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帝王夢：袁世凱的崛起與覆滅

1916年6月6日，晚清第一權臣，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中華帝國唯一一任皇帝袁世凱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回首他的一生，袁氏對中國軍警政、教育的近代化不無功績可言，然而由於晚年破壞共和體制，悍然稱帝，終究還是成為了史書中「竊取革命果實」的罪人。他本可締造共和，功成身退，體面地給中國留下一個新傳統，然而到頭來還是被野心吞噬，走上了能臣奸雄的老路，最終在眾叛親離中身敗名裂，身後只留下一個兵荒馬亂、四分五裂的中國。

從1895年的小站練兵，到1916年的含恨而逝，袁世凱二十年的光陰，也不過黃粱一夢。袁世凱怎樣崛起，又是怎樣覆滅，本期外刊掃描帶你重回一百年前的兩個時間節點，看一代權臣如何「起高樓，興歌舞，樓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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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六鎮與袁世凱的崛起

整理自：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h-k`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3 (May, 1973), pp. 405-423

作者：斯蒂芬·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

北洋六鎮是袁世凱崛起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支中國當時最強大的近代化軍隊，最初起源於甲午戰後胡橘棻在小站組建的定武軍。1895年10月，胡橘棻調任津蘆鐵路督辦，原督辦位置由袁世凱繼任。袁世凱上任後，仿效德日陸軍建制和操典條令，對定武軍進行改編，將其由四千人的軍隊擴建至七千人並改名為新建陸軍，這就是北洋軍的前身。1899年新建陸軍被合入武衛軍，改稱武衛右軍。在義和團運動中，由於袁世凱參與了「東南互保」，武衛右軍幸免於難，成為20世紀初中國北方碩果僅存的新軍（1902年改名為常備軍，並擴充為三鎮，屬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統轄）。正是這支接受近代軍事訓練和武器的軍隊給了袁世凱最大的政治資本，使其得以同南方革命軍議和、逼清帝退位，最終登上了大總統的寶座。

長期以來，受到晚清地方軍事力量興起的影響，歷史學界順理成章地認為北洋六鎮不僅是一支袁世凱的私人軍隊，也是袁世凱死後混戰的北洋軍閥軍隊的前身。然而美國教授斯蒂芬·麥金農卻不同意這種看法，在他看來，這種說法缺少歷史細節上的實證。在《北洋軍、袁世凱與中國近代軍閥的起源》（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h-k`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一文中，斯蒂芬·麥金農結合北洋軍隊的形成過程，對北洋軍隊的性質及其同袁世凱個人的關係進行了新的考察。他認為：袁世凱之所以可以控制北洋軍，靠的主要是在朝廷上的威望。北洋軍與其說是袁世凱的私兵，不如說更像是一支半獨立狀態的中央軍隊，這主要體現在北洋軍財政、管理以及忠誠三方面上。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北方邊關局勢迅速惡化。為了鞏固邊防，在袁世凱的建議下，慈禧太后同意袁世凱將已有的北洋軍第四鎮進行擴編滿員，同時再新建兩鎮，達到總兵力翻倍的目的。袁世凱奉旨建軍，過程很不順利，最大的問題出在軍費上。當時新軍一鎮一年所需經費為25萬兩白銀，而招募、訓練並武裝新鎮的費用便需要200萬兩以上，以直隸當時一省的財力實難以維繫。袁世凱東籌西借，僅僅籌到100萬兩，還不到第五、六鎮建軍總費用的三分之一。袁世凱只得上書，請求戶部撥款200萬兩予以援助，自己從直隸財政中出100萬兩負責新兵招募和訓練的費用。戶部同意了袁世凱的請求，並且每年撥款120萬兩白銀用以維持已建成的新軍。1904年底，當袁世凱還缺30萬兩軍費時，戶部又滿足了袁的需要。

