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首發‖大型評論集《評論四川》經典文章連載——畫院和畫家的生存

的生存

畫院和畫家

一、 畫院的開始

皇室喜好繪事，官府禮遇畫家，這一崇尚風雅藝術的傳統開始於我國上古時期。周代有冬官畫工，春秋戰國時代有畫史，漢代有尚方畫工、黃門畫者。到了唐代，翰林院安置畫家，稱待詔、抵候、供奉。在宋代以前，畫壇名流大家一般都是享有朝廷棒祿的官員，常常來往於皇室之間，唐代皇帝因避戰亂兩次入蜀，均有名畫人及待詔等隨從入蜀。五代西蜀時期，後主孟昶尤崇文藝愛好書畫，特創翰林畫院，一時畫人蔚起，名家多充待詔、抵候於內庭。與此同時南唐後主建立南唐畫院，這就是中國畫院體制的開端。宋代為畫院畫家活動的高峰期，南宋、北宋畫院有姓名可考者170餘人。成都人黃荃從西蜀翰林畫院到北宋翰林圖畫院，前後近50年，他與其子黃居案以色彩富麗的工筆畫創黃氏體制院體派，成為北宋畫壇主流。

二、畫院以外的文人畫

今天的中國美術史大都重視北宋以後的文人畫。也就是說被後代尊崇的藝術審美價值同時產生在畫院活動的高峰期，卻在畫院活動之外。曾經被北宋翰林圖畫院拒之門外的金陵人徐熙創作寫意花鳥畫，他以「野逸」的風格和黃荃「徐黃體異」相對立。宋人黃休復在西蜀畫院舊地，整理已故藝術家，在他所編輯成冊的《益州名畫錄》中率先提出「逸品」為評價畫作的第一標準。元代蒙古族為統治階級，漢文化受到排斥，宮廷不辦畫院，江南一帶士大夫階層圖畫、繪事十分活躍。「元四家」山水畫的藝術成熟進一步表明，一群以科舉入世獲取官職和律祿的士大夫創作的文人畫佔據畫院院體畫的主流位置，他們的審美情趣取代了宮廷皇族品味。清代仍然為滿族少數民族統治，不過皇帝祟尚漢民族藝術，喜好書畫，但翰林畫院宮廷活動多為鑒別藏畫及整理畫學資料，無力再創宋代輝煌。

三、書畫市場和新興學堂

清代「揚州八怪」的意義在於一批生活在社會市井之間以布衣為樂的畫家在揚州地區賣畫，依靠當地繁榮的工商業經濟市場維持生活與創作活動，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在審美文化上也在生存方式上直接衝擊有穩定律祿收入的的士大夫文人創作。嚴格的書畫市場和畫家賣畫的行為開始於清代前期，活躍於晚清和民國時期。上海「海派」的興起，無疑與上海欣欣向榮的經濟市場有關。其中的最有力的變化是打破文人書房纖弱的筆墨遊戲，並沒有完全改變畫家隊伍士大夫式的生存狀況。

民國初年，蔡元培倡導美育，各地興辦藝術學校或開設藝術專業。這些學校大都招聘出國留學生和本地著名畫家為教師，按照西方學院的教育體系實行美術教育。這一時期，辛亥革命取消了靠朝廷律祿生活的士大夫階層，畫壇許多名家逐步聚集學院，靠領取教師薪金為生，市場賣畫僅為他們的輔助收人。當時美術界許多有影響的活動和有影響的作品都發生在院校師生之間。學校藝術專業教師成為畫壇主要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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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院體制再次提出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鑒於各藝術院校西方式的美術教育體系和當時院系調整的遷移，院校以外還有一批有影響的國畫家，人民政府出資組辦畫院。其辦院方針為: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下，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批判地繼承發揚繪畫藝術的優良傳統，以繁榮中國畫創作。1956年，北京畫院、上海畫院相繼成立，以後江蘇畫院成立。1957年5月，周總理親自出席北京中國畫院的成立典禮。「文化大革命」以前，參加各種國家年度美術大展的畫家隊伍主要來源於藝術院校師生、畫院畫家、各政府群眾文化館文化專職幹部和文史研究單位的書畫組成員，他們的生活創作經費來源為所在單位給予的薪金，創作材料也由單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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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都畫院個案

