之那樣的懲罰，差不多才能起到懲治犯罪的效果就行了。

「勿以惡小而為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少兒犯了罪，不應該只想到寬容，更應想到如何對其懲治才能達到警示的作用。前者值得學習，後者冷酷無情，毫無仁愛之情，就不值得效仿。更何況對待少兒犯罪本來就應該從輕處罰嗎？

（圖）《小庭嬰戲圖》，宋代佚名

月光童子「妖言惑眾」咋處罰

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間，冀州延陵那個地方有一個謠言惑眾謀反的人叫王買，帶著罪行逃亡，赦免令期限都過了，他還是不肯回來自首。後來抓獲後，被判處斬首。據《魏書.刑罰志》載：被稱為月光童子的劉景暉也曾跟著王買「妖言惑眾」被抓獲，廷尉卿裴延俊聽說此事後認為，雖然事發在赦免令頒布之後，也應該判他死刑。

廷尉正崔纂聽說此事，立即上奏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不能莽撞判案，尤其是對一個才9歲的孩童，決不能濫殺無辜。他在奏書中說：「劉景暉雖然說過變蛇、變野雞之類妄言，這不過是別人說什麼他就說什麼。因此殺劉景暉是沒有道理的，可是赦免劉景輝又怕他再妖言惑眾。如今是直言無諱的時代，所以不應該把沒有死罪的人處死。劉景暉只是個9歲的孩子，嘴裡邊還有奶味，說話做事這都不是他自己做主的。『月光童子』這個稱呼也不是他自己說的。這都是奸吏無緣無故編造出來的事端，把作案的人說的越虛偽奸詐，就越顯出破案人的能幹。如果正是因為妖言惑眾，那麼根據法律該判處死刑，可是又不能揭穿劉景暉究竟在什麼地方惑眾。這件事實在赦免令發布之後才顯現出來的，如果在律令之外，我們還要判他死罪，那麼赦免令還怎麼取信天下呢？並且天下人怎麼能不懷疑赦免令的真實呢？《尚書》上說，與其錯殺無辜的人，還不如漏判有罪的人。

還有按照《法例律》上說：『八十歲以上、八歲以下的，如果殺死殺傷人，按照刑法判罪，要向皇帝上奏報告請示。』有人議論，小孩和老人犯罪，可以不採用這一條律令。我認為如果年老而智慧過人，就像姜太公那樣，或年齡很小而聰明，可是像甘羅那樣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那自然可以按照人們所議論的那樣去做。可是劉景暉只是個愚笨的小孩，那麼自然只適用一般的律法。」當政的靈太后讀了崔纂的奏章後，採納了他的意見，下命令說：「既然劉景暉已經得到朝廷寬刑的恩典，那麼怎麼還能議論要判處他重刑呢？可以把他流放到洛陽去做順民，其他的事情就按你們奏章辦理吧。」

九歲的兒童劉景暉因和大人一起，說了一些童言，結果被官吏羅織罪名，要被按妖言惑眾的罪名處死。這時候朝廷里對如何懲治他發生了分歧，經過辯論，最後只是判處流放罪，表現了古代統治者執法的人性化，尤其是貫徹了對少兒犯罪從輕的宗旨，可圈可點，值得今天司法借鑒。

（圖）《秋庭嬰戲圖》，北宋蘇漢臣（繪）

幼殺幼判緩刑體現對少兒犯罪量刑的苦心

清代陳其元曾任直隸州知州，審理過一件幼殺幼的案子。案情是這樣的：十五歲的吳三紅眼過去欠十四歲周二蛋的餅錢，他祖母答應替他償還。後來吳三紅眼在外拾柴時，正好碰到周二蛋賣餅回家，於是又賒買了三塊剩下的餅，說好第二天再還錢。吳三紅眼馬上吃了餅，周二蛋卻反悔要他立即付錢。吳三紅眼懇求周二蛋和他一起回家取錢。周二蛋不肯，一邊破口大罵，一邊撿起石頭追趕。吳三紅眼奪了石頭，卻被揪住衣服撞頭。吳三紅眼企圖逃脫，一時情急，用石頭砸傷周二蛋的後腦勺而致其死亡。

