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重慧：懷念父親馬克昌

馬克昌（1926～2011 年），河南省西華縣人。著名法學家，新中國刑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50 年從武漢大學法律系畢業並留校任教六十餘年，系武漢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1980 年，馬克昌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邀請，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起訴書的討論修改。隨後受司法部委派，擔任「兩案」被告人吳法憲的辯護律師。

懷念父親馬克昌

作者：馬重慧，馬克昌長女， 曾任武漢大學出版社美術編輯。

來源：中外刑事法前沿、《武漢文史資料》2016年第7期。本文轉自悄悄法律人微信公號。

在父親得病以前，不論在我眼裡還是在我心中，他都是我不老的爸爸。他那敏捷的思維、洪亮的聲音、充沛的精力、忙碌的身影和幾十年不變的生活習慣，沒有讓我覺得父親已經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然而沒想到，我心中不老的父親會這樣早地離我們而去。

2011 年底 ，父親離去半年以後 ，我才理性地接受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他。可是，父親的話音、笑容、身影，讓我感到無處不在。

身為教師的父親

1979 年 ， 時年 53 歲的父親 ， 結束了二十多年人生的冬天， 即將重返闊別多年的三尺講台，他用了「實在令人興奮」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為了彌補黃金歲月里流逝的遺憾，父親重返講壇後，極盡全力地投身於在此後三十多年裡為之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法學教育。1983年 9 月， 父親受命擔任武漢大學法律系系主任，同時，任武漢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肩負著教學、管理、學術研究及社會活動等重任。同年年底，在劉道玉校長的關心支持下，我由武漢第三印染廠設計室調到武漢大學出版社任美術編輯。 從此，結束了父親在珞珈山下三十多年吃食堂的「單身」生活，在武大校園有了真正意義的家。

來到父親身邊， 終日見到的是他上課、開會、出差、伏在桌子上不停地看書寫文章。家裡時常響起此起彼落的電話和不斷來訪的客人，大多是為教學、 科研及其管理方面的事務，以及法律諮詢。 當時的法律系、後來的法學院陳明義書記、蘭遠慶副書記、馬俊駒副院長、毛峰主任等常常晚上來家裡商量工作，有時談到深夜至凌晨。 父親在家裡給碩士生上課、給博士生指導更是常事。

家裡的電話成了父親的專線， 只要他在家，都是他接。 當遇到對方要找馬老師而聲音不熟悉時，他都會客氣地說：「我就是。請問你有什麼事？」其實有時候是找我的。有幾次不熟悉我的作者打來電話， 聽父親說是馬老師，就和他不著邊地聊了起來， 一旦明白誤會了，父親就會哈哈大笑地說：「你是要找出版社的馬老師吧？ 」後來，再有電話找馬老師，他就會幽默地問：「是找老馬老師還是找小馬老師？ 」

來家裡找父親的客人多，幾次搬家，都是把他的書房安排在方便客人出入的房間。家裡的大門幾乎隨時向需要找父親的人開著。

父親的弟子說：「做馬先生的學生既欣慰又緊張。 」欣慰，源於他們對父親的尊敬仰慕；緊張，源於父親對他們近乎苛刻的嚴格要求。

父親對指導的每一個學生負責，每一節課負責，幾乎做到了極致。不管上什麼課，什麼講座，都做充分準備。有時凌晨他還在伏案工作，我就知道明天一定有課、有講座。 即使是十分熟悉的講課內容，即使是可以洋洋洒洒講上幾個小時的報告，父親都會把最新的知識、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案例、最新的學術觀點及時補充進去。 直到晚年都是這樣。

父親的好友說他愛才，學生說他是嚴師慈父、良師益友，這些評價一點都不誇張。

按照學校的指標，父親每年招收二名博士生， 通常報考的學生較多。有一年有四名考生過了線， 在父親看來四名都很優秀，誰落榜了都可惜。於是，他找到學校研究生院，「借」 用了第二年的招生指標，讓四名考生全部如願入學。

還有一年，一天我在家裡餐桌上看到一份招考博士生的過線名單。整整 10 名考生，我知道這個取捨會讓父親為難。 他把手背在身後，在餐廳里來回踱步，邊走邊說：「他們中間好幾個都不錯，有的已經是大學副教授，有的考了不止一次，要想辦法多上幾個。」他再次找到學校研究生院，採取增加名額、調劑導師等辦法，最終讓 7 名考生圓了博士夢。 就在那 10 名過線的名單中， 有一個和我們家沾親帶故的，終因考分排序偏後而名落孫山。

