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唯一到軍團任職的政治局常委為何在長征路上神秘「失蹤」？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

長征出發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擔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朱德和周恩來在中革軍委駐地梅坑約見l了陳雲，當面交待了任務。周恩來坦露了中央的意圖：長征中紅一、紅三軍團做開路先鋒，紅八、紅九軍團緊隨其後，中央、軍委兩個縱隊居當中，最艱苦的殿後任務由紅五軍團擔負。

周恩來還說：「完成殿後任務時，會有許多預料不到的事情，為了全軍的整體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犧牲的準備。所以，中央決定派你去擔任中央代表，加強對紅五軍團的領導，負責掌握全軍的後衛情況，果斷處理緊急問題。」這實際上是賦予了陳雲最後決定之權。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到軍團任職的僅陳雲一人，而且他還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員均隨中革軍委、紅軍總部和總政治部及其直屬部隊組成的第一野戰縱隊所屬的中央隊行軍。與陳雲同時分別到紅八、紅九軍團任中央代表的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當時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由於陳雲在紅軍長征中的一次次出色表現，他在中央紅軍中的威望越來越高。1935年6月上旬，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之後不久，長征隊伍中突然不見了陳雲，連與陳雲最親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部隊中出現了種種傳說，有的說陳雲已經犧牲了，更多的人說陳雲失蹤了。

原來，紅軍長征開始後，蔣介石一方面調集部隊對紅軍主力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瘋狂破壞白區黨的組織，致使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當時，蘇區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大都是通過上海國際的聯繫。紅軍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電台已在湘江之戰中被毀，因此無法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聯繫。渡過湘江之後，中央為了重新建立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與地下黨聯繫，未能成功。

遵義會議後，中央認為有必要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及時通報共產國際，同時也必須恢復白區黨的組織，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於是，中央決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這一使命。這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派誰去呢？中央經過再三考慮，認為陳雲和潘漢年對上海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是擔負這一使命的最合適的人選。

這一決定是中央的核心機密，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二渡赤水後，潘漢年即奉命先行離開長征隊伍，準備到上海後與陳雲會合。

遵義會議後，陳雲並沒有馬上離開長征隊伍。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到達四川的天全縣後，陳雲才離開長征隊伍，趕赴上海。

為了能使陳雲從幾十萬敵軍的層層包圍中順利穿插出去，黨中央採取了極其嚴密的保密措施。陳雲的出走，只有極少數核心領導人知道。

對於陳雲去上海的安全問題，周恩來考慮得十分周到。他先讓陳雲經過一段準備和交待工作的時期，然後安排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席懋昭送陳雲出四川去上海，在敵人層層封鎖的情況下，為了讓陳雲順利出四川，周恩來特意釋放了一個從沒有見過陳雲的國民黨天全縣的教育局長，讓他與陳雲、席懋昭在路上「巧遇」，然後好結伴而行，利用這個國民黨教育局長的關係，掩護陳雲。

經過一段交待工作和準備的時間，陳雲於6月上中旬在天全縣靈關殿村與中央紅軍有關部門、中共地下黨組織共同安排他出四川去上海的席懋昭見面。由於陳雲滿口上海話，很容易讓國民黨軍隊發現，於是，他就扮作來四川做生意的商人，是為了躲避紅軍而出川的，而席懋昭則扮成川軍的軍需人員。他們從靈關殿出發後，果然按照周恩來的預想，與那個國民黨教育局長「巧遇」，那位國民黨教育局長自願為陳雲和席懋昭帶路，與陳雲、席懋昭結伴而行。

由於有這位國民黨教育局長帶路，他們順利到達成都，後又順利到達了上海。

此後，陳雲沒有再參加後來的長征，但他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陳雲此後仍全力宣傳長征。他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於1936年在法國《全民月刊》上發表。這是世界上第一本宣傳紅軍長征的書，後來收入《陳雲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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