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混蛋邏輯——文明為何總被野蠻打臉？

導讀：我們打小就被告知，人類的歷史進程是符合進化原則的，先進打敗落後，文明打敗野蠻，善打敗惡，好打敗壞，新打敗舊。諸如此類。這種灌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使我對後來的取代者都滿懷敬畏，因為它們代表的不僅僅是正義和進步，更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走向。

後來閱世漸深，讀書漸多，才發現這樣自低向高的進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時期是說不通的。如魏晉之後的五胡亂華，宋之後的蒙元南下，明之後的滿清入關，這些後來的取代者無不是徹頭徹尾的落後部族政權，無不是野蠻對文明的顛覆，落後對先進的打擊，與所謂的歷史進步挨不上邊。此外，我們的歷史也並非如教科書中所描繪的，一向處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進程中，而是除了異族入侵，絕大多數時間在原地打轉：

曹丕篡漢建魏，司馬氏又篡魏建晉，劉裕又篡晉建宋，蕭道成又篡宋建齊，蕭衍又篡齊建梁，陳霸先又篡梁建陳。這一路篡下來，前後政權易手了六次，史稱六朝。

接下來一出連軸轉的好戲，始於宇文覺篡西魏建北周，楊堅篡北周建隋，李淵篡隋建唐，朱溫篡唐建後梁。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後一出篡立大戲始於郭威篡後漢建立後周，趙匡胤又篡後周建北宋。

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政治鬧劇，可以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一句話來形容：「當你埋葬前人的時候，將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經站在了門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詩：「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對於歷史的宿命輪迴，中外見解空前一致。劉宋末帝劉凖被逼迫退位時，蕭道成的幫凶王敬則對他說了一句話：「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語見《南史?王敬則傳》。）一報還一報，報應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現實基礎的。

新政權取代舊政權後，往往在史書中留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裡頭的緣由其實很簡單。

中國歷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廢墟上，多年的兵連禍結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銳減。西漢滅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總人口有5959萬，（參見《漢書?地理志》。）經過東漢末的黃巾起義和三國混戰，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兩國人口合計不過537萬，加上吳國的230萬，全國人口總計才767萬。（參見《後漢書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紀》及《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二百六十一年間，生民八餘其一。唐代全盛時的天寶十三年（754年），全國人口有5288萬，（參見《舊唐書?玄宗本紀》。）到安史之亂後的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十年間全國人口銳減三分之二，僅餘1692萬。（參見《舊唐書?代宗本紀》。）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會資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變成了十室歸一，民眾得到喘息的同時，又憑空掉下數倍於前的生產資料，社會生產力想不恢復都難，中間並沒有當權者的任何功勞。

小民們在這樣的宿命輪迴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時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啟蒙思想家譚嗣同有一句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語見《仁學》第二十七章。）明末啟蒙思想家唐甄也有類似的一句話：「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語見唐甄《潛書?室語》。）一個說帝王是盜，一個說帝王是賊，合二人之言，所謂帝王者，盜賊而已。

這些發自末世的吶喊，對一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來說，往往不會有什麼振聾發聵的功效。明末有人覺醒了，可是接著整個民族又渾渾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覺醒了，可是接著整個民族又原地迷離了。歷史的羅圈腿教人扼腕，長太息以掩涕。這些發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舊的威權已經垮台，新生政權需要一些開明的言論以區別於舊政權，為自己的「以新代舊」張目。

皇帝對自己的隱身份，卻是十分在意的。被趙翼指斥為「盜賊」的明太祖，對與賊音近的「則」字和「強盜」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記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覽之大怒，說：「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剃髮也；則字，音近賊也。」就把徐一夔斬了。明人宋端儀《立齋閑錄》謂：「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應進賀。撰表，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擬之。』」

自漢高祖劉邦以詐力權謀取天下始，狡詐和無恥的帝王術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課，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才是成就無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倆。我們的歷史並不是淘盡狂沙見真金，而是劣幣驅除良幣，是壞人戰勝好人、大壞蛋戰勝小壞蛋。壞蛋橫行才是中國歷史的本質。

三

猶太作家皮利磨?拉維說,要「敢於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便是——最壞的、能適應的活了下來，最好的都死去了」這話也對也不對，最壞的「活下去」是對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錯的。因為權力本不是好人的遊戲，好人沒資格登上權力的競技場，偶爾撞上了，也只是歷史的誤會、上帝的錯失，錯把一隻羊扔進了狼群。劉宋末帝劉凖臨難前哀嘆「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語見《南史?王敬則傳》。）話里的無奈與無助叫人唏噓。南齊廢帝鬱林王蕭昭業也認為：「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語見《南史?齊本紀下》。

皮利磨?拉維話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對不那麼壞或還沒有徹底壞透的傢伙，而不是道德層面上的好人。中國古代被謚為和帝、順帝、恭帝、敬帝、靜帝的失敗者，單從謚號上就能看出他們大多是現實意義中的弱者，是傳統道德層面上的和順恭敬之輩、清靜無為的不爭者。晉恭帝司馬德文甚至被政治對手贊為「明德光懋」、「眾望攸集」（語見《晉書?恭帝紀》。）的大有為之主；劉宋末代皇帝順帝劉凖，「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語見《南史?宋本紀下》。）對於小百姓來說，以上諸位或許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們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劉宋順帝劉凖被殺時，虛歲十三。（事見《南史?宋本紀下》。）齊和帝蕭寶融被殺時，虛歲十五。（事見《南史?齊本紀下》。）梁敬帝蕭方智被殺時，虛歲十六。（事見《梁書?敬帝本紀》。）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殺時，虛歲二十一。（事見《北史?魏本紀五》。）北周靜帝宇文衍被殺時，僅虛歲九歲。（事見《周書?靜帝紀》。）如果把他們也歸入壞蛋行列的話，那麼他們至多算壞蛋中的弱者。劉宋順帝劉凖禪位時，嚇得「逃於佛蓋下」。（事見《南史?宋本紀下》。）這位篤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臨門時，能想到的庇護，也唯有菩薩的慈悲了。

