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如何講述今天的北京故事
張英
徐則臣是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中的佼佼者。繼《跑步穿過中關村》後,他的新長篇小說《王城如海》繼續講述北京這個城市裡的故事。
《王城如海》書名取自蘇軾的詩句:「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在這個長篇小說里,徐則臣講述的是當下的北京,被社會主流忽視的那些人放到故事,有海歸、有精英、有大學生,也有保姆、快遞員,還有孩子。他們帶著各自的過往,奔涌到北京,奔波在北京的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來,追尋自己的價值感。物質條件差的,每天拚命掙錢;精神空虛的,努力尋求心安。
徐則臣是曾入圍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入圍紅樓夢文學獎,也曾獲得中國文學界所有有影響力的專業獎項: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華語傳媒大獎、海峽兩岸新銳作家好書獎等。
以下為徐則臣採訪口述。
寫作越來越慢
《王城如海》是我繼《耶路撒冷》寫完之後,用三年時間寫的一本書,三年做一件事,對我來說是件大事。當然,對我是一件大事,對其他人未必是件大事。
過去我逮著一個東西就能寫,現在我可能在內心裏面掂來掂去,很多東西最後都不寫了,只寫那些讓我放不下的,讓我很多年以後都放不下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對自己的寫作的要求高了,也許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我的確是想得問題越來越多,可能這個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高了,還是大了,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可能是我的篩子裡面怎麼掂都掂不掉的東西,我最後把它寫出來了。
現在我小說寫得越來越慢。過去這樣的長篇我一個月肯定寫完了,但是現在寫三年,《耶路撒冷》寫了六年,我想可能以後會越來越慢。能把一個作品落實到每一個字上,是因為每個字對我都很艱難,我所面對的日常生活的現實,哪一點要弄明白也很艱難。
我個人寫作的一個習慣是,我可能會用一些當下的現實背景,但是我不太願意寫社會問題小說。所以有的時候我會說,我寫問題小說,但不寫社會問題小說。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很多的社會問題對我們來說可能很重要,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讓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磕磕絆絆、捉襟見肘。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問題不能進入到我的內心,變成我的文學問題,變成我的一個精神的疑難,或者是內心困惑的話,我不會寫它。走心的問題才是我可以用寫作把握的問題。
北京的霧霾,倫敦的霧
《王城如海》應該在霧霾天來談,因為這個小說裡面寫了很多的霧霾。但是我又想,如果真在霧霾天談這個書,談著談著,我可能會把自己給談哭了,因為霧霾讓我們深受折磨,尤其是在座很多年輕的朋友,家裡面有小孩的朋友,一定知道霧霾到底有多讓人焦慮。對我來說,霧霾僅僅小說的一個背景。
寫北京,或者寫霧霾,這對於一個生活在北京的作家來說是一個問題。套用村上春樹的說法,我們談論北京我們在談論什麼?我們談論北京的時候我們能談論什麼?
寫北京不能上來天安門、故宮、長城、恭王府等等,這些大家以前都寫過了,今天北京能呈現出什麼樣子?同樣,寫霧霾不能像我們朋友圈裡面那樣的刷屏,什麼都看不見,可見度多少多少,高速路全封了,多少車撞到一塊兒,這些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這些霧霾必須走到他內心裡以後,你才能對霧霾發言。我不是說霧霾好還是壞,給它做一個判斷,我只是說就霧霾這個問題我它跟藝術、文學,跟人的內心,精神這一塊結合起來的時候我能發現什麼。我們談霧霾的時候我們談些什麼,我們能談些什麼,每個作家能談一些區別於他人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這對我來說一直都是一個挑戰。
在這個小說裡面之所以寫霧霾是因為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進入到了我的內心,進入到我的日常生活,對我的情感,對我整個的精神狀態,甚至寫作狀態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必須要考慮它。
當然,對我來說,霧霾不只是我們空氣裡面的東西,而是人心的霧霾。所以所有的故事,都必須落實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身上,落實到他們內心的世界。他們對生活怎麼想,他們有什麼問題,小說總歸是寫人的,寫人心,寫人性。
這個小說十來萬字,其實很短,但是搜集霧霾的資料我可能搜集了30萬字都不止,看了很多資料。但是最後用得極少,我必須要了解這些東西,我讓霧霾充分的走到我的內心裏面,不僅是現實生活中十面埋伏,內心裡十面埋伏以後我把這個東西寫出來,我要這樣的感覺。
