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顯謨:水保人生 黃土魂
導 讀
「民以食為天,有土斯有糧」。朱顯謨少時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農民。
文/張行勇 梁峻(《科學時報》社陝西記者站,中國科學院、水利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
來源:科學新聞雜誌(2008年3月24日)
1997年夏,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振聲院士在西安看望朱顯謨院士(左)。
引子
2004年2月2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向200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劉東生、王永志院士頒發獲獎證書,表彰他們為國家科技進步做出的巨大貢獻。
劉東生院士在大會發言和隨後的中央電視台採訪中,都提到了一個給他一生研究第四紀黃土以直接幫助的人。
2007年 2月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向200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李振聲院士頒發獲獎證書,表彰他為國家科技進步做出的巨大貢獻。
李振聲院士在談到他從事科研的歷程和感受時,同樣講到一位老師、科學大師對他的影響。
被兩位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著名科學家不約而同提到的人,就是中國科學院、水利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名譽所長朱顯謨院士。
朱顯謨,1915年12月4日生於江蘇省崇明縣三光鎮,194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農業化學系。從事土壤、土壤侵蝕、水土保持和國土整治方面的科學考察和科學研究工作60餘年,因科研成就斐然,1991年榮獲中國科學院院士稱號;因治學嚴謹、品德高尚而深受科技界同行敬重和愛戴。
2008年2月10日,本刊記者再次採訪93歲高齡的朱顯謨院士時,朱顯謨院士講:黃河不清,我死不瞑目!重建黃土高原土壤水庫是治理黃河的根本……
上篇: 質疑 論證 「標新立異」
「民以食為天,有土斯有糧」。朱顯謨少時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農民。在課餘和假期繁重的農田勞動中,他看到了古老耕作方法的艱苦和收穫甚微帶給農民的悲涼,萌發了長大後改變農業落後狀況的念頭,並由此立下了當一名科學農民的志向。他在上海中學畢業後,違背了中學數學老師的希望,沒有去投考交通大學,而是投考了中央大學農業化學系,在大學後期選擇了土壤肥料專業。
1940年大學畢業後,考入重慶北碚中央地質調查所,隨指導老師侯光炯赴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江西等省開展土壤調查工作。一年多野外工作和期間讀完的《世界土類》等四大土壤學經典專著,為他以後從事土壤地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侯光炯先生的指導對朱顯謨後來嚴謹學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侯先生在野外調查工作中總是從土壤剖面的形態入手,深入了解它們形成的環境條件、具體發生過程及其演變規律;告訴朱顯謨這是研究土壤發生分類的基本功,一定要細心體會牢牢掌握。同時提醒,做土壤調查工作必須做到「四到一問」即「走到、摸到、看到、訪問到和最後問一個為什麼」。
這也許是後來朱顯謨不迷信書本的原因,甚至產生「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想法,而養成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的習慣。60多年來,朱顯謨在土壤發生和地理分布、土壤侵蝕及其防治方面不斷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和觀點,既不符合傳統,也不適應潮流,無怪乎被稱之為「離經叛道」或被斥之為「標新立異」。經過後來實踐檢驗,他提出的許多觀點,都被證明是正確的。
朱顯謨認為:科學家不能建立新理論,亦當端正老差錯。在他一生的科研工作中,只要是認定了的事物,總會鍥而不捨地堅持尋求正確的答案。
「紅色土是黃土」?!
