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袁崇煥不死，能阻止清兵入關挽救明朝國運嗎？

袁崇煥之死距今近480多年，由於他在遼東抵抗後金的成績，又因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而被處死，今日之公眾對袁崇煥抱有極大同情，因而往往假設，如果袁崇煥不死，清兵難以入關。

歷史不容假設，但不妨礙在此前提下，從多種角度理解這段歷史。對於這一假設性問題，區別討論袁崇煥之死有沒有對遼東的局面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以及袁崇煥被殺這一事件何以與影響明清更迭這一歷史進程聯繫起來，是獲取答案的兩把鑰匙。

袁崇煥的能力

自萬曆中期開始，明廷在遼東的局面幾經起落。這一邊防形勢的變化，與主官是否得人密切相關。譬如明兵部侍郎、遼東經略熊廷弼任職期間，遼陽守備大固，奉集、瀋陽也得以重為重鎮。而當熊去職之後，繼任袁應泰就把遼陽、瀋陽都丟了。

袁崇煥就是在這一情勢下登場的。天啟二年（1622年），廣寧（今遼寧北鎮市）一戰明軍慘敗，熊廷弼被逮下獄，傳首九邊，遼東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際，袁崇煥以外官赴京朝覲，被破格提拔為兵部主事，緊接著便出任山海關監軍僉事，奔赴前線。當時的遼東經略王在晉主張退守山海關，大學士孫承宗視察山海關時，袁崇煥便請求駐守寧遠，說明他已注意到寧遠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他所堅持的修築寧遠、錦州等城為山海關外圍防線的策略，相比當時流行的退守山海關的防禦主張，在戰略上更為積極，明軍可進可退，存在更多活動空間。

天啟六年（1626年）袁崇煥固守寧遠孤城，擊退努爾哈赤，遼東迎來一場罕見的勝利。此役之後，袁崇煥趁機請旨，修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強防務。經過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擋住從朝鮮回師的皇太極。天啟七年，明熹宗褒獎袁崇煥「十年積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鋒」，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天啟年間，袁崇煥在遼東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備扭遼東頹勢的能力。

袁崇煥在遼有年，兼具實戰經驗與戰略眼光，因此，崇禎元年被重新起用時，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三條基本方略，切合當時遼東的實際，並且逐一付諸實現。

明末遼東形勢圖

戰略敗筆

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一事，舉措失當。

當時袁崇煥甫擔大任，為避免掣肘，請求崇禎皇帝先後取消遼東巡撫和登萊巡撫的建制。毛文龍在皮島擁兵自重、調遣不靈，袁崇煥此舉，應當主要出於事權統一的考慮。

袁崇煥雖然也承認「東江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但他擅殺毛文龍一事及事後的布置，顯得對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東江為皮島別稱，靠近鴨綠江入海口，介於遼東、朝鮮和登萊之間，毛文龍兵強勢壯，能從海上形成對後金的有力牽制，時人譽之「海上長城」。

毛文龍死後，清軍少了這一後顧之憂，同年十月，皇太極率兵與漠南蒙古諸部，繞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帶的防禦線，從喜峰口以西防禦薄弱的長城邊隘打開缺口，長驅直入，威脅北京，釀成「己巳之變」。袁崇煥也因此被逮下獄，至罹極刑。

關於這一時期處置的失當，王在晉這樣評價：「向使袁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復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作為袁崇煥的政敵，王在晉的說法不無偏見，但袁崇煥的一些「盟友」們，同樣也未能給出合理解釋。

可以說，即便袁崇煥不死，其生前殺毛文龍之舉，也是遼東戰略版圖上明廷的一大bug。

「袁崇煥之死」為何如此「重要」

《明史·袁崇煥傳》中，有「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之語，然而這是後人的評斷，不僅崇禎年間之人不會做此想，在許多經歷明清易代之人的筆下，也鮮有這樣的論斷。

隨著皇太極「反間計」被證實，以及乾隆、嘉慶兩位皇帝對其褒獎，清代中期，袁崇煥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時對其評價中仍存在不同聲音。真正將此人與「國運」聯繫起來的，則是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袁崇煥死後不久，明末清初人士對他褒貶不一

明末清初，由於史實尚不清楚，各家記載也不統一，但大多為持中之論。《明季北略》關於袁崇煥的記載一共四則，分別為天啟年間守寧遠、崇禎元年陛見提出「五年復遼」、謀殺毛文龍、被逮論死四事，並且詳細記載當時京師出現「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的奇聞。談遷在《國榷》里幾次論及袁崇煥之事，也只是為其鳴冤，認為以「通敵論死」不公。

