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奴工的兒子——貧困大學生的生存狀況

作者：袁凌

原題：奴工的兒子

我和吳小安在黑下來的校園裡走。

他是個長方臉型的小夥子，兩邊眉毛離得有點近，體格則有點停留在少年時代。剛才在公交車站，他遲疑了一下，叫我「叔叔」。最初聯繫的時候，他在電話里也有些遲疑。我們去一家黃燜雞米飯吃了飯，他不好意思地說讓你花錢了。

我們聊的是他的父親。

父親吳利興是和我的哥哥一個鎮子上的人，就住在哥哥房子後面坡上，但他已經從家鄉消失十幾年了。我知道他是因為哥哥的一個電話。兩個多月前，哥哥從連雲港造高速路的工地上打給我，說家鄉有個人死在河南那邊了，看能不能找人報道。

哥哥說，那個人在一個磚窯里幹了十年，沒有工資，前一段說是生病死了，這頭的人過去，還包括有鎮政府和廣佛村的蔡支書，那邊厲害得很，直接不理。蔡支書託了哥哥找我。

我跟身在河南的蔡支書通了電話。

他說這人叫吳利興，以前長年在山西、河北打工，後來牽扯到一起強姦案，大約是給人背鍋坐了牢，據說他只是在旁邊看，卻被抓進去判了六年。他後來做工的磚窯就在監獄旁邊，老闆和監獄關係好，據說是幫他減了一年刑，出獄後就直接接到磚窯里去了，身份證也扣了，不給工錢，算作抵了伙食費和煙錢，也不讓跟家鄉人聯繫，這樣一直幹了十年整，杳無音信。家裡的女人跑了，一個小娃子跟著叔叔。

前一段時間，那邊的派出所打電話過來，才知道人死在磚窯里了。說是他喝了一種治骨刺的藥水，結果喝得太多，人就死了。說他是智障吧，也還算正常人，就是有些老實。這邊的人過去處理，跑了兩趟，畢竟白乾了十來年，想要老闆給點賠償，老闆硬氣得很，說人跟他沒關係，只是偶然在他磚窯里待著，他一分錢不賠。這些內情，還是當地人偷偷講的。

那邊的政府部門也是一樣說法，這邊的民政、派出所和村鎮政府都去人了，那邊簡直不接待，說「你們自己去起訴」。起訴又找不到證人。蔡支書很憋屈。

我覺得事情有點蹊蹺，為他們聯繫了《華商報》。以後我沒有再過問這件事，過年回家，聽哥哥說得到了一點解決，賠了幾萬塊錢，是吳利興的弟弟經手的。

弟弟就住在後坡上，起的樓房租出去一半，自己住了半邊。他穿一身似乎是撿回來的爛了的西裝，一雙沾了泥的解放鞋，和我們坐在門口聊。他的身體有一種攲側，似乎是有點瘸，但看上去又是正常的。

哥哥吳利興和磚窯的事情，他聽當地人說，磚窯老闆以前開加工廠，和監獄住得近，經常拿一些手工活進去，讓犯人加工，這樣熟起來的。至於減刑的事，說不清真假。

到磚窯之初，大哥其實給家裡打過一次電話，當時讓侄兒去接的，說是關心他的學習，要寄錢回來，但話說到一半就掛了，似乎是有人不要他打。以後就再也沒有音信。

那個磚窯在黃河岸上，沒有高聳的煙囪和很大的場地，只有一部水泥制磚機和幾垛磚，像是沒有手續。大哥生前的住處是一間碎磚房，堆滿了東西，中間夾著一個已經看不出顏色的舊墊子，就算是床了。他就是在這裡過了最後十年。