2005年,劉東生院士在《一個盡到了自己科學歷史責任的人——祝朱顯謨院士九十華誕》中追述:「我和朱顯謨先生真正的直接接觸是在1954年以後的『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一見面朱先生就提出來地質學上的『紅色土』到哪裡去了?怎麼在野外找不到『紅色土』?這是一個大膽的提問,當時無人能回答這一問題。」
「紅色土」是一個第四紀地層的名詞。1929~1930年,楊鍾健先生和法國著名第四紀地質和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Teilhard de Chardin)兩人在考查了山西、陝西兩省的黃土高原的黃土地層之後,提出來的一個新的地層名稱。在1930年以前,對中國黃土高原的黃土地層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沿用19世紀德國人李希霍芬的概念,以為黃土很厚,而且地質年代上包括了地質上的第三紀和第四紀。另外一種說法是根據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工作的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的工作提出來的,他在調查了華北的新生代地層以後,發現覆蓋於河谷階地上的黃土一般都較薄,其時代是晚更新世。安特生將他在北京齋堂附近清水河的馬蘭峪附近所見的黃土稱為馬蘭期的堆積。後人就一直沿用這個名詞,稱之為「馬蘭黃土」。
朱顯謨先生並不滿足於已有結論。在提出紅色土到哪裡去了的疑問後,他研究發現紅色土實際上是含有古土壤層的黃土,1954年首次公開發表了黃土剖面中的「紅層」是古土壤的觀點。1958、1965年又連續發表論文探討古土壤的剖面特徵、分布及其形成條件,探討「紅層」與黃土風力沉積的關係。朱顯謨先生通過進一步研究,比較全面地提出了黃土中古土壤的存在以及在黃土堆積期間一些生態環境的交替變化。明確提出「黃土」也是古土壤,不過是干、冷時期形成的土壤,而「紅色土」是代表溫濕時期的古土壤,並認為黃土高原地區的降塵、成壤、成岩是黃土—古土壤剖面形成的特殊過程;提出了黃土地區的土壤形成過程是世界上一個新的成壤過程,這一地區各類土壤應作為一個獨立土綱來對待的觀點。這些看法曾一度被批判為「厚古薄今」。
後來劉東生院士對此給予了這樣的評價:「朱顯謨先生從地層的成因上更正了德日進和楊鍾健未予肯定的紅色土是黃土這一重要地質問題。這對地質學和我國第四紀地質環境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古環境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我一直說顯謨同志是我的老師,因為1955年在山西離石縣王家溝一同進行科學考察的時候,我得到顯謨同志的幫助仔細地辨認了那裡的幾層古土壤層,肯定了我1954年在三門峽會興鎮的黃土剖面中所看到的也是古土壤層,為以後把這套紅色土命名為離石黃土打下了基礎……」
紅壤是古土壤、黑壤是棕壤?!
20世紀40年代,朱顯謨在江西省從事土壤調查工作之初,對紅壤是那裡的地帶性土壤深信不疑。當年由泰和向贛南調查時,在花崗岩區的確越向南走土壤越紅,而且風化殼越來越厚,常深達80 米左右;但自大廋東折,經過紅色盆地時,由於基岩的差異,出現不同色調的幼年土,南出紅色盆地而又入火成岩山區後,紅色就不那麼鮮艷,而表層反見灰棕色,土厚也不足50厘米;尤其進入廣東境內觀察石灰岩上色料不同的「黑色石灰土」後,對紅壤是目前華南一帶「生物地帶性土壤」一說產生了疑問,對通常把紅色岩層上的紫色土和各種紅色土壤劃分為不同土類的做法很不贊同。當時由於對風化成壤兩個過程同時同地進行的實質無所了解,無法提出新的命名和分類辦法。但他當時堅持認為,它們都是與成土母質特徵相近或完全相同的幼年土,不過一則與當前土壤分布的「地帶性」相一致,也就是「顯域土」;另一則就是與地帶性並不一致的「隱域土」而已。
為此,朱顯謨提出了我國華南紅壤主要是古土壤、紅色風化殼的殘留和紅色沖積洪積沉積物,而不是現代生物氣候地帶性土壤的見解。同時指出江西省廬山「冰礫泥」的紅色也是固有的而不是後來發生的。後來又認為分布於皖南、贛、湘、兩粵、雲貴等地的紅土可能都是以往相近時代的產物。
這些論點曾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進行過無休止的爭論。朱顯謨說:「這也許是我後來被調出紅壤地區工作的原因」。但朱顯謨的科研風格依然是沒有拐彎轉向,而是「峭立原地任水過」。經過幾十年逆流的沖淘,旁徵博引,終於從土壤侵蝕和沉積學、生物反饋礦質元素以及華南不同時期玄武岩上土壤與紅色風化殼等性徵的對比中得到證實,並獲得了土壤發生學上的依據,也為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後來的研究結果佐證。1987年,他的論文「Red Clay and Red Residuum in South China」(中國南方的紅土與紅色風化殼)在香港大學召開的第三紀中期以來的東亞古環境第二次學術講座會上宣讀後,受到了與會專家的重視和好評。與此同時,他提出的紅壤改良方法也在解放後被政府大力倡導,在贛州進行了大面積推廣。
1950年朱顯謨在黑龍江進行土地調查時,明顯意識到黑龍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而單產不高的原因主要是耕作粗放,土壤侵蝕較強烈,建議重視這個問題,採取相應防治措施。在調查時初次發現灰化土中A2層並非R2O3的淋失層而是硅的澱積層。由此他認為:我國東北森林植被下的土壤為棕壤而不是灰壤。1986年夏,他在前西德參加第十三屆國際土壤學會期間對典型灰壤觀察後,斷定A0層下的A2層實為硅的澱積層,而不是R2O3淋失層,不過SiO2在酸性條件下較先地澱積而已。同時還提出部分黑土是由於草甸土或沼澤脫水而來,當時也引起了爭論和反對,但後為中科院東北林業土壤研究所的實際工作所證實。
權威理論也有局限?!