北京地下室的人
我寫過一系列關於北京的故事,寫了不少生活在北京的人。後來我想,我應該寫一個以北京這個城市為主角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北京。
如果說我以前的小說,排序是人和北京,人和城市的話,那麼這一部《王城如海》,排序變成了北京和人,城市和人。
一個是女保姆,她的男朋友是一個送快遞的,這是我們經常的日常的存在。幾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有幾個,他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裡面,就是所謂的蟻族。最后里面還有一個主要的人物,是一個男的,叫余松坡,是一個留學歸來的非常先鋒的戲劇導演,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
就在我構思這個小說的時候,我一個搞戲劇的朋友跟我說,希望我寫一部關於北京的戲劇。因為北京特別複雜,如果由一部小說把所有的複雜性整合到一塊兒,難度極大,而且形式上可能不那麼自由。所以我開始想借用戲劇的形式表達,這就是現在小說這樣的結構。
我寫了一部非常像戲劇的,或者說借用很多戲劇元素的一部長篇小說。具體這個小說到底是跟戲劇之間有什麼關係,它借用多少戲劇元素,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比如整個北京這樣的一個城市,它的階層分化的問題,高級知識分子怎麼想?一般的中產階層怎麼想?還有一些底層怎麼想?年輕人怎麼想?每個人的困惑是什麼?焦慮是什麼?希望是什麼?這個小說裡面都觸及到了。
當然,這個小說其實只有十來萬字,在十來萬字裡面處理這麼多的東西,這麼複雜的東西,對我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但我覺得我在有限的篇幅內完成了自己的設想,完成了一個開放式的,充滿了我們感受到的生活細節和生活問題的文本。
我如何描述北京?
這些年我一直在想,寫北京你到底寫哪些東西。我為什麼要寫下去?我寫下去的意義是什麼,一個作家寫了20年肯定會有意義焦慮症。這個東西首先要說服自己它有寫的必要才會寫。
我覺得寫它的必要就是我對這些問題,對這個世界看得越來越不清楚,這些年雖然戴著眼鏡,但是我的視力越來越好,對很多問題看得越來越清楚。對北京的各個角落看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透徹。恰恰是因為你對很多問題看得很透徹,反而作為一個整體你看不到。
很多年前我剛寫北京的時候,比如2003年的時候,我在寫《啊,北京》,後來寫《跑步穿過中關村》,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對北京看得一清二楚。我可以拍著桌子告訴你,北京是什麼樣的。
現在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我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跟這個城市產生關聯的時候,我發現我越來越看不清楚了。我看不清楚是因為我力求在內心裏面找到自己對城市整體性的把握,過去我可能盯著一朵花,我覺得花不錯,很漂亮,我要告訴你這是一朵好看的花,行了。
現在,我看見了花,反面、正面、葉子、土、根所有東西都看見了以後,我很難用一兩句話把這個花給你明確的表達出來。我對這個花產生的疑問越來越大,就像我對這個城市一樣,就像我對世道人心產生的疑問是一樣的。
所以《王城如海》這個小說裡面我提到很多很多問題,作家的確不負責解答問題,也沒有能力解答,而現實生活的確很複雜,尤其是中國,尤其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北京這樣的大都市,這樣的社會階層分化,極其完備、極其複雜的地方,你真的沒法說清楚。
我有一次去蘇格蘭,在那邊的大學見到一個漢學家,我跟很多朋友講到這個故事,那個漢學家是一個女教授,對中國問題極其極其熟悉,在貴州生活很多年,在鄉下生活很多年,後來嫁給貴州的中國男人,又生活了很多年。後來回到愛丁堡教書,漢學家。很多人覺得你在很多年,是一個中國通,你能力簡單的三兩句話告訴我中國是什麼樣子。她說,每當遇到這種問題我就跟他說,我幹不了這事。如果一個人誰認為自己能夠用三兩句話把中國問題說清楚,這個人不是一個瘋子就是一個傻子。
可見中國問題是多麼複雜。寫霧霾、寫北京,其實寫中國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們都是這樣,每件事都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體系裡面,就像一棵樹一樣,你要把這棵樹榦看到了,不是連根鋸掉,倒了,結束了。這個事你當撼動這棵樹的時候,整個樹下的大地都在搖晃。這個小說裡面我提出了很多問題,這個問題之間是相互勾連的,勾連到最後我的確沒有能力解決。?
但是我覺得,我無力解決,很多問題糾纏到一塊兒恰恰是我們當下現實的問題,如果可能是真相之一。這個小說裡面我提供了很多很多東西。希望他們能糾結在一塊兒,像魯迅說的,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也許有很多聰明的讀者,有很多智商更高的,看問題更清晰的社會學家、讀者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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