對待來求教的考生，不論是來訪的，還是來電、來信的，父親都一一耐心指導：報考中間應注意什麼問題、作為刑法學的研究生需要具備怎樣的基本素質、要看哪些參考書、甚至這些書什麼地方可以買到等等。有些考生會作些自我介紹，他都加以讚賞；有些考生信心不足，他常加以鼓勵。 但是，不管是熟悉還是不熟悉的考生， 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找到父親的，想從他這裡得到一丁點所謂小範圍的「指點」，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整理父親的信件時，不論是考上的還是落榜的，那些曾經得到過指點幫助的考生們發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都讓我看到了父親博愛的胸懷。

父親不僅愛才，而且愛才有方。 他為面臨畢業的學生走向社會引領發展之路，根據他們不同的個人情況和研究方向，搭橋牽線、推薦到各高校或政法系統工作；父親為在校的青年教師脫穎而出一次次竭盡全力做工作，創造條件，為他們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父親為解決青年教師工作和生活上的棘手問題，親自出面找學校領導溝通。好幾次，不顧自己年歲已高，晚上10點、11點多鐘 還摸黑到校領導家裡去，為的是儘快見到領導，儘快解決問題。每當辦妥一件事， 回家時總是一臉的興奮喜悅，可又誰知，在這興奮喜悅的背後，父親作出了多少努力和付出！ 他的學生出國學習，他不僅事無巨細地予以關懷指點， 給予精神上的鼓勵，有的還施予經濟上的資助。父親對弟子及年輕教師盡心盡責的扶持和關愛，由此可見一斑。

父親做教師，真正做到了教書育人。不僅僅將學識傳授給學生， 更強調要學會做人，他以自己的人格修為默默地影響著弟子們。

父親希望他的弟子能做「大官」，以完成他沒有能力完成的使命。

父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獎勵優秀教師和學生、資助科研項目、扶助貧困學子，寄望法學天地英才輩出。

父親如此辛勤地耕耘與播種，只是希冀無限延長他的學術思想和精神生命。

身為學者的父親

家裡客廳和父親的書房有八個書櫃擺滿了他的各類書籍，書房裡空地上也整齊地堆著一本本論文、一袋袋剪報、一封封信件、一摞摞會議文稿和案件資料。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看到不少書上有他閱讀後留下的批註、手記；一些大小不一的本子上， 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他喜愛的中國古詩詞、歷史人物的大事記及作品、 各種文摘雜記、日本刑法學家的論著、 生僻字詞的讀音及解釋；牛皮文件袋裡，分別放著從各類報紙上剪下來的與法治建設息息相關的文章，並註明了文章的來源和時間。 正因為父親一輩子的細心收集、用心學習、潛心研究，才得以博學多聞、滿腹經綸。

都說父親治學嚴謹、魂系法學，法典法條、案例論述總是信手拈來，幾近無一差錯，和父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直到他生病住院期間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當父親住進醫院知道一時半載回不了家時，就把著述的任務帶到了病房。 我一周至少去醫院兩次，每次去之前會和他通話，他告訴我要什麼樣的稿紙，要哪幾本書，並清楚地告知書的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時間，放在哪個書櫃的第幾層。通常是我一邊聽電話， 一邊找書， 幾乎是一找一個準。 他對這些書籍的熟悉，實在讓我驚訝。 在父親住院 348 天的前前後後，我帶到醫院的書至少幾十本，只有兩本讓我找時費了些周折 。一 本是時事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 《國家安全概述》，因為出版時間較早，父親記不清存放的準確地方。 另一本是日本原版圖書《刑法判例百選Ⅱ》，父親告訴我的信息無誤， 只是這本書的封面是幅彩色風景畫，實在不像一本嚴肅的法學圖書，固定的思維使我誤判， 幾次翻到這本書都沒細看書名。 直到從父親弟子陳家林那裡借來同一本書，我才恍然大悟。

記得當時父親在撰寫《百罪通論》中「危害國家安全罪」這一章，他讓我查一些詞的解釋，如「間諜」「公共」。 說句實話，在父親身邊這麼多年，我對他的專業了解少之甚少，我不太理解，這麼常見的詞，為什麼還需要特別注釋。我把家裡的工具書詞典、辭海、辭源里的解釋都一一記下來帶到醫院。 特別是「公共」一詞，百度詞條的解釋更詳細， 我列印下來給父親看。他問我，用了百度的注釋，腳註應該怎麼寫。這個我也不清楚，翻了好多書，終於找到一個父親認為很規範的腳註範本。