朱顯謨院士在多年的科研實踐中深深體會到,一切新思想、新經驗都來自於實踐,國外學者的觀點、理論也是從特定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中國的土壤研究也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實際,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崇洋媚外。他堅信:模仿是手段,追蹤創新才是目的。
前蘇聯著名土壤學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過程與風化過程同時同地進行的理論,曾經是指導中國學者進行土壤發生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但朱顯謨對它不迷信,而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發現了威廉斯理論的局限性,即該理論僅適於塊狀岩體上進行的與陸生生物進化相一致的原始成土階段。後來,尤其在沉積岩體上,常因環境條件的不同,這兩個過程在過程和強度上出現明顯的差異;同時又常常因為著生植物的自然演替和人為生產活動影響等不同,而產生根本性的甚至相反的變化。因此在研究土壤性徵時必須善於識別其整個演變歷史過程,以免在土壤系統分類中出現原則性差錯。
在此研究思想指導下,他從研究風化過程和成壤過程的實質入手,進一步明確了這兩個過程在土壤形成中的內在聯繫和各自的範疇,闡明了這兩個過程同時同地進行著而又完全矛盾的過程。風化過程僅僅是把塊狀岩體經過熱力作用變成細粒物質,原生礦物經過化學和生物化學作用而變成次生礦物和易於淋溶的礦質,而成壤過程由生物選擇性地攔截和吸收了游離出來的礦質將其變成生物界中不斷循環的活質,並在生物圈的反饋、腐解、礦化過程中,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又可不斷合成相應的黏土礦物,而使土體成為具有和當地生物氣候條件相一致的歷史自然體——土壤。於是,他提出了地質大循環中的風化過程只能是土質的形成過程或稱之為「成土過程」,而生物小循環才是真正的土壤形成過程或稱之為「成壤過程」。1963年發表的《陝西太白山岩生植物和原始成土過程》一文,通過對太白山岩生植物的演替和原始成土過程進行了系統研究,首次把從岩生微生物到高等植物為止這一段的成土過程稱為原始成土過程,把由此形成的土壤稱為原始土壤。由此推斷,沒有陸生生物的著生就沒有土壤的形成;反過來倘若沒有土壤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沒有生物的進化和發展,當然更沒有人類的出現。
這些研究結果不僅明確提供了成土過程和風化作用同時同地進行的實例,而且又確認了生物因素在成土過程中的作用,並系統地呈現了土壤肥力的發生髮展過程和它在各個不同時期中的具體內容,以及它和不同植物區系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情況。
朱顯謨先生這些關於原始成土過程的研究,發展和豐富了威廉斯關於土壤形成過程的學說。
風成沉積形成黃土和黃土高原?!
