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本想加強皇權，卻造出一個可以虛君的局面

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趁機廢去宰相一職，並嚴厲告誡子孫不得復立，說：「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可是宰相能廢，宰相的那一大攤子事，卻還需有人繼續干。

為解決這個問題，朱元璋採取了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把宰相的事權下放，加強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權威，讓六部尚書把宰相的事權給分了;第二個辦法是把宰相的決策權上收，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裡。

可是，老朱不久就有了新的煩惱，朝廷的事務太過龐雜，他從早忙到晚，猶不能處理利索。

據統計，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僅八日間，內外諸司報到朱元璋案頭的奏章，就多達1160件，涉及3291件事;平均起來，他每日要批閱奏章145件，決斷411.4件事。

這個前皇覺寺的和尚，儘管明達世故，精力旺盛，體格強健，可他依舊感到疲憊，難以應付。

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參考宋朝的翰林制度與知制誥制度，給自己組織了一個秘書班子，稱之內閣——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讓他們分揀奏章，備作顧問，並依照皇帝的吩咐，擬寫聖旨。實際上等於恢復起了漢代的中朝制度(在西漢，首腦稱領尚書事)。

漢代中朝制度的弊端是：假若皇帝英明，它不過相當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而假如皇帝暗弱，它則會自然侵奪皇帝的決策權。

朱元璋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敢保證他那些生長在深宮婦人之手的後代子孫們，能有他這個遊方和尚的閱歷與才略。為防止內閣的權力在未來膨脹，他有意將諸大學士的品級定得很低，官銜只有五品。

但是老朱千算萬算，最後還是失算。他廢除宰相的目的，本是為了加強君主獨裁;可後來的演變恰恰相反，他的子孫不僅沒有獨裁起來，反而將更多的權力失給了臣下，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

到宣德年間(公元1426年至公元1435年)，鑒於政事的繁多與複雜，朝廷不得不允許內閣預覽各部門報送的奏章，且要求他們草擬處理意見，報皇帝裁奪。

這樣久而久之，皇帝對具體的政事越來越生疏，他們既沒有能力事事探究原委，也難以理解事情的曲直，遂漸漸成了畫押用璽的工具，將自己半虛了起來。

在漢朝時，宰相或領尚書事處於三公的位置上，地位極高，他們與皇帝有一定的分權，而且不離皇帝左右，常與皇帝坐而論道，共同裁決政事;因而君臣一體，既能為皇帝分擔去一部分責任，又能讓皇帝得到足夠的鍛煉，所以漢朝的皇帝日常必須真參政，而且想偷懶都比較難。

另外，漢朝的領尚書事與宰相、御史大夫，同屬事實上的宰相，他們分署辦公，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監督制約，而明朝沒有這種安排。

明朝中央政府權力的具體運作程序，大致如下：

全國各衙門的奏章，直至布衣人士的上書，都預先彙集到通政使司進行分類，重要的送入宮中，例行的或不重要的進入內閣。進入宮中的奏章由太監掌控的司禮監匯總撮要，報與皇帝預知，然後再轉入內閣。

內閣經過集體商量，對上報的各項事務草擬出初步意見，寫在一張紙上，稱作「票擬」，附在原奏章上，轉給司禮監，報送皇帝批准。皇帝閱後，用硃筆做出批示，稱為「批紅」。

對於大多數奏章，皇帝一般都恩准內閣的票擬;但遇到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卻要費一番周折。對於這類事情，皇帝大致已經預聞，假如內閣的票擬不合皇帝的心思，皇帝便派太監與內閣溝通協商;假如溝通不成，皇帝有時還會親自出馬，與閣臣們商量;假如還商量不成，一般要召集相關的文武官員集體討論，以便統一認識。

這種制度安排，表面是皇帝獨裁製，實質上權力的重心卻在內閣。

內閣成員一般都是按照賢能之原則挑選出來的，他們聰明、有學識、有能力、有經驗;而皇帝長在深宮婦人之手，既缺乏歷練，又對政事不夠專業，所以沒法與他們相比。因此，內閣票擬出來的意見，相較而言比較公正、明智;或者說，多數要比皇帝的意見深刻。

但問題的癥結也在這裡：既然內閣及其領導的六部，完全可以把國事處理好，那麼皇帝的存在還有何用?難道要實行虛君內閣制?

為了避免淪為用璽的工具，明朝的皇帝不得不倚重太監。本來，朱元璋在宮中懸有一塊鐵牌，嚴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可是他的子孫們出於無奈——懼怕文官之權架空皇權——無視老朱的訓誡，陸續在宮中建立起一套權力系統，主動交由太監掌管，以牽制文官。

不僅如此，為了提高太監們的干政水平，他們還專門在宮中開設太監學校，讓他們接受正式的儒學教育，傳授他們參政議政的本領。

擁有一群高素質的太監充當顧問與秘書，皇帝的工作就舒服多了。為了偷懶，即便批紅這樣簡單的事情，有些皇帝也不願親自動手，慣常的做法是，由太監們將奏章分出級別，特別重要與敏感者，由皇帝細閱深思，硃筆御批；其餘則由皇帝口授，由司禮監太監代筆。這個過程，往往也就是皇帝與太監領袖們議政的過程。

有了這層安排，外朝的內閣要想做某些事情，如果得不到宮內太監們的配合，基本難以如願。而內廷太監們的首腦，也因此而被時人稱為「內相」。

這一由皇帝私心而衍生出來的「內相」制度，為明朝的閹禍埋下了伏筆，從而嚴重地損害了明朝的政治健康。

事實上，明朝由內閣集體負責的政府權力運作機制，到中後期已經相當完善與成熟。嘉靖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可以;他假如放權給內閣，二十幾年不問政也可以。

明朝的這種政治體制，與虛君憲政制比較接近，日本當今的政治制度，隱約就有其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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