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御醫並不是「華陀再世」的神醫手

大清皇宮紫禁城裡因天花致死的第一位皇帝就是順治帝。關於順治帝之死，有人說他是因愛妃死亡心中消極而離開紫禁城出家剃度為僧了。但這種說法不可信。許多可靠的直接史料都證明他確因染天花而死。「紫禁城秘譚」張宸雜記有：

辛丑年正月初七日亥時（順治十八年）世祖皇帝賓天，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憫忠寺，觀內璫吳良輔祝髮。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門神對聯盡去，一中貫向各大臣耳語，甚愴惶。初七晚，釋刑獄，諸囚獄一空，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

這一直觀史料的記載，不僅可以讓我們確知順治帝因痘致死前一二天間宮中驚恐失措的真相，並且可以使我們知道：皇帝出痘時，民間是不準炒豆、燃燈、潑水的；這當然是不可理解的迷信措施，但在當時，卻是可以原諒的，因為預防天花接種牛痘的方法，在當時還未發明（英國人最早發明牛痘接種法，在乾隆中葉至嘉慶間才傳入我國），治療天花病患的方法也不完備，傳染上天花以後的生死存亡只有「天曉得」，當然免不了要借用許多迷信措施。

順治帝既不幸因天花而死，無獨有偶的是，他的七代孫同治帝也是因天花而喪命，但是有趣的是當同治帝傳染上天花之初，宮中群臣還向他賀喜呢！翁文恭日記記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時講道：「辰初到東華門，聞傳蟒袍補褂，聖躬有天花之喜，余等入至內務府大臣所坐處托案上人請安，道天喜。易衣花衣，以紅絹懸於當胸，辰正二刻請脈。已初見御醫李德立、庄守和方用涼潤之品，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遂出，頂備如意三柄明日呈遞，聞此十二日中折用黃面紅里。」染上了可怕的疾病，還當它是喜事！群臣穿花衣道天喜，當時人的愚昧無知，真讓人啼笑皆非。接著因為同治帝的天花不順，宮禁中惟有再進一步地乞靈於痘母娘娘。翁日記同年同月十二日記述：

午間從大光明殿接娘娘，走後左門一帶，奉於養心殿，王貝勒及內務府諸臣皆有執事，宮內皆掛紅聯（如春聯而紅），內監無職，皆著紅駕衣也。

又在十四日十五日記述：

連日皆以祈禱為事，聞內務府雲已行文札：諸天眾聖皆加封號，乾清門上陳設龍船九付（紙作），大清門外砌洗池，方徑十丈許也。

十五日：群臣進如意，皇太后詣壽皇殿行禮，未刻送娘娘於大清門外，典禮極隆，儀衛甚盛，恭親王等內務府大臣皆進九九合。昨日奉旨入值之王公大臣均穿花衣至來年二月十一日止。

宮中雖然有祈禱神靈等一些迷信措施，但是醫藥仍是每天照常用的，主治的是太醫院的侍御醫李德立、庄守和兩人。當同治帝出痘的第三天，這兩位太醫處方是用蚯蚓作藥引，這頗使時人奇怪，因此翌日處方就除去蚯蚓了。同月初九日即帝染痘後的第九天，群臣入見帝「起坐氣色皆盛，頭面皆灌漿飽滿，聲音有力」，「且舉臂以示顆粒極足」，使群臣「不勝喜躍而退」。但其後數日因結痂間有抓破，導致流血，而御醫處方競用桂枝、青皮，又用三仙，使每日遵旨看藥方的大臣們「不識其故」。十三日御醫說「氣血不足」，藥方除桂枝外又加鹿茸。十四日早處方仍用鹿茸，用生芪熟地加麥冬。十五日處方又去桂枝，全用涼血發放葯，到二十日，同治帝痘痴雖漸落，而腰間腫疼作癱流膿，項脖臂膝皆有潰爛，李庄兩位御醫對此於是「意甚為難」了，這些潰爛處，「根盤甚大，漸流向脊，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堪言狀。」從此群臣對於御醫的處方逐漸有些「不謂然」，而御醫每次與御前軍機大臣的談話也「推盪之語甚多，大略均游辭。」使得兩宮太后只好涕淚交加召見大臣們詢問「有何良法？」翁同和因建議「擇醫為上」。並說：「榮祿言有祁仲者年八十九，治外症甚效，可傳來診視。」兩宮太后答應，當日祁仲就被召入宮，認定是痘癰。但兩御醫的處方卻只是將去毒方加減每天替皇帝擠膿敷藥而已。十二月初二日又轉為走馬牙疳，兩頦都潰爛，病勢更加險惡，直至初五日午，同治帝就不治身死了。只是倒霉的就是幾位御醫，大臣叱責他們「何不用回陽湯急救？」而接著「革李德立、庄守和職，仍戴罪當差」的懿旨也下頒了。