1959年,為了支援大西北建設,朱顯謨先生毅然告別了生活和工作條件優越的南京,舉家來到地處西北農村的中國科學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即現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
李振聲院士在回憶起朱顯謨先生舉家西遷時動情地說:「當時我作為水保所的年輕科研人員到南京協助朱顯謨先生搬家,看到朱顯謨先生放棄南京土壤研究所二層專家樓,舉家到位於黃土高原的楊陵小鎮,住兩間平房,且無衛生間和廚房,吃水要到共用自來水龍頭接。這種為了科學事業的理想、為了國家的需要,獻身於黃土高原土壤科學研究的情操和行動,深深感動了我,使我堅定了紮根楊陵同樣可以做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信念。幫朱顯謨先生搬家的經歷,影響著我一生的科學態度。」
在朱顯謨先生的指導下,水保所先後建立了土壤地理、土壤侵蝕、土壤肥力等研究室和土壤標本室。20世紀60年代,在朱顯謨先生的倡導和組織下,建立了子午嶺科學定位觀測站及參加了全國一些水土保持場站的規劃治理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培養出了一支專門從事土壤和土壤侵蝕研究的科技隊伍;朱先生20世紀80年代帶的碩士、博士生如今已成為我國土壤和水土保持學家,如劉保元、劉國彬、吳普特、李勇等。
在黃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中,他實地考察了黃土高原的溝溝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崑崙,兩度入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朱顯謨先生通過對黃土—古土壤性徵的對比及其形成機理以及植被繁生與土壤滲透性和抗沖性的鞏固提高等作用的研究,根據孢粉、石器、歷史地理以及水土流失的定位觀測資料,提出了黃土高原本是黃土物質由西部給源地被季風攜帶至黃河流域上空,通過黃土粉末自重降落、凝聚降落和雨淋降落三種方式沉降堆積而成,是250萬年以來高空泥攔水、水截泥而形成的黃土沉積,即西來塵暴和東來濕氣相遇交鋒的結果。在其著作《中國黃土高原土地資源》圖片集中,以圖片的形式顯示了「沒有季風就沒有黃塵的降落;沒有植被的及時繁生也就沒有黃土高原」的科學論斷。對黃土和黃土高原的形成提出了風成沉積的新內容。
黑壚土、塿土研究成果成為黃土高原土壤地理研究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起,朱顯謨先生對陝西省主要耕作土壤的發生演變進行了悉心研究,特別是研究了塿土、黑壚土的主要成土過程。他指出塿土主要分布於陝西省關中和山西省西南部汾、渭河谷的階地上,是長期耕種熟化的土壤。
黑壚土主要分布在陝北、晉西北、隴東和隴中一帶,寧南亦有分布,其有機質層深厚,而含量較低。20世紀60年代,朱顯謨先生曾不斷提出把黃土高原黑壚土、塿土專門列出建立獨立土類的意見,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確認和應用,糾正了以往將黃土高原黑壚土、塿土劃為粟鈣土的差錯。尤其是他對塿土這一古老耕作土壤的形成及分類的系統研究,為研究耕作土壤創出了新途徑。他關於塿土、黑壚土的這些研究成果為黃土高原土壤地理研究典定了的基礎。1964年農業出版社出版了其專著《塿土》。
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科學院土壤學家格拉西莫夫、柯夫達和羅卓諾夫來華參加中蘇合作考察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朱顯謨先生因對黃土高原土壤及土壤侵蝕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他們的肯定和重視,故在考察期間他們切磋交流,互相學習,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常常因學術觀點不同而展開激烈的爭論。給朱顯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同柯夫達教授對塿土耕層CaCO3來源的爭論。柯夫達教授認為塿土耕層的CaCO3來自下部土層的CaCl2,系CaCl2通過毛細管作用上升與CO32-結合形成CaCO3而澱積在土壤上部。而朱顯謨認為,塿土耕層主要由含5%的CaCO3黃土和有機肥組成的土類人為堆積而成,因而剖面上部土層的碳酸鹽含量較高是原來累積的,而不是地下水內毛細作用的結果。井水較深的二、三道塬都存在同樣的現象,而僅在地下水較淺而不施土糞的耕地反而不見碳酸鹽反應,朱顯謨以確鑿的事實論證終於使柯夫達教授信服。
朱顯謨說:「與羅卓諾夫在黑壚土上的爭論,而後達成共識,極大地增進了我們之間的個人感情。分別時,我們擁抱在一起,熱淚盈眶,後來羅卓諾夫病重期間仍念念不忘這段的友情。」
科學工作者之間最真誠的友情來自於他們之間在科學觀點上的真正共識。
下篇: 踏訪 專註 治土方略
形成國家和區域尺度土壤侵蝕分類系統的理論基礎?!