在殯儀館裡，他們只見過一次大哥的遺體，穿著兩層大翻領舊西裝，沒有像樣的過冬衣服，相貌老了不止二十年。死者的雙眼緊閉，嘴唇咧開，牙關突出。兩個鼻孔出的血，凝成長條的血痂。因為拍了照片，以後老闆就不讓見了。他們懷疑，大哥上了歲數干不動了，身體毛病又多，磚窯老闆怕給他養老，故意給他不該吃的葯，謀害了他，但又沒有證據。那邊的法醫出的檢驗報告，說是誤服藥物死亡。

磚窯里有打手，聽說大哥經常挨打。去年有個工人，似乎也是智力不行，挨了打過後還得病死了，由於是當地人，老闆花了幾十萬。

當年哥哥離家去山西，又坐牢，嫂子再嫁了，留下一個老人和侄子，他看不過去了，把分了家的老的接過來，侄子由他一直養大，考上了大學。「是一本嗎？」他說好像是。考上一本，在這個小鎮上是件不尋常的事，他自己的兩個孩子都沒上大學。

他的神情似乎表示，並不認同侄子的學習比自家孩子好出多少，但也不覺得自己幹了多大的善事。哥哥家有一座土房子，前幾年鎮子規劃拆遷，他和侄子商量好了，把土房的地基賣掉，供侄子上學，簽了協議，花銷都記的有賬，「大體是兩頭沖平」。

他的身體很不好，前幾年得過肝癌，做了手術，腰上癟下去一塊，這是他看上去身體有點攲側的原因，幹不了重活。但說到生活水平，他又強調地說「那當然好」。

去河南處理的時候，侄子吳小安從西安去過一次，骨灰盒下葬時也回來了。墳埋在後坡自留山上。但是還沒等到圓墳，侄子提前走了，說是打工的地方時間摳得緊。他也不懂他究竟是啥事。

我要了吳小安的電話，路過西安時聯繫了他。

這座大學靠近西安南郊的大雁塔，確實是一所建築科技類的一本學校，有幾幢樓看去頗有歷史。由於尚未開學，校園裡沒有什麼人，燈光也很暗，我們一圈一圈地來回走著，聊著父親和他自己的事。

父親是在他六歲那年走的。記憶中父親脾氣特別暴，喜歡喝酒，喝了酒下手特別重，「往死里打」。

從小父親就不照家，長年在本地的煤礦上打工，一個一個洞子地轉，幾個月不回來，也不寄錢，自己掙自己花了。印象最深的是有年過春節，叔叔到八道河的煤口子一個一個找，一大圈才找到他在牌場子上，從他身上摳出輸剩的幾十塊錢，拿回家給母子倆過年。

六歲那年，母親實在受不了，離婚改嫁到塘防壩。母親走之後，父親就出遠門，把爺爺和自己丟在家裡，叔叔看到不得了，才接手過去。

說起叔叔嬸嬸對自己怎樣，吳小安微笑說，「還好」。

日常的相處中，難受的是一件事：對賬。叔叔似乎是有意把這件事分得清楚。賣房子的合同叔叔讓小安簽字蓋手印，錢存到信用社以後，雙方各置了一個賬本。上高中以後，每次開學吳小安下縣城，從家裡帶錢走都兩邊記清楚，在縣上交了多少學費伙食費，買了什麼東西，也一筆筆記在本子上，周末回家時叔侄對賬，從賣房子的大數里減去吳小安的花費。每年末吃完年夜飯，叔叔還要跟吳小安對一次賬，一筆筆理清這一年的花費，兩邊記上年末存摺上的數字，利息也記下來。

叔叔和吳小安對賬的時候很仔細，神情嚴肅，像是兩個陌生人之間，這讓吳小安非常不習慣，叔叔一下子變得很遠，自己想要拉近一些卻毫無辦法。他越來越懼怕兩個人對面掏出賬本的時刻，盼望回家的心情也漸漸被這種畏懼壓下去。他感到叔叔掏出賬本的時候，不光是在給自己，也是在給村裡的旁人看，或者是杳無音信的父親哪天突然回來時看。他寧願待在空蕩的周末校園裡，兩個周回去一次。