實際上傳染天花，在當時確是很難治療的。太醫院的御醫沒有使兩位出天花的皇帝「藥到病除」、「妙手回春」，本是不足深責的，但李德立、庄守和的涼熱雜投法卻使「御醫」的聲譽大損，此後太后、皇帝、后妃們如果生病，除傷風感冒仍舊叫御醫開處方外，其餘稍有疑難疾病，都是「廣求天下名醫」，而不敢依賴御醫了。最顯薯的例子就是光緒六年，慈禧太后的肝病。原來光緒五六年間，東南海上有日本侵略我國琉球台灣，西北邊境又因伊犁交涉，中俄兩國劍拔弩張有決裂之勢，國內財政更困竭達到極點，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使得當時垂簾聽政擔負國家大任的慈禧太后傷透了腦筋，患了嚴重失眠症，飲食大減，性情暴躁。光緒六年二月初二日起慈禧又因痰帶血絲、精神疲軟而不能召見大臣辦事了，起初由御醫診察，但面色痿黃，元氣傷耗過甚，治療效果不大，群臣上言請博訪天下名醫傳召來京診視，上諭下各直省督撫保薦。六月二十三日，李鴻章保薦的道員薛福辰首先到北京，接著山西巡撫曾國荃保薦的知縣汪守正，以及廷臣推薦的名醫馬文植等也先後到京。由內務府大臣帶領入宮「請脈」。幾位名醫各有各的看法，因此處方就參合眾意而製成。但因當時中俄伊犁交涉緊迫，曾紀澤有電報到京請訓，樞臣時請兩宮太后同賜召對（當時原由慈安太后單獨召見辦事，但茲事體大，樞臣恐怕慈安一人當不了家，所以有此請求）。慈禧仍扶病出見，翁文恭日記九月初六日：「召見東暖閣，不垂簾，兩宮同御，慈禧太后病情容顏極瘦，語氣甚微，盲桂附皆曾用，惟鹿茸未敢試；論及俄事，以為實無主意，惟軍機及爾三王兩大臣是賴，必始終其事，條約萬不可許者勿許，其餘斟酌行之。」

慈禧太后不能完全靜養，而各省繼續舉薦來京的醫生程珮芬、薛寶鈿、仲學輅、連自華、潘霨，先後不下十餘人，各有師承，各有主見，太后雖然不是病急亂投醫，並且始終是以薛汪馬三人為主治，但每一醫生到京，總是要「請脈」、「主方」的，因此不免有意見上的分歧，涼熱雜投，毫無效果。到光緒七年正月初旬，太后病勢轉增，引起宮廷憂慮，但太后堅持不想用人蔘，只用附子，經恭王醇王商議決定暫不飲湯藥，改用四君四神棗泥丸藥，二月廿三日，又接受馬文植醫生的建議服用人乳，傳召三旗婦女進宮挑選乳嫗。從此就日食人乳，三月廿三日脈案大好，「皆人乳鹿茸之功」。

在這期間，宮中突然發生一件大事，就是三月初九日，慈安太后突然染病，第二天晚就不治身死了。宮內上下都正在為慈禧的病擔憂，此時出人意外的竟是慈安太后的暴卒！因此民間有人說是慈禧因嫉妒以毒藥鴆殺而死的，究其真相如何，至今仍難明了，但倒霉的卻是御醫：庄守和、周之楨兩人都被摘去頂戴。

人們都知慈安是咸豐帝的正後，慈禧只不過是貴妃，只因母以子貴，咸豐死後同治繼位，同尊為兩宮太后。慈禧有時為些禮節上的問題常喜爭論。但當慈安死時，她卻以白絹蒙首，簪以白金，很適合周禮所謂首經之意，並且服青色袍，每逢大奠朔日都到靈前去奠酒。她這種做作行為，很讓廷臣們感覺到「緣情制禮，不勝欽服」。但是讓人奇怪的就是慈禧的病案在慈安初死時有「傷感過甚，諸症驟復，用清理之劑」等文宇，接著就只見「日有佳境」的脈案，到五月初二日，醫生就說「連日極好」了。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緒帝萬壽節，先一天上諭：「慈躬大安」，並特賞薛福辰、汪守正、馬文植、李德昌、庄守和五人匾額並加超擢，原來保薦薛汪馬三人來京的李鴻章、曾國荃和首先建議博訪名醫的寶庭都蒙優敘。七月十一日，又放薛福辰廣東遺館道——但薛並沒有即時赴任，因為太后這時雖然沒有病恙了，身體卻沒有完全恢復，薛汪仍隨時進宮請脈用補劑，直到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才真正完全康復——太后久病全愈，當然是喜事，宮廷中當然又是有一番喜慶的：