戶部之所以如此大方地給袁世凱撥款，原因之一在於當時的戶部、兵部及練兵處三個部門的首腦都是親袁派。兵部和戶部尚書與袁世凱私交甚篤，當時的兵部尚書長庚、後來的戶部尚書鐵良以及徐世昌都是袁世凱的密友。在袁世凱組建北洋軍過程中，曾給予最大經濟、行政幫助的練兵處首腦慶親王奕劻、鐵良和徐世昌也都是袁世凱的同僚，而練兵處內部官員也大多來自袁世凱在直隸的軍事官僚系統。

袁世凱

通過練兵處袁控制了全國的軍事改革，他開始通過各省協款的方式為北洋軍軍費募集資金。1904年初，練兵處下令各省開始編練新軍（常備軍），並企圖將各省新軍整合為一個全國性陸軍系統。只有袁世凱擔任總督的直隸一省得到了練兵處的建軍額外資助，而其他各省大多只是將現有的軍隊部分改編為新軍，新軍建設的情況很不理想，大多數的省份要麼是舊軍充新軍，要麼是舊軍摻新軍，極個別省份甚至對新軍計劃無動於衷（如岑春煊所在的兩廣）。練兵處的新軍計劃原本只是袁氏一時的託詞，其根本目的則在於藉助中央的力量向各省籌集資金和人力。在新軍計劃發布後不久，練兵處又下令各省每年向中央匯解一筆特別稅捐。這筆稅款可以通過煙草、鴉片、茶葉、食鹽等稅獲得，也可以通過海關關稅和賦稅來徵收，稅款為定額。儘管各省最終都沒有辦法滿足練兵處的指標，練兵處最終還是收到了650萬兩白銀。

練兵處的橫徵暴斂令各省苦不堪言，南方一些省的督撫抗議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的軍事改革對南方各省的搜刮。練兵處沒有正面應對南方督撫的抗議，反而派出鐵良向督撫們施壓。1904年秋，鐵良南下江南閱兵，同時會見各省高級官員，在此過程中兩江總督魏光燾因不配合中央的財政與軍事政策而被免職，震驚江南各省。到1904年底，南方督撫們迫於壓力只得陸續向中央上繳稅款，以作籌建北洋新軍之用。在政治高壓之下，湖北巡撫端方從當地銀行家手中借得白銀10萬兩；湖廣總督張之洞上繳白銀40萬兩；兩江總督周馥在1904—1905年間共上繳30萬兩。得益於各地上繳的特別捐稅和戶部（後改為財政部）撥款，袁世凱的北洋六鎮新軍始建完成。

北洋六鎮雖然初具規模，然而兵權並未完全掌握在袁世凱手中。1906年，甚至就連袁世凱本人對北洋六鎮的控制權也遭到了朝廷的剝奪。一部分滿洲貴族對袁世凱的坐大感到惴惴不安，袁世凱廢除督撫政治、迅速組閣的主張更讓他們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袁世凱曾經的盟友鐵良終同袁氏決裂，轉而同瞿鴻禨一同開始反袁行動。

鐵良

鐵良與袁世凱的對立與衝突導致袁世凱下野，練兵處被廢除，其職能完全被後來由鐵良執掌的陸軍部吸收。原北洋六鎮中的第一、三、五、六鎮均由鐵良的陸軍部控制，而袁控制下的兩鎮亦將由直隸自負開支，不再經由中央政府撥款。1906年的冬天，北洋官兵普遍感到了北京政局的變化給軍隊帶來的威脅。有謠言傳出北洋六鎮的官兵的軍餉將要受到縮減，士氣一時低落，第三鎮統制段祺瑞、第五鎮統制張懷芝因而辭職。

