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羅伊的新書

1997年，印度作家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憑藉第一本小說獲得布克文學獎。

二十年後，羅伊的新書

文 | 李大衛

（特約文化記者）

二十年前，印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作家（至少是在國際文學市場上）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靠著她的第一部小說《卑微事物的神靈》（The God of Small Things），獲得當年的布克文學獎。

那本小說帶有明顯的自傳性，敘述一個南方的窮家姑娘因為支付不起嫁妝，被夫家退婚。為了離開落後的家鄉，她到加爾各答投奔遠親，又為了在大城市落戶，她嫁給一個當地的工人，可這個男人酗酒，家暴，她最後帶著一對雙胞胎兒女回到娘家，就像作者自己父母的經歷。整個作品不屬於風格化的類型，沒有設計感很強的故事線，主要依靠細節，折射出印度社會的複雜面貌，從宗教傳統到種姓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的政治影響力。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rundhati Roy 著

IndiaInk

1997年

在那之前，獲得這項英國文學最高榮譽的印度裔作家不是沒有，最出名的就包括拉什迪。羅伊的不同之處，是她沒有接受過英國教育，而且一直生活在印度國內。她在一個不太出名的學校讀過建築，後來遇到一個獨立電影人，除了組建家庭，還成了他的編劇和演員。後來她在文學上的成功，直接原因是才能被倫敦的經紀人發現。但在這背後，不能忽略一個人口龐大的前殖民地國家，進入快速發展軌道，這一因素。

然而，成名之後的羅伊，卻並沒有遵循一個作家慣常的職業路徑，按部就班地謀求發展。很長時間裡，她只有一些散文發表，此外沒有任何新聞。文學圈曾有一個一本書主義的說法，指的是多數寫作者的才華，以及經驗和思想的儲備，只夠填滿一本書，之後不過充數應景而已。類似現象，任何文化圈中都不難見到，甚至還有發展成故事類型的趨向，比如不久前好評如潮的義大利電影《絕美之城》。

後來證實羅伊並未因一次成功，就此耽於享受社會名流的瑰麗人生。羅伊曾對媒體披露，大評論家約翰·伯格聽她朗讀電腦里的新作片段後，曾經力勸她回家把它寫完。此後曾在報章中，看到她參與反對全球化運動的報道，但這倒也不算什麼。很多時候，政治表態對於文化界人士，早已成為職業生活中的主要部分。

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Arundhati Roy 著

Hamish Hamilton

2017年6月

她強烈攻擊美國的中東政策，也反對自己的國家研發核武器。從她一些評論文章的題目，如《想像力的終結》《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不難看出她的眼界。她也參加過毛主義者的活動，還跑到莫斯科，訪問過愛德華·斯諾登。她也反對印度現任總理穆迪的政策。對於這些政治介入，可以見仁見智，但類似的經歷，卻可以通過現實感，防止一個作家流於輕浮。

新書《最高幸福部》（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中，仍然透露出作者羅伊的自傳成分，包括女主角的中產階級身份，以及在八十年代學習建築。對於故事中其他主要人物，她是其人生軌跡的彙集點和中轉站。他們當中有印度軍官，巴基斯坦武裝組織成員，也有新聞記者。他們都和上世紀末，印巴之間因為克什米爾獨立問題，引發的那次武裝衝突有關。

但本書卻不屬於戰爭文學。故事開始於德里老城，一個待產的穆斯林主婦。婚後的幾年，她已經生下三個女兒，就盼著能有一個兒子，這次終於如願以償。起碼助產婦是這樣告訴她的。但很快這家人發現，這個孩子是雙性人。在一個保守貧窮的社會裡，無疑就是個怪物。父親盼著他朝男性方向發育，每天晚上給他講成吉思汗的故事，激勵他的英雄氣概，結果事與願違。他沒到成年，就加入一個變性人群體，改了名字，也改了性別；父親和她決裂，只有母親每天送飯給她。

在今天這樣一個性別政治的旺季，這樣的故事自會吸引讀者注意。但這更多是一個隱喻。自從二次大戰後，根據蒙巴頓協定的安排，印度、巴基斯坦獨立之後即分立。二者之間的內在緊張，就像這個人物，源於同一機體，卻被兩個背離的傾向撕裂。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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