父親有剪報的習慣。 家裡有八九份報紙，隔幾天到醫院，我就給他帶去一大包。看完後他把其他報紙上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剪下來，按照老習慣， 裝在牛皮紙袋裡， 而把《南方周末》、《報刊文摘》集中收好，下次由我再帶回家， 他知道家裡人也喜歡這兩份報紙。

2011 年上半年，《刑法修正案（八）》 廣泛徵求意見， 尤其是醉駕入罪， 在社會各 界 引 發 熱 議 ，對此父親給予了極大關注。我把網上相關信息聊給父親聽，他饒有興趣地讓我列印給他看。5月份，他在日曆記事簿邊上特別寫著：「張軍 5月10日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說：『對於醉酒駕駛，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應注意與行政處罰的銜接。 」

那本日曆記事簿上，滿是記載著父親每天打針、輸液、輸血、抽血、化驗及與疾病相關的情況， 唯有這一段文字與他的疾病毫無關聯。顯然，他對醉駕入罪的關注像對生命一樣傾心。

1983 年至 1992 年 ， 父親任第七 、八屆武漢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期間，經常接待來訪群眾，為老百姓主持公道，協調解決了一些有爭議的案件。 媒體報道以後，慕名尋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除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那段時間，常有各種各樣的人找到家裡，有的蓬頭垢面、破衣爛衫，有的目光獃滯、神經兮兮，有的甚至還沒進門就下跪磕頭，直呼「馬教授、馬青天」。

父親關注民情、體諒民心。 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力援助有求的百姓。面對那麼多民眾的來信，父親能回信的就親自回，沒時間回信的就把意見告訴學生，委託學生回復。來信多了， 他把已回復和未回復的信件做上標記，以免混淆。 面對找上門的老百姓，只要有一點時間，他會耐心聽他們講述，看資料，為他們提供幫助。曾有好友勸說父親，教好自己的書就可以了，何必管那麼多的閑事。可是在父親心中，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10 年前父親幫助過的馬浙，在父親離世之後第三天，特意從浙江趕來為父親送行。他滿含熱淚地告訴我，他的生命是父親給的。在他蒙受冤屈，身陷囹圄的時候，死的心都有，是父親寫信給了他活下來的勇氣和力量， 就在父親住院期間還答應出院後帶他到北京。雖然父親的離去沒能幫他解決最後的遺留問題，但他直到現在，逢年過節都會打電話到家裡致以問候。

父親待人謙和、寬厚，心地善良，特別是對年輕人。 有一次，父親在家裡接受某媒體記者的採訪，說到當年的「特別辯護」這一話題，年輕的記者居然不知道吳法憲為何人。在與客廳一窗之隔的電腦上工作的我好吃驚，父親也露出了詫異的表情。 稍作停頓後，他耐心細緻地向年輕記者介紹了吳法憲其人，並講述了特別審判時為吳法憲辯護的前前後後。末了，他語重心長並十分懇切地對記者說：「你們年輕，很多事情沒有經歷過，但不可以不知道，特別是你們做新聞工作的。 沒有豐富的閱歷，可以通過多讀書來了解歷史，了解世界……」沒有絲毫鄙薄，沒有半句指責，讓年輕記者充滿了愧疚、感激和敬意。

盛名之下，父親在社會上兼任多職，各種會議和社會活動常常讓他奔波在外，特別是每年多次往返北京。 為了節約時間和出差費用，他多是乘坐夕發朝至的 T37/38 次火車， 哪怕在北京只有一天的會議， 父親都是即去即回。目睹他一早下車，晚上又上車的列車乘務員都驚訝，這麼大的年紀，怎麼會有如此好的精力。80 歲以後 ， 家人和父親的弟子不允許他這樣辛勞，他才會在北京作短暫停留，而父親在北京工作的弟子們都會抓住時機和他小聚。

記憶中的父親

1949 年， 父親讓母親回到解放不久的河南老家，支援家鄉的教育建設。 老家西華縣是黃泛災區腹地，那個時候特別貧窮，母親在那裡不僅生活中吃了不少苦，精神上受了許多磨難，還遭遇了世上最難以癒合的哀傷———因醫療條件落後而失去了已近 2 歲的第一個孩子馬幼慧。 母親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痛。

我童年時對父親沒有太多印象，因為很少和他在一起。那時，我們和母親生活在漢口，父親只是在周末才從武昌坐公交車輾轉二十多里路回一趟家。 這期間，他還先後到蘄春縣八里湖農場、武漢大學襄陽分校和沙洋農場勞動改造，一兩年都見不上一面。再往後，我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近四年。等到和父親一起生活時，我已成家，已為人母。 這個時候，角色發生了轉換，父親的生活起居開始全由我來關心照顧了。