1955年,朱顯謨先生髮表了《暫擬黃土區土壤侵蝕分類系統》一文,1956年又發表了《黃土區土壤侵蝕分類》一文。這是根據黃土地區土壤侵蝕類型、發生演變及其分布規律最先擬定的黃土區土壤侵蝕分類系統。20世紀60年代初,根據黃土高原溝蝕嚴重的特點將土壤抗侵蝕能力分為土壤抗蝕性和土壤抗沖性兩部份分別進行研究,同時指出抗沖性研究是揭示黃土區土壤侵蝕規律的關鍵。他根據侵蝕營力的不同,將黃土區的土壤分為水蝕、風蝕和重力侵蝕三大類,並根據水蝕過程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侵蝕土壤在流水中存在的狀態,可把水蝕分為溶蝕、片蝕和溝蝕三種類型。該土壤侵蝕分類系統充實了土壤侵蝕學科的內容,對黃土區的土壤侵蝕調查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特別對黃土高原以沖刷為主的觀點也提供了理論支持,為黃土高原土地整治提供了依據,並被全國許多科教單位廣泛應用。他先後公開出版了《黃土高原土壤侵蝕系列圖》、《中國土壤侵蝕類型圖》。這些研究成果形成國家和區域尺度土壤侵蝕調查及理論基礎,引起國內外不少同行的興趣和重視;1978年獲陝西省科學大會獎,同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幾位前蘇聯土壤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了朱顯謨關於黃土高原土壤和土壤侵蝕的研究成果。
「28字方略」治黃土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撫育了中華古代的燦爛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公元8世紀以後,黃河下游泛濫、決口、遷徙次數增加,災害頻繁,成為一條害河。建國以後,在每年黃河下遊河床淤沙4億噸的情況下,黃河仍保持安流,這是我國治黃建設的偉大成就;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並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患未根本消除。因此,黃土高原國土整治問題直接影響黃土高原西北邊緣的土地沙化及其防治、黃土高原北部能源基地的綜合開發與環境改善和復耕,以及根治黃河水患和改善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
朱顯謨先生一貫認為治黃問題實質上是黃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問題。黃土高原嚴重水土流失造成了長期以來「廣種薄收,薄收更廣種」,下遊河堤「越加越高,越高越險,越險越加」、「河床愈高,斷流上溯愈快,歷時更長」的惡性循環。
為此,朱顯謨先生積40餘年黃土高原土壤侵蝕規律與水土保持、國土整治等科學研究成果和結合群眾的實踐經驗,於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其內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米糧下川上塬、林果下溝上岔、草灌上坡下坬」(以下簡稱「28字方略」)。
「28字方略」的重大科學意義在於:它以黃土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為基礎,反映了用科技促進區域生態經濟建設的思想,是黃土高原脫貧致富的科學依據;同時,這一理論從原始土壤演變過程的形成機制上形成了「土壤水庫」學說。
「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的思想,既能充分發揮水土資源的潛力,又能從根本上消除地面超滲徑流而防止水土流失的危害。
「28字方略」的前10個字是總目標和一切開發、生產和治理保護等措施共有的戰略目標。第四紀以來各期黃土—古土壤序列剖面的疊加堆積,棄荒百餘年來子午嶺植被的自然恢復以及山青水秀美景的再現,和群眾把「三跑田」變成「三保田」的高產經驗可以為此作證。
其餘18字是根據種植業對水分要求和各類生產措施的水保、生態和經濟效益所作的科學的和合理的安排。(1)「米糧下川上塬」(含三田和一切平地)。川地和塬地為一切耕種栽培最為經濟、方便和有效的生產場所。這些地區可通過全部降水入滲而獲得高產穩產,並應善於保持傳統耕作經驗,以調節供水(最佳)性能和防治雜草,定期進行深淺交替耕作,以防止犁底層的形成,保證土壤水分速滲性能,以保證和滿足人民對糧食和其它食品不斷增長的需求。(2)「林果下溝上岔」,含四旁綠化。林果對水的要求高,只能種植在水分條件較好或能攔蓄地面徑流的溝、岔部位。(3)「草灌上坡下坬」(含一切侵蝕劣地)。該類地坡陡坬荒,在黃土高原分布面積大,水土流失嚴重,植物生長立地條件差,應以恢復草灌為上策,消除徑流沖刷,保證泥不下坡。
此外,朱顯謨先生還提出「28字方略」的實施應以迅速恢復植被為中心,輔以必要的工程措施,培養地力,增進土壤滲透和抗沖性能,使道路、居民點和其它硬地面徑流安全排泄、攔截和儲蓄。
「28字方略」被無定河皇甫川流域治理指揮部和國家「七五」、「八五」期間黃土高原綜合治理攻關項目的11個試區廣泛採用後證明,其對黃土高原綜合治理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198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糧農組織和教科文組織特邀他參加在羅馬召開的國際高級土壤專家會議,討論有關如何合理利用土壤來滿足世界人口日漸增長後的吃穿問題。
近二十年來,朱顯謨先生曾先後「六論」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逐步發展與完善了「28字方略」的內涵。
中國科學院學部聯合辦公室還將《再論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一文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建議報送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