1980年，成都市委書記米建書親自倡導組建了成都畫院，並出任畫院名譽院長。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全國建立起來的第一所畫院，該院創作室先後接收17名專業人員，其中包括國畫家、油畫家、版畫家和美術理論家，同時在四川省內聘請20位老一代著名書畫藝術家為顧問(他們中間有四川美術學院教授和四川省美術家協會主席、副主席)，在成都市內聘請34位中青年藝術家為院外畫師。成都畫院成為當時成都地區繪畫藝術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據統計，畫院成立以來，曾選送上千件作品參加國內外各種類型展覽，有80多人次獲金獎、銀獎、銅獎、文獻獎、二等獎、三等獎、優秀作品獎。80年代，四川省美術創作的主要隊伍除四川美術學院教師與學生外，就是成都畫院、四川省詩書畫院創作室的美術師和與畫院畫家相同待遇的四川省美術家協會駐會畫家。有專家評價說，成都畫院畫種全面，畫家有深厚傳統功底和創作實力，是四川省參加國家年度大展和大型學術展覽的重要隊伍。

20世紀90年代以後，成都畫院開始變得有些空蕩，有人說這裡是「窮廟子富和尚」。組織國家年度大展的工作每四年一次，地方上級主管部門所下達的文化任務也不如以前多，政府的計劃撥款遞增率遠遠低於畫院自身基本建設的發展需求。但畫家個人創作活動仍然欣欣向榮，和80年代相比較，他們參加國內國外各種美術展覽的機會更多。畫家們頻頻出場於畫院體制以外的藝術活動和市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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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紀之交的挑戰

20世紀末的藝術市場與晚清、民國時期的市場所不同，國外資金大量進人中國，國外各畫廊率先走進中國畫家工作室。一些美術院校教師和畫院畫家成為這個市場較早的關注對象，他們是「先富起來」的一批畫家，他們靠自己賣畫的錢而不是單位所發給的個人薪金購買材料工具和修建更適合現代創作需要的畫室。與此同時，「靠賣畫為生」的職業畫家隊伍出現，這時候，中國原有公有制文化機構已經不再成為中國畫家生存的唯一重要條件，典型代表計劃經濟時期的畫院體制面臨種種危機和挑戰。

90年代以後所謂在美術家協會和畫家體制以外的多元藝術活動，除國外畫廊組織的展覽和大型雙年展外，國內的藝術活動一般靠有實力的企業資金贊助和民間社會力量支持，這些贊助和支持因為多建立在企業經營利益基礎上，帶有很大的市場不穩定性。最近民間美術館的出現和猶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的各種民間畫院似乎更清晰地顯示建立相對穩定的藝術公共體制的重要性。舊的面臨危機，新的正在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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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良的可能性

用實事求是科學務實的態度研究中國現狀，尊重民族文化傳統，探索對現有體制可能性改革的途徑。中國的畫院是一個現存的公共體制，如何革新它不適應時代發展的一方面，加強它有利於美術創作活動的一方面?筆者仍然想以成都畫院為例，儘管畫家們對畫院現狀怨聲載道，院外的一些畫家還是羨慕這種已經不太舒適卻有幾分穩定的創作環境，無論如何求相對安寧的狀態應該視為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每一年，畫院畫家向單位交納2—4幅的藏品畫和部分政府各機關所豁求的任務禮品畫，再從畫院領取10000元的薪金，畫院給畫家提供一定條件的創作空間和時間，同時還協助政府承辦組織大型美術展覽活動和一些有益於社會的文化活動。畫院現在的體制似乎並沒有虧損式地「白白養活」一群藝術家，倘若革除掉人員不流動封閉的保守因素，已經初具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2001年1月18日下午.成都畫院學術委員會舉辦裝置藝術展:執白。成都5位當代觀念藝術家第一次走進成都畫院美術館內，在一座晚清時期的四合院建築裡面舉辦展覽。戴光郁的《山水、風水》，余極的《高古遊絲》，周斌的《位移》，尹曉峰的《考古日記》，張華的《永字八法》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主題:對話。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對話，材料媒介方式與現實場所環境的對話，新興藝術與傳統文化的對話。而對話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發展，就是活力的再生。

作者介紹：

張穎川：成都畫院

文章摘自《評論四川》藝術評論部分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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