幼年時期對父親的印象只是星星點點，最深刻的只有他給我們講 《西遊記》。大概在1961 年前後，周末，父親回到我們在武漢市 11中學的家，每次回來都給我們講故事。 記得有一段時間正值盛夏，武漢人習慣晚上在露天乘涼， 我和弟弟霄漢躺在學校操場中間的涼床上，看著滿天的星星，聽著父親繪聲繪色地講《西遊記》。從石猴出世、大鬧天宮、偷吃人蔘果到三打白骨精、收服紅孩兒、真假美猴王……慢慢的，院子里的小夥伴都被生動的故事吸引而來。 講完一個故事，大伙兒都嚷著「再講一個，再講一個。 」時間不早了，父親會說：「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周分解。 」於是，我們盼呀盼呀，盼著下一個周末快點到來。

少年時期對父親的印象雖然多了些片段，但是，最深刻的莫過於父親每次回家，都斜挎著一個很大的、裝滿書的軍綠書包。周末在家裡一天，他除買米買煤幹些體力活外，多餘的時間就是看書。

再往後，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父親利用在圖書館工作的便利， 給我借了不少世界名著。《簡·愛》《傲慢與偏見 》《悲慘世界 》《戰爭與和平》《復活》《紅字》《魯濱遜漂流記》等，我都是在那個時候閱讀的。 另外，父親還給我們買了《安娜·卡列尼娜 》《斯巴達克思 》《茶花女》，以及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等。

1983 年 12 月 ， 我調入武漢大學工作 ，真正和父親生活在一起。 二十多年的一朝一夕，留在我腦海中的父親印象就是他是一個大忙人，終日有寫不完的文字，做不完的事。

父親的日曆上從來沒有休息日。 這麼多年，只要他在家不出門，一整天十多個小時，都是在書桌前度過，哪怕是逢年過節。 滿桌子的書、稿紙和信件，一般不讓別人收拾，說是移動了地方不好找。

或許是父親的前半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以至於在後來的家庭生活中， 他仍舊保留著「單身」生活的習慣。 飯做好了才上桌吃，吃完飯只洗自己的碗， 休息片刻就開始讀書寫書；不管家裡有什麼事、來什麼親戚，他都只顧埋頭自己的工作；生活十分樸素簡單，家務事一般不聞不問， 兒女的婚姻大事也不知道操心。在妹妹要出嫁的前夕，我提醒父親這一天不要安排其他事情。 結果他還是忘了，居然買了妹妹婚嫁當日的火車票準備出差去上海。好在我及時發現，才改簽了車票時間。

這麼多年，父親把匯成江河的大愛都給了他鐘愛的事業和學生，留給兒女的愛卻似山間小溪，涓流含蓄。 少雖少點，但點點滴滴，滋潤心田。

1986 年，父親以六十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

患病期間的父親

2006 年， 一次檢查身體 ， 醫生說父親是「80 歲的身體，40 歲的心臟 」。 他開心至極 ，於是把工作滿滿當當地安排到 90 歲， 並和好友西原春夫先生相約活到 100 歲。 其實，不久病魔就悄悄糾纏上了身。

2007 年下半年開始 ，父親的口腔反覆潰瘍，少有好的時候。 他忍著疼痛，照舊頻繁出差、開 會 、講 學 。以我對醫學知識淺顯的了解，以為是他年事已高、勞累過度、免疫力低下所致。 我懇求父親減少社會活動 ，注意休息。 同時私下 提 醒 他 的 弟 子 、剛卸任法學院黨委書記的莫 洪憲 ， 對需要他出席的會議及其他活動有選擇地 參 加 。2009 年 ，雖然父親在幾個大城市前後接受了中西醫治療， 口腔潰瘍仍不見好， 而且日漸消瘦。

2010 年元月 ，父親患肛瘺住到同濟醫院。 因臨近春節，沒有做手術，回家保守療法一個多月，不見效果。 3 月 12 號再次入院，19 號手術。 雖然手術很成功，但是由於自身免疫力十分低下，父親連續高燒多日，吃不進東西，以至於後來下地走不了路， 弟弟霄漢終日守護在父親身邊。 6月下旬，因雙腳浮腫，在校醫院檢查兩次無果。 7 月 7 號，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進一步檢查，因全血低下，醫生要求立即住院以確診病情，父親不同意，對醫生說：「要住院，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住院證據。」在校領導的動員下，7 月 8 號， 父親住進了人民醫院， 從此永遠離開了家。