此外，還有較為極端負面的評價。張岱在《石匱書後集》為袁崇煥作傳，毫不客氣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

張岱

張岱否定了袁的能力與數年之邊功，嘲笑其「五年復遼」計劃似痴人說夢，不僅不認為他能挽救明朝，還把他與秦檜並列，肆意調侃：

秦檜力主和議，緩宋亡且二百餘載，崇煥以齷齪庸才，焉可上比秦檜；亦猶之毛文龍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論者乃取以比擬，不特開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檜矣。

拋開事實層面的偏頗不談，如張岱這般辛辣諷刺，到清代中期之後則基本絕跡。

清中期，袁氏通敵冤情披露，清廷僅表彰孤忠

清代官修《明史》的流行，釐清了袁崇煥之死的重要問題，即崇禎二年的「通敵」之說，實為皇太極所施之反間計。

《明史》袁崇煥傳記有言：

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

關於明史中為何能對當年撲朔迷離的情況下結論，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修史時史臣得以參考《清太宗實錄》，因而反間之事才列為信史。

《清太宗實錄》天聰三年十一月戊申條的確明白記載了反間計的全過程，時間、地點、人物，無一不詳。隨著這些證據為大眾所知，袁崇煥「通敵」之冤得以昭雪。

乾隆年間所繪袁崇煥圖

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偶然翻閱《明史》，讀到袁崇煥之事迹，認為其人「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

袁崇煥是廣東東莞人，乾隆帝便令巡撫調查其有無後人，第二年，查出袁氏五世孫袁炳尚在，因而以熊廷弼裔孫之例，選補佐雜等官，以示朝廷撫恤孤忠臣子之意。嘉慶三年，又從廣東巡撫陳大文之請，以袁崇煥入祀鄉賢祠。

經過官方史書為袁崇煥沉冤昭雪，以及乾隆、嘉慶兩位皇帝相繼表其孤忠，確立了這一時代官方對袁崇煥的基本看法，即強調其為孤忠蒙冤之臣，不大重視當年的是非曲直。但不同意見仍然存在。乾嘉之際，清廷宗室昭璉所撰的《嘯亭雜錄》在《毛文龍之殺》一節，直言批評袁崇煥「不計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

圍繞袁崇煥之死與國運，康有為梁啟超做了文章

將袁崇煥之死與「國運」聯繫起來，是袁崇煥的老鄉——康有為與梁啟超於清末所作的文章。

「明清之際，關於中國亦大矣，非止系一朝之興亡也。」1891年，康有為作《袁督師廟記》， 開篇即如是說。按康文的說法，袁崇煥之死，為明「自壞長城」之舉，而「國亦殄滅」。這一判斷，較之明史「邊事無人、亡征決矣」的意見，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在「袁崇煥-明亡清興-國運興衰」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邏輯聯繫。

與康文的言簡意賅不同，梁啟超則洋洋洒洒寫就《袁督師傳》，文章不僅曆數袁崇煥的諸多功績，還為其殺毛文龍之事巧言設辭，著意辯解，試圖坐實袁崇煥在明亡之際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在梁氏看來，袁崇煥「一人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為古今第一人。

北京袁崇煥祠

而梁啟超此文的真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如一袁督師其人者，顧可得耶？顧可得耶？」

寥寥數語，已表明梁文不僅僅是為考訂史實，而是有感而發，借古說今。

北京袁崇煥祠的《明袁督師廟碑記》中，作者王樹楠闡述了康、梁二人的未盡之言：「誠以督師之生死，為明清興滅之所由關，而種族之見，遂釀為四千餘年世局之大變，而不可收拾。」可以說，康、梁等人對袁崇煥的重新塑造，不僅有他們的現實政治需求，也因應著20世紀初風起雲湧的排滿思潮。此時將袁崇煥的個人命運與所謂「國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動因實起於現實關懷。

參考文獻：

《三朝遼事實錄》卷3。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天啟七年六月初七日。

《崇禎長編》卷二五，崇禎二年八月庚午。

《廿二史札記》卷三一，袁崇煥之死。

《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七〇，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

據實錄載，袁崇煥本無嗣，堂弟文炳之子過繼為嗣，袁炳為其五世孫。

《清仁宗實錄》卷三四，嘉慶三年九月己卯。

康有為：《袁督師廟記》，《袁崇煥資料集錄》下。

梁啟超：《袁督師傳》，《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廣西民族出版社。

王樹楠：《明袁督師廟碑記》，《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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