鐵良的勝局沒有持續多久。1907年，袁世凱捲土重來，這一次他將北洋六鎮牢牢抓在手中並且依靠慈禧太后的支持對自己的政敵進行了更徹底的清算。彈劾袁世凱的瞿鴻禨被解除了全部職務。慶親王奕劻署理陸軍部事務，成了鐵良的上級長官。1907年4月，徐世昌受命處理東北的行政改革（將東北劃分為奉天、黑龍江和吉林三省）。為了增加東北的防禦力量，徐世昌帶走了鐵良手下的第三鎮和第五、六鎮的兩個混成協。至此，鐵良手中只有兩鎮兵力（第一鎮及第五、六鎮合起來的剩餘兵力）。1907年6月，鐵良因弊政遭到彈劾。袁世凱在8月時又取消了鐵良削減北洋官兵軍餉的權力，作為陸軍部大臣的鐵良已被完全架空。袁世凱趁著大權在握的機會，將自己的人迅速安插在北洋六鎮中，以保證他雖然不直接統轄北洋軍，但仍能指揮軍隊。他的同僚徐世昌和楊士驤分別出任東三省總督和直隸總督，各署理北洋軍的一個鎮；第四鎮統制吳鳳嶺是袁世凱的親戚，出身李鴻章的武備學堂；第三鎮統制曹錕，自1896年以後就是袁的下屬。袁不但控制著北洋六鎮，還將自身的影響力延伸到北京之外。淮北新軍第七鎮原由袁的幹將劉永慶統轄，劉死後，其職位被原第六鎮統制王士珍接替，這支軍隊獨立於江蘇總督，直接接受來自北京的援助。袁世凱除了控制新軍第七鎮之外，還在1908年之際控制了馬玉昆的毅軍。自1901年以來，半現代化的毅軍一直是袁世凱北洋軍的潛在對手。1908年9月，毅軍統制馬玉昆病死，其位置為薑桂題接任，而姜也是袁的屬下。至此，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時，整個中國北方的主要軍事力量，除了鳳山統領的北洋第一鎮外，已全部落入袁世凱的同僚及屬下手中。

段祺瑞

袁世凱在經濟和政治上對北洋軍擁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那麼是否就可以說明北洋軍的各級將領都忠於袁氏呢？事實並非如此。和湘淮軍不同，北洋軍的私人化色彩明顯要淡一些。在湘淮軍內部，營一級軍官由統領親自招募，隊一級的軍官又由營官親自招募，全軍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忠於曾國藩或李鴻章一人，如果指揮官發生調動，則其下屬也會隨之發生調動。然而北洋軍的軍事結構卻全然不是這樣。在北洋軍中，幾乎每一年都會有統領發生調動，然而下層軍官和士兵並不會隨之而發生人員上的調動。將官不斷地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從一個部隊調任另一個部隊，大大減少了同所屬部隊加強聯繫的可能。袁世凱也曾想構建高度一體化的軍事組織結構，但是一些因素影響了袁世凱同北洋軍官的忠誠建設。首先，北洋軍士兵大多來自強制徵兵，本身便對軍隊心存不滿。其次，在服役過程中，由於住宿條件、食物以及醫療衛生等因素十分糟糕，軍紀一直很不佳。據史料記載，1905年北洋軍中的逃兵便佔總兵力百分之十五之多。如果普通士兵對北洋軍都不盡忠，那麼更談不上對袁世凱效忠了。

北洋軍官對袁的個人忠誠要好於普通士兵，他們才是決定了北洋軍是否完全屬於袁世凱個人的關鍵。北洋軍官是新型軍人，他們大多來自知識階層，並受過很好的教育。像馮國璋和吳佩孚等人便接受過很紮實的古典教育，他們的職業經驗也比較豐富。另一批像張勳和薑桂題這樣的將領雖然出身江淮舊軍，但也經歷過武備學堂的軍事訓練或出國考察。在他們身上，傳統中國官僚的特徵非常明顯，軍中的最高決策權掌握在袁世凱和各鎮統制手中。這些將領中有一些人和袁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如被稱為「北洋龍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在袁的栽培下先後擔任過各省軍政長官、練兵處和後來的陸軍部大員，可謂是袁的親信。然而，即便是這樣的親信，也在中央軍事官僚體系中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這同原先湘淮軍的諸將領有很大不同，相較而言，他們更樂於根據自己的政治利益決定是否追隨袁的行動。除了王段等人，其他北洋軍官就不怎麼對袁盡忠了。薑桂題和張勳等人出身淮軍系統，又常年游離於北洋軍系統之外，自身更忠於大清而非袁世凱個人，特別是張勳，1917年他為了恢復大清又率領辮子軍上演了一出復辟鬧劇。