經過兩次骨穿，父親被確診患「亞急性紅白血病（M6）」。 這是一個十分殘酷的結果，家人和他的弟子都難以接受， 不敢也不願意相信，一向身體健康、精力旺盛的父親怎麼會得這樣要命的病。

雖然父親八十有餘，已算高壽，可是他學術的生命還是那樣充沛， 還在不斷地創新，還遠遠沒有盡頭。兒女和弟子們不忍心將病的實情告訴父母親，只是說父親年事已高，造血功能出了點問題，須要長期住院治療。於是，我們對父親封鎖了一切有關白血病的信息。帶給他看的報紙， 凡是有敏感內容的就扣留下來。2011 年元月 ，媒體反覆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振義教授獲得 2010 國家最高科技獎，較詳細地講到白血病。 電視播到此時，陪護父親的霄漢趕快轉換了頻道。

父親初進醫院時，醫生毫不客氣地把我指責一番：「你的父親這麼消瘦，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你都沒發現？ 你這個做女兒的太大意了。」醫生囑咐，父親的身邊 24 小時要有人。白細胞低，會頭暈、乏力；血小板少，萬一昏厥摔倒，容易引起顱內或臟內出血。病重如此，父親仍然不願意麻煩別人。經反覆向他強調身邊不能離人的道理，他才勉強答應由學生和家人輪班陪護。

既來之則安之。父親將視為生命糧食的著書立言搬到了病房，看似安心地住下來接受治療。 人民醫院把父親安排在高幹病房，他積極配合治療，每天量體溫、吃藥打針，每周抽血化驗，觀察血液的各項指標。2010 年 9 月下旬，父親頸部淋巴腫大， 醫生擔心腫瘤細胞轉移，安排父親去同濟醫院做立體彩超，檢查結果尚好。但到 2011 年 5 月，連續十多天注射提升白細胞、紅細胞、血小板的針劑，不見效果。 輸血也越來越頻繁，且由輸成分血到輸全血。 5 月28 日，父親讓醫生停掉了所有的針劑 ，他告訴我，這些針劑都很貴，打了也不見效，等於浪費。 他寄希望於中藥調理。 6 月 1 日晚，接近 9點鐘時我離開醫院，父親微微起身，笑著向我招招手，目送我關上病房門。 這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

凌晨，手機響起，我預感是不好的消息。不出所料，我離開醫院不久，父親高燒不退。學生宮步坦開車，我們及時趕到醫院。見到我，父親還說：「這麼晚，你怎麼來了？」我通宵守護在他身邊，不停地為他擦汗、喂水、量體溫。當時，父親一定特別特別難受，住進醫院近 11 個月，那晚，他才第一次說：「這次我是真病啦！ 」

家人陪護照顧 4 天之後，父親體溫時高時低，肺部感染不見好轉，不得不住進了重症監護室。除簡單的生活用品，父親還帶上了《唐詩宋詞選》。我每天做好飯菜、果汁送到重症室窗口，通過視頻告訴父親，我全天待在他原來的病房裡，有什麼需要的或想和我說什麼，隨時讓護士打電話。可是，直到父親離去，我期盼的電話一次也沒有響起過。

自從了解父親的病情後，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莫洪憲囑咐陪護的學生，將與父親聊天中有價值的談話錄音下來，以便整理出傳記。父親可能有所察覺，以各種理由反對。宮步坦還是將與父親聊天的片段整理成《馬克昌先生的求學經歷》，準備發表。其中關於父親本科期間外語學的是什麼語種不清楚。 那時候，父親已經住進重症室。 一次視頻探望時我問起，父親不僅不說，還一再強調不要宮步坦發那篇文章。 直到父親離去，我才從他的同學張泉林伯伯那裡知道，他本科一外學的是英語，二外是日語。

就在我獨自守在病房的那些日子， 父親的弟子探望他時，也會陪我說說話。 聊起：不知道先生有什麼遺願。 我想：我每天去探視父親，他都有機會說，卻從來沒說過什麼。 恐怕最放不下的，還是他做不完的學問，還是武漢大學刑法學科的發展， 還是中國司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最終，父親還是走了，沒有對家人留下只言半語，去了天國。「父之美德兒之遺產」，我要特別感謝父親，感謝他留給我們及子孫後代終生受益的精神財富。

附錄 ：馬克昌老師的最後一課：如何走向市民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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