1997年4月,在全國第六次水土保持工作會議上,已是耄耋之年的朱顯謨又以洋洋洒洒近萬言的《提出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的前前後後》一文作為大會的獻禮,引起國務院重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姜春雲同志專門接見了朱顯謨並聽取了他關於「28字方略」的彙報,對「方略」給予了極大肯定,並指示:希望儘快提出落實「方略」的具體辦法。此後,他又寫出了《黃土高原地區農業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三論國土整治「28字方略」》以及《搶救「土壤水庫」實為黃土高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四論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等系列文章,進一步論述了實施「方略」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並提出了若干具體建議和辦法,推進著方略實施的步伐。
為使「方略」在水土保持治理中更全面而具體地得以實施,朱顯謨更加深入地對「方略」的理論基礎進行研究,他從陸地生態系統的發生髮展及其整個地質歷史演變過程的研究中,發現「土壤水庫」的發生髮展及演變是陸地生態系統發生髮展的關鍵和動力,因而從充分合理利用水資源角度提出:維護和加強「土壤水庫」建設,提高以「土壤水庫」為本的「三庫」協防效益,確保當地經濟與生態系統協調持續發展。
在2002年5月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一次院士大會上,朱顯謨聯合劉東生、孫鴻烈、李吉均、趙其國等院士向國家有關部委提出了有關維護加強土壤水庫的建議。以維護加強「土壤水庫」為本的「三庫」協防,非但可以把潘家錚院士提出的「大水利建設」觀念落到實處,且大大擴大了水利的實際效益和範疇。
劉東生院士對此評價:「雖然大家都有各自的成就,但現在看來只有朱先生一人把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大家的心愿和希望,通過28字水土保持方略表達出來了。其原因是為什麼呢?我覺得顯謨同志把科學工作中最難統一的兩件事統一起來了。一是他50多年來對水土保持研究鍥而不捨的科學的專註精神。這種專註精神不僅是一個跨世紀的專註,一個人一生的專註,而且是對一個難解的問題的專註,並且還是經過了各種複雜條件變化之後的專註,實在是難得。另一個原因就是看起來似乎和科學專註相矛盾的群眾智慧的吸收……把老鄉們的智慧和現代科學知識合在一起,這是顯謨同志一貫重視的科研方向,特別是對水土保持而言。現在大家所常用的描述黃土高原的地貌形態名詞概念塬、梁、峁等就是經過顯謨同志的大力提倡而流行起來,在國際上已變成了通用的名詞了。在水土保持方面他很自如地掌握了地質學和土壤學是一個可逆反應的關係,把第四紀地質學的研究一個流域要從分水嶺到侵蝕基準面的規律應用於他的『28字方略』……」
結語:科學家的品質
作為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屈辱和最值得驕傲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朱顯謨先生、劉東生先生都經過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到8年抗戰,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以後的建設年代,都有著一個「忍辱負重,奮發圖強」的社會背景。1937年7月後,盧溝橋、「八一三」等事變的爆發,使得大片國土淪陷,人民慘遭殺害。中央大學也內遷重慶,朱顯謨在重慶度過了內心十分痛苦的三年大學生活。但此時,朱顯謨更堅定了學好科學知識,拯救國家的決心。
在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期間,朱顯謨先生曾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衝擊和批判,並株連了子女。但他從未間斷研究工作,仍繼續投身到地方病水土病因研究第一線,調查研究形成克山病和大骨節病的土壤因素。
2006年,年已91歲高齡的朱顯謨院士在《中國科學院院刊》第4期上發表了論文「重建土壤水庫是黃土高原治本之道」,探討了黃土高原「土壤水庫」的功能,研究了地表水庫、土壤水庫、地下水庫三庫協防在治理黃土高原環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構建和諧黃土高原,再現秀美山川的三條建議。
2006年10月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會上,現任所長邵明安研究員宣讀了陝西省人民政府省長袁純清同志寫給朱顯謨先生的信。袁純清省長信中寫道:感謝朱顯謨院士一生為治理黃土高原做出的重大貢獻,拜讀學習「重建土壤水庫是黃土高原治本之道」一文後,感到非常重要,已批覆陝西省水利廳認真學習,要應用於陝北生態環境修復工程之中……
劉東生院士在《一個盡到了自己科學歷史責任的人——祝朱顯謨院士九十華誕》中寫道:「他給我的印象和啟發是在任何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下,都沒有絲毫放鬆自己的科學研究,這往往是一般科學工作者難以做到的。他是一個從不人云亦云的人,他也是一個尊重別人的科學意見的人……這樣的研究應是一個科學家的本色,又是一個科學家難得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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