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一起古玩失竊案引出「冤魂附體」命案

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面對傷害選擇還擊的方式不一樣。有人選擇以牙還牙，有人選擇以善致惡。在莎士比亞筆下，哈姆雷特搭上了自己乃至愛人的性命，才報復了罪惡的叔父。與哈姆雷特慘痛的報仇代價相比，中國古代的冤魂復仇的方式「性價比」更高——直接附身在兇手身上，讓其自供罪狀或自我戕害。

乾隆年間，《閱微草堂筆記》和《子不語》兩部筆記小說集看似用荒誕不經的文字講述著怪力亂神的故事，其實包含著大量真實的、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案例，比如，兩部筆記共同記載的一樁轟動朝野的詭案。

一、審盜竊案審出了兇殺案

乾隆庚午年間（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由於「官庫失玉器」，官吏們便對官庫附近的園林工人逐個審問。但是，官吏盤問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時，他突然臉色慘白，目光獃滯說：「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卻是他殺的，我就是那個被他殺死的人的冤魂！」發出聲音如稚嫩童子一般。

剎那間，官吏心驚膽戰，對居然親眼目睹冤魂附體都嘩然起來，主審官立即將這等詭案移送刑部。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審官調查此案，「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這個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紀曉嵐的父親紀容舒。姚安公和余文儀在審問常明過程中，他繼續用稚嫩童子的聲調，講述了一件恐怖離奇的兇殺案——十四歲的二格，在去年的上元節（正月十五）回家路上， 被常明用衣帶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親懷疑常明是兇手，可惜缺乏證據。

紀容舒不敢輕信，在余文儀的進一步追問下，附在常明身上的冤魂說出被害後，刑部提審常明的日期。果然，「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順著冤魂透露的線索，尋得冤魂的屍體。且，少年的屍體還未曾腐爛，「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

二、兩份記錄的相同與不同

此案轟動京城，上至朝堂下到百姓，引起了軒然大波，「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在官府的審理過程中，受審者處於一種極端不正常的狀態，「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最神奇的是，還出現了兩種聲音互相辯論的情狀，偶爾「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

此案詭奇至極，就是今天聽了也不免令人瞠目，無獨有偶是，袁枚在《子不語》中也記述了此案。袁枚明確表明，他是從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間的《邸抄》類似今天的內參，專門向外官傳達皇帝諭旨、朝廷政事或機樞動態，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將袁枚的記錄和紀曉嵐的記錄相比，不難發現詭案當中更多的歷史細節。按照邸抄上的報道，因「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遂而「召執役數十人立而訊之」。在審問過程中，名叫趙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稱名叫常格，年十二歲，在到市場上買東西的路上，為工人趙二圖奸不遂，用刀殺死，埋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驗伸冤」。由此可見，無論是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還是受害者的年齡、受害經過、埋屍地點，全都與紀曉嵐的記錄不符。但是，冤魂附體是確鑿無疑的。

那麼，真的有冤魂附體嗎？

事實上，這一案件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鬼上身」，是同一性質，醫學上叫「癔症性附體狀態」，表現為一個人突然改變了性格特徵，在語言、姿態、聲音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現代醫學對此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癔症性附體狀態與幻覺是同樣普遍的精神異常，根本原因是潛意識的爆發性表達，患者往往因為長期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而有強烈的潛在訴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傾訴無門，長期的壓抑和扭曲，導致一旦遇到某個突發事件，而這一事件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沉重心頭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時，疾病就會發作。

比如乾隆年間的這起「冤魂附身奇案」，就是作案人因為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少年，而長期背負沉重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總懷疑受害者的冤魂圍繞在自己的周圍，因此，一年後，當內務府審訊一樁古玩失竊案時，他誤以為東窗事發，再也撐不住了，用受害者的聲音和舉止講出了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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