與清末的張之洞一樣，袁世凱是一個政府官僚，他並非是近代軍閥的前身，更不具有地方分裂主義性質。從1905年到1906年間，袁世凱藉助於向中央戶部及地方財政籌款的方式漸漸組建起了北洋六鎮，同時也憑藉自己的手腕擊敗了政敵，贏得了對北洋軍這支中國北方最大軍事力量的控制。表面上看來，袁成為了這支軍事力量的絕對領導，北洋軍中有所謂「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天子」的說法，然則實際上袁的權力來源於朝廷，其對北洋六鎮的合法統治基礎也來自於朝廷。隨著清帝的退位，袁世凱在北洋軍中的合法地位也逐步瓦解，內部的分裂也愈加復出表面，終為其敗亡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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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視野下的帝制運動

整理自：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 ai, 1915-191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3, No. 4 (Dec., 1970), pp. 706-720

憑藉著北洋六鎮的武力支持，也憑藉著自己在國內外的威望和影響力，袁世凱度過了辛亥年，終結了大清朝，又當上了大總統。到了1915年，勁敵一個個或亡或逃，國內再也沒有可以制衡袁世凱的力量。至此，袁世凱的野心膨脹到了極點，他開始做起了皇帝夢。袁世凱要想稱皇稱帝，少不了國內封疆大吏和民意的支持，但相比之下袁世凱更希望得到的是列強的支持，特別是英國與日本的承認。然而英國會贊同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嗎？原本在簽訂《二十一條》過程中受到挫折的日本也會支持袁世凱嗎？在《英國、日本與袁世凱的倒台》（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 ai, 1915-1916）一文中，彼得·羅威從英日關係的角度討論了兩國在袁世凱稱帝過程中的態度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對袁世凱帝制運動的影響。

自晚清以來，英國一直是勢力最大的列強。它不僅以富庶的長江中下游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更對當時的中國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對於中國政局，英國總是希望儘可能地保持現狀以此維護自身的在華權益。英國的消極態度正好同它的盟友日本形成反差，此時的日本正抓住一戰極力擴張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1914年一戰爆發時，歐洲諸列強紛紛捲入歐洲戰爭，無暇東顧，而日本則藉此機會對德宣戰並奪取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青島。日本打算趁機取代列強在華的地位，它在1915年1月趁機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旨在使日本成為中國的保護國。然而它的計劃頓遇挫折：日本的大膽舉動引起了中國各界的強烈憤慨，袁世凱最後也沒有接受《二十一條》的全部要求。日本對袁世凱十分不滿，它企圖獨霸中國的野心不但未能得逞，還令盟國英國倍感威脅。雙方的矛盾在袁世凱稱帝問題上進一步顯露出來。

1915年8月，袁世凱產生了稱帝的打算，當時英國並未明確表示反對，但也不支持。1915年8月，當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聽到袁世凱準備恢復帝制的消息時，他只是認為：「現在似乎不是改制的時候，可能會遭遇南方反對，產生無法預測的影響。我建議考慮改制問題可延遲到歐戰結束後，應利用此時做更緊急的事情——改革現行的行政體制。」相對於英國的審慎態度，日本倒有些模稜兩可。由於《二十一條》的失敗，時任外相的加藤高明引咎辭職，而新外相石井菊次郎當時還在巴黎尚未到任，暫管外務的首相大隈重信未經內部商議，便率先表示「只要不損害日本的權益，將不介入中國的帝制問題」。

朱爾典

大隈重信的發言完全不能代表日本國內的意見，也未事先與盟國商議，結果不但進一步刺激了袁世凱的稱帝野心，還招致了英國的強烈抗議，造成了一場不小的外交危機。為了消弭危機，1915年10月中旬，英國駐日公使格林（Conyngham Greene）緊急同新外相石井菊次郎商議，雙方均認為帝制運動將導致中國的不穩定，而在此過程中，英國與日本以及其他利益相關的國家都應一致行動。不久，石井向倫敦發出電報，建議維持中國現狀並由各國聯合向中國發出建議。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很快表示同意（雖然他同時也做好了迅速承認袁世凱稱帝的準備）。10月下旬，英、日、俄、法四國外交部長都表達了本國暫緩稱帝的看法。袁世凱政府被迫表示1915年年內不會改制。石井希望各國能夠進一步向中國說明，各國將保留對帝制運動進行干涉、支持等相關權利，直至他們對中國內部的穩定感到滿意。