四

如果我們了解威權政治的本質，就會對壞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釋懷。盜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強盜，也要講求強盜邏輯，有所為有所不為。當一個按套路出牌的強盜碰上一個完全不顧套路的強盜，失敗就變得理所當然。所以當失敗的強盜引頸就戮、身死國滅時，往往都會有悔不當初的痛心疾首，後悔當時的一念之慈，痛惜當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韓信被執時，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計」，（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亦如魏徵所說「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語見《新唐書?魏徵傳》。）

不半渡而擊、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還沒壞透的楚霸王烏江自刎，不諳權謀詐術的臧洪身首異處，相對遲鈍的李密橫死刀下，比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為愛民的張士誠挫骨揚灰。笑到最後的是楚成王、劉邦、曹操、劉備、李淵、李世民、朱元璋這類崇尚詐力權術的陰謀家。相對仁慈的一方最終都為自己的婦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價，被自己的不忍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一個以權謀詐術為主體的社會裡，歷史只能是壞人的舞台。壞人戰勝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質。

我們的教育，一直宣揚成為好人是成就功業的基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試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這一成功學，稱王稱帝者會多到何種程度？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業，首先要成為社會的另類和異數。在好人遍天下時，要努力成為暗中的壞人；在壞人遍天下時，要努力成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須跟對手們逆著來，你的成功才能讓對手始料不及，這可以算是競技社會最普遍也最適用的制勝法則。

五

我們還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只有政治開明才能成就經濟上的繁榮，其實並不盡然。乾隆時中國的GDP佔全世界的32％，（參見戴逸的《中國經濟的千年態勢與復興之路》。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也認為中國的GDP在公元1820年佔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國佔世界經濟的比重還要大。然而，史稱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政治上卻極端反動保守。單乾隆一朝，興起的文字獄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認為，乾隆朝禁書「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語見《哀焚書》第五十八。）魯迅也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語見《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關於「舒憤懣」》。）用萬馬齊喑來形容當時嚴峻的政治現實，並不為過。

經濟上的繁榮絕不能建立在錯誤的方法上，以錯誤方法取得的成就，絕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禍。一再重複的歷史證明，錯誤基礎上的繁榮並不具有可持續性，治亂相仍，接續所謂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長的亂世。漢有「文景之治」，但此後見於《漢書》、《後漢書》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鳳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壽元年（155年）二月，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春正月，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類記載。（參見《漢書?武帝紀、元帝紀、食貨志、王莽傳》與《後漢書?劉盆子傳、安帝紀、桓帝紀、靈帝紀、獻帝紀》。）唐有「貞觀之治」，然而見於舊、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的「人相食」同樣層出不窮。就在後人稱羨不已的「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那段輝煌時期內，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關中地區「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零三。）一場自然災害，便能擊垮所謂的盛世。盛唐尚不過爾爾，更別提安史之亂後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見於《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慘劇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順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萬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發生過。崇禎朝無疑是明代最為黑暗的時期，崇禎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慘劇頻繁發生。除《五行志》記載的五次之外，《明史》記載崇禎一朝的「人相食」事件還有四次：崇禎六年（1633年），河間「歲旱飢，人相食」；（語見《明史?忠義三》。）

崇禎九年（1636年），「山西大飢，人相食」；（語見《明史?庄烈帝紀》。）崇禎十三年（1640年），「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旱蝗，人相食」；（語見《明史?庄烈帝紀》。）崇禎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運，道中馳疏：「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語見《明史?左懋第傳》。）崇禎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見於《明史》的「人相食」記載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發生一次。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見於史料的「人相食」一點也不比前朝少。單《清史稿?災異志五》所載，便有十四次。不絕如縷的「人相食」告訴我們，歷史傳說所謂繁榮，不過是「虛榮」而已。表面的「繁榮」背後，無不掩蓋著小百姓們無法承受的慘重代價。

六

我們相信，人類社會會不斷摒除野蠻，走向文明，因為絕大多數人嚮往文明，文明意味著尊重生命、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建立一種理性的科學的生活方式，讓絕大多數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蠻輕視人的生命、尊嚴、理性的價值，妄圖用恐懼讓多數人變為奴隸。人類歷史正是因為人類對文明的追求與保護而頑強延續到今天的，文明戰勝野蠻，是必然的。

但我們必須看到，對文明而言，野蠻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軀體內，也隱含著種種反文明的野蠻因素，存在著惡化的風險。在今天，我們身邊有許多現代的野蠻人、文明的野蠻人，他們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藝嫻熟，他們有高度文明的外表，還有一顆沒有跟著進化的野蠻之心。

或許，直至遙遠的未來人類文明終結，也不可能消除野蠻，人類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對野蠻的絕對優勢，保持對文明內部野蠻因子的有效遏制。

還有人樂觀地說，古代野蠻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後，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終實現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歷史確實如此，但那是歷史，我們都活在當下，我們要努力不重複陷入那樣的歷史，被野蠻打臉、唾面、蹂躪，徒勞地寄希望於時間與來世。那是歷史告訴我們的痛，一下一下，告訴我們，痛，劇痛，極痛，我們不能再被外部的與自身的野蠻——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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