有幾個同學也是大周回家，小安被他們帶著，加上兩個縣城的同學，迷上了扎金花。雖然手頭沒有多少零錢，扎得很小，但耗費了很多時間，學習明顯地滑坡了。「當時不知怎麼回事，就是煩，不想好好學習了。」

扎金花輸了錢，也不好往賬本上記，只好編理由，雖然叔叔說你花的是自己房子的錢，並不多過問花銷的項目，只要數字對，但吳小安依舊臉上發燒。兩個弟妹也到了縣中上學，怕他們聽到風言風語傳回去，這樣進高三，學校管理加強，自己猛然也醒過來，知道再下去要毀了，忽然看到了在煤窯里打牌的父親。以後再也沒碰過撲克。高考考數學前一天晚上，還有幾個同學在宿舍扎金花，弄得數學沒考好。

第一年只考起了個二本，是關中一個地級市的師專，心裡不滿意，去諮詢老師畢業是否有前途，老師說那樣你還是早日準備再考研吧。這樣一想，就跟叔叔商量補習一年，發了狠，總算考上了這個學校。當時說要補習，叔叔似乎不是太認可，但也只是說了一句，你自己算一下剩的房子錢夠不夠你讀大學。

考上大學報到之前，吳小安在建築工地上當了一個暑假的小工，提灰漿背水泥，掙了三千多塊錢。開學時從家裡拿了一筆學費錢，到寒假又去浙江一個做太陽能的廠，做電池板的矽片，把錢寄給了家裡。第二年開學沒再從家裡拿錢，靠助學金、助學貸款和自己打工維持。這樣算下來，其實上大學就沒再動用賣房子的錢，也就不再用和叔叔對賬。暑假回家，小安總算能輕輕鬆鬆地喊「叔叔、嬸嬸」了。

學校第一年在戶縣，小安只能在學校打點零工，也得到過獎學金。搬到西安之後，就有了在肯德基固定打工的機會。父親圓墳那次，小安只請了三天假，因為時辰不對，家裡延期了一天安葬，小安只好趕回西安上班。過年小安沒有回去，期間在肯德基上班可以拿三倍薪水。除夕晚上，餐廳組織員工一起吃了頓火鍋。這張照片發在了他的微信上。

除夕晚上，吳小安還給母親打了個電話。母親嫁的第二門身體也有病，住土房子，是塘防街后街上唯獨剩下的土房子了，而且只分了一間，家什和鍋灶全堆在地上。母親從來沒有上來看過小安，但往年有兩次過年小安去玩，母親都給了他一兩百塊壓歲錢。

「我不恨媽媽。有點恨爸爸，」快走到校門口時，吳小安說，「不過現在都過去了。」

父親那年從磚窯打電話回來，「我還小，話都是大人在教著說」。他按照嬸嬸教的，用硬硬的語調問爸在哪裡，啥時回來，卻沒能喊出來一聲爸。爸爸的聲音聽上去老了，柔和了一些，問他學習好不好，說是要寄錢回來，說到這忽然就斷了。

這個變得柔和的印象，就只存在過了這麼一點兒，直到這次去河南，也沒有見到殯儀館裡躺著的爸爸。原因是頭一次過去調解，他說話被大人認為「不著天不著地」，第二次不讓他去了。

「當時有個本家爺爺，算是家族裡見識多的人，提出賠償六十萬，對方不答應。我當時開口說，爸爸已經過世了，我也不要什麼賠償，你們給幾萬塊安葬費就行了。」

吳小安的想法是，自己跟父親沒什麼感情，「也不想借他的死來撈什麼，安葬入土就行了」。

告別時，他提到自己的疑惑。大學畢業的工作去向是各個大型鋼鐵公司，現在產能過剩，不知明年就業形勢如何。假如考研究生，助學貸款又怎麼辦？

在他的微信上，沒有任何關於父親身故的信息。但在一條轉發本校患病同學求助的消息前，他評論說：「在別人的世界裡，我們是一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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