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愛德華·格雷

按理說，至此各國的態度應該已經相當明確，然而出人意外的是，英國的態度此時卻突然發生了轉變。隨著一戰逐漸升溫，英國開始擔心德國是否會對中國施加影響。其時，日本雖然已經消滅了德國在遠東的陸海力量，但並沒有徹底驅逐德國的外交官和政治家，這些人企圖通過承認袁世凱稱帝的方式換取中國的支持。為了防止德國的陰謀得逞，英國要求中國政府驅逐這批德國人並希望藉此機會讓中國打破中立，直接參戰。對於英國的要求，袁世凱完全接受，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使英國支持自己的帝制活動，甚至還可以藉此提高中國的威望。對於中國參戰，日本表示強烈的反對。一方面，由於《二十一條》的挫敗，日本恨透了袁世凱，它絕不希望袁世凱藉此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它更不希望中國由於參戰而在將來的和談桌上獲得任何的話語權，因為這將導致自己從德國手中搶來的青島還給中國。英日兩國圍繞德國問題和中國參戰問題產生了相當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得英日之間的不信任感更加嚴重。日本認為英國想搞英中同盟，對日本盟國不夠坦誠；而英國則認為日本受到德國的欺騙才會千百般阻撓中國參戰，雙方你來我往，糾纏不清。最後日本發出警告電報：如果英國同中國締結同盟，則英日同盟將會終止，日本也將收回之前對協約國的援助並停止對俄國的補給。這一份電報令格雷吃驚不小，他急忙回電給日本，表示：無意忽視日本，如若中國有事，則一定會與日本協商，以取得一致意見。為了防止進一步激怒日本，英國政府向中國建議中國應立即對德宣戰，但不要馬上稱帝。

大隈重信

格雷原因為這樣一來便可以安慰日本，同時也對自己有利，卻不料在此期間，中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1915年12月，雲南宣布獨立，蔡鍔、李烈鈞等人成立護國軍。護國軍發展迅猛，袁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這種變化令英國改變了原先的態度，轉而觀望局勢的發展。1916年1月7日，朱爾典同日本公使交換意見，他表示：「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承認袁世凱的地位，要麼讓袁世凱隨著中國秩序的混亂從公眾生活中消失」。對於朱爾典的意見，日本的駐華公使一笑了之。事實上，日本從未真正打算支持袁世凱。早在1915年12月，日本便派出青木宣純（Aoki Nobuzumi）和松井石根（Matsui Iwane）二人前往上海，借調查德國人行蹤的名義暗助袁的反對者。1月19日，日本內閣就已經決定無論袁是否登基，日本都將不予承認。

英與日，一個採取觀望態度，一個採取反對立場，令袁世凱頓失外部強援，而國內南方的護國軍更使他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在內憂外患之下，1月22日，袁世凱宣布暫緩登基。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凱本打算給自己留有一席之地，仍保留大總統的職位，但卻為時晚矣。英國原本有意力保袁世凱以防局勢過於動蕩危及自身利益，然而日本公使在5月卻告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袁的倒台不必然會導致局勢失控。儘管格雷對中國局勢是否失控存有疑慮，但毫無疑問的是，袁的下台已成定局。5月底，他代表英國表示：袁世凱必須下台並由副總統黎元洪接替總統職位。格雷的表態給了袁最後一擊，至此，袁已日暮窮途。1916年6月6日，陷入絕望中的袁世凱因患尿毒症於北京去世。袁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然而此時他面對的卻是一個極度虛弱的中央政府和有武裝、有地盤的各路地方軍閥。一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混亂年代就此來臨。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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