本來欠錢理虧，現在又將人打死，吳三紅眼理應屬於「情實」。情實，是清代死刑判決的一種。一但認定罪行屬實，將付諸執行，與緩決相對。但是，陳其元認為，吳三紅眼的石頭是奪來的，傷人又出於被揪。餅的價格不高，原先說好第二天歸還的，周二蛋起答應，接著反悔，謾罵毆打顯然是死者理虧了。再查律條，打死老人幼孩都屬「情實」，目的是使少犯老、長欺幼的人有所忌憚。但是如果是老毆老、幼毆幼，似乎並不應該援引這一條文。現在死者是十四歲，兇犯只比他大一歲，都是孩童，為什麼律條只適用於一人而不適用於另一人？如果說十五歲叫「成童」，十四歲叫「幼孩」，因此十五歲的吳三紅眼應該屬於「情實」，那麼倘若十四歲打死十五歲，就應該一律算作「值得憐憫」了嗎？那些三四十歲的人打死幼孩的，又該怎麼判處？吳三紅眼在和周二蛋爭執中誤將其打死。吳三紅眼已經十五歲，按照律條上規定的「十四歲」為界，吳三紅眼殺死人這件事應屬於「情實」，但從事實人情出發，吳三紅眼打死周二蛋屬於孩童之間的普通斗，應判「緩決」。這個判決體現了陳其元在執法中的人性光輝，對於孩童犯罪，能夠以實際出發，切實體現從寬的宗旨。陳其元把這件事記入了自己的《庸閑齋筆記》一書中。

（圖）《傀儡嬰戲圖》，南宋劉松年（繪）

幼童雞姦獲罪死的反思

清代德州境內有兩個幼童，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三歲，在私塾里嬉鬧玩笑，相互雞姦，不巧被別人看見了。兩家父兄非常羞愧氣憤，都到官府狀告對方。這時的德州知州是淮安人王轂（gū、gǔ），他是有名的酷吏，本性貪婪殘忍。他接到報案後，竟然還真的派人去查明案情，當時大清律例上是有明文規定：奸.淫十二歲以下者，不管是男是女，一律處以死刑；奸.淫十二歲以上者，僅按奸罪懲處。王轂就搬來律例，一絲不苟按條文辦案，於是對那十二歲的小孩只是稍加訓斥就讓他回家的了，而對那十三歲的小孩則依法懲處，結果沒多久這孩子不幸病死在獄中。幾年後，那個十二歲的男孩也因萬分羞愧，竟然自殺身亡了。其實兩家孩子當時都是懵懂年齡，情識初萌，不一定要像真有其事那麼鄭重處置。兩家父兄只是恐怕被別人的冷嘲熱諷，一時氣急才到官府告狀，實際上並非真要官府查證此事。假如當官的說這是「兩個小孩嬉戲玩耍，查驗訴問並無實據」，叫他們各自的父兄領回家去教訓指責，這麼做既算不上縱法枉為，也會因此保全了兩個孩子的隱私！王轂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天性刻薄，因此而害了兩家人。這件事也被陳其元一直關注兒童犯罪的記載在自己的《庸閑齋筆記》一書中。

當時清代著名書法家、經學家孫星衍正任德州糧道道台，親眼目睹這件事，心裡頗為不平，後來聽說王轂調回淮安任知府，恰巧屬下山陽縣令王伸漢毒死到山陽查賬的人，王轂收受王伸漢賄.賂，竟說被毒死人是自縊身亡，事情暴露後王轂被斬首。孫星衍慨然嘆道：「像王轂這樣的人，即使不發生在山陽賑災案，也早就該死了。」

兩幼童相戲雞姦，原是懵懂年齡的玩笑戲耍，酷吏王轂竟然像煞有介事地查案判處，結果造成兩人死亡。可謂是百姓不死於罪而死於法。審案者應仁和寬恕，對罪行不同的人要分別對待，嚴刻不同於刻薄。更何況對待這兩個無知少年的懵懂行為，王轂有失於仁道，死不足惜。

這幾起歷史上的涉童案件之所以引發爭議，大都是因為辦案者未能嚴格執法，即使依法辦案，也是矯枉過正，過於死板，甚至濫用職權，濫殺無辜，致使許多少兒的權益在法律的框架內也得不到保障，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值得今人深入研究總結，吸取經驗教訓，真正擔當起保護未成年人的重任！

*作者：劉永加，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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