是日寅正，帝龍袍龍褂詣長春官道喜遞如意，卯初，內務府大臣帶同薛福辰、汪守正、庄守和等恭呈紅紙四六駢偶脈案。早事下，隨即侉蘭達（小官也）持紅單示樞臣，有頃，召入，諸臣皆貂褂朝珠，入殿先跪賀，寶相奏:『太后大喜』。大臣們起立後磕頭，太后宣賜諸臣御書『松竹並茂』四大字。謝恩，先紅單折請旨陳上意請節勞頤養，次遞日行事件，語畢蒙慈諭將以寶繪分賜，遂先叩頭。（翁同和日記）由此可見，薛福辰等在當時真是出足了風頭，而御醫庄守和等卻變成陪襯了。

光緒十二年三月，光緒帝痰中帶血，慈禧太后有時「亥初仍過宮看視」。三月廿六日，慶王、克王、翁同和於是建議：「請旨飭薛福辰、汪守正進宮會同太醫處方」，「此二員診脈詳，讀書廣。」奏上即奉太后同意說：「很好，我本有此意，已令該二員即日前來矣。」第二天，薛福辰即詣宮闕請安，因為他這時已升任京兆府尹，所以能奉旨即行進宮了。

經過薛福辰的診察，光緒帝的病很快痊癒——當薛說上體無病時，庄、李兩御醫卻說脈稍浮，仍主用逍遙散方，與薛所說大不相符。但這並沒有動搖宮廷對薛福辰的信任，薛福辰的官運也因此日漸亨通，翌年春，且躬與一場百餘年來所未有的「曠典」——翁同和日記，有一段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的記述：

辰初至豐澤園，敬俟上演耕，臣以農官故與，戶部到者福錕進犁，嵩申、孫詒經播種。臣及熙敬侍班，京兆府尹薛福辰進鞭，禮部奎潤前引，田在豐澤園北，隴寬二丈長五六丈。已正，上至，先御黃幄脫袿，前引十大臣，並禮部前引至耕所，福錕、薛福辰進犁鞭，御前侍衛兩人牽牛，四人扶犁，戈什愛班從，耆有老二人執筐，順天府丞捧青箱，戶部侍郎兩人播種，旁設龍旂二對，黃棍二對，老農六人簑笠執帚，黃牛一，頂有紅帛一塊四面鑲金，被黃韉。上四推四返畢，還黃幄，隨上馬還宮。此典自乾隆三十三年舉行後，距今百餘年矣。

翁同和在日記中對於躬與這一盛典，是很為榮幸的，而薛福辰以京兆府尹為帝進鞭，合作「演出」，當然更是三生有幸——他不是職業醫生，只不過是一位「看書郎才」，不僅沾盡御醫的風光，而竟遭逢這非常的榮寵，當然更足以鼓勵一些「在野的郎中」了，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薛京兆為皇帝演耕進鞭的這一年——光緒十三年復季，皇帝的本生父醇親王因肝脹致病，足腫手顫甚至不能自由舉動，太后除派御醫為其診視外，又特采汪守正處方，但久葯不效，此年十一月初，忽有一名叫徐延祚的醫生，自己到醇王府第自薦：「如請我診視，三服藥不見功，願受罪」，說得很有把握，當時王府中人就請他看脈處方，「用小建中湯加洋人所賣魚肝油」。三劑服下，竟有效驗，醇王左手已可微微轉動，聲音漸清，飲食也增加了，慈禧和光緒帝親臨王府探視，大家都高興，徐醫也就天天進診，十一月中左腿也略能動了，但徐醫處方改用鹿茸沖酒服，這一下使得御醫們不高興了，就在太后面前主張不可用。從此徐醫也就不再入府診病，這當然是御醫因嫉妒而弄的玄虛。

但讓人不解的是那位徐醫生後來居然也進入太醫院當上了太醫，不過這位先生似乎志不在醫，而有意仿效當年薛京兆。當中日甲午戰爭激烈時，各方面獻計上書到督辦軍務處的每天有數起，這位徐醫生也在十二月初七日獻策十二條，痛斥神機營海軍衙門，且語甚鋒刻，可見他大有不屑於「良醫」而欲成「良相」的野心！

上面說過，慈禧的病有轉機「皆人乳鹿茸之功」，所以當醇王病亟，群臣無主，慈禧太后又命醇王用人乳，結果又見效驗。不到四月，醇王的病竟全好，他又照常入朝辦事了——當時人原以為醇王的病是完全無望了，醇王本人也這樣認為。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光緒帝奉太后到王府探疾時，醇王特以厚褥鋪地，見太后欲起跪而不能，欠伸而已，見光緒帝則行拉手禮，並以光緒十二年奉命赴旅順檢閱海軍時太后所賜的金如意交付皇帝且鄭重地說：「勿忘海軍」。可見當時宮廷對於海軍與國防關係的認識是心裡清楚的。

就以上所述可知宮廷御醫並不是「華陀再世」的神醫手，帝後和一般大臣對御醫們是不太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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