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親教養投入的特點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摘要

採用基於Lamb的三維模型編製的中國父親教養投入問卷，對來自全國範圍內不同地域的1295名父親進行施測。

結果發現：（1）父親教養投入的水平在可及性、責任性和互動性三個維度上依次降低；

（2）父親教養投入受到地域特徵的影響，發展中省市父親的教養投入水平低於較發達省市和後發展省市，城市父親教養投入水平高於城鎮和農村父親；

（3）父親的互動性投入水平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可及性和責任性的投入水平不受兒童年齡影響，父親教養投入不因兒童性別而有所差異，父親對獨生子女的教養投入水平高於非獨生子女；

（4）在控制了地域特徵和兒童特徵後，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正向預測父親在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上的教養投入，父親的主觀收入水平負向預測其可及性投入、每周工作時長負向預測其互動性投入。

【關鍵詞】父親教養投入；地域特徵；獨生子女；受教育程度；工作時長

一、問題提出

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和家庭的演變，父親角色的內涵經歷了從道德導師、冷漠的經濟提供者、性別角色的典範到母親的協同教養者的變化過程。

自20世紀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頒布之後，與獨生子女成長相關的現象和問題一直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獨生子女家庭的高期望、玩伴缺失以及母親的教養經驗不足，使得父親的職能逐漸凸顯，而父親教養投入（father involvement）便是父親發揮其職能的重要途徑。

自1975年Lamb發表《父親：孩子發展中被遺忘的貢獻者》一文激起西方社會對父親角色研究的興趣之後，近四十年來國外對父親教養投入的研究經歷了父親教養投入對兒童及家庭發展的影響、現狀描述、影響因素、實務干預的歷程，取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成果。而在中國，父親教養投入的研究近幾年才逐漸受到關注。

父親教養投入包括互動性（interaction）、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責任性（responsibility）三個維度。

伍新春等人根據現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特點，對這三個維度進行了修正性界定。其中，互動性指父親直接參与照顧和教育孩子；可及性指父子未發生直接互動，當孩子需要時父親能夠注意並做出回應;責任性指父親為了孩子的發展而做的準備、積累、規劃、支持等活動。

父親教養投入不僅影響兒童的發展，其作用力還會擴展到婚姻關係、母親心理健等方面。然而，父親在兒童教養過程中多數時候處於玩樂主角、照顧配角的地位，父親與兒童的互動時間遠低於母親，那麼是什麼因素在影響著父親教養投入的內容與程度呢?

在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因素模型中，人口統計學變數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兒童因素如年齡、性別、手足數目，父親因素如受教育水平、職業特點、工作時長，環境因素如種族構成、城鄉差異等，都是重要的影響變數。

在兒童因素中，兒童的年齡會影響父親教養投入的內容與程度。研究發現，從兒童1歲到5歲，父親投入生活照顧的頻率逐漸升高，投入遊戲活動的頻率卻沒有變化;小學一年級兒童的父親對子女的規則約束顯著多於幼兒園兒童的父親。可見，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身心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發展任務不同，會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內容及程度產生影響。

目前國內外對父親教養投入的研究主要偏重學齡前兒童，對小學和中學階段兒童的研究較少，並且缺乏對跨年齡段兒童的父親教養投入的分析與比較。而有關兒童性別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不同的研究者所得結論不一。

Lundberg等人的研究發現，孩子1歲前父親對男孩的投入水平高於女孩；但Phares等人發現，對青少年而言，父親對男孩或女孩的教養投入差異並不大，只是在曰常照顧方面，父親對男孩的投入要顯著高於女孩。由此可見，兒童的年齡與性別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同時，兒童的手足數目對父親教養投入也有影響。對學齡前兒童的一項研究發現，兒童的兄弟姐妹越多，父親對其投入照顧的時間就越少。

受現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父親教養投入的內容和程度在兒童的年齡、性別、手足數目上有何差異，是特別值得關注的研究焦點之一。

除兒童因素外，父親作為一個教養者，其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工作時長等也會影響其教養投入。

研究發現，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其投入親子談話、閱讀或家庭作業，但不會影響其對休閑活動或遊戲的投入;父親的收入水平越高，其教養投入水平也越高;父親的工作時長越短，其教養投入水平越高，並且在控制了父親的工作時長後，兒童氣質對父親可及性投入和互動性投入的預測作用都不再顯著。

可見，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工作時長是影響父親投入的重要客觀因素。那麼，對於現時代的中國父親而言，這些因素對其教養投入的影響如何，是值得研究的另一重要議題。

在現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省市差異，隨著近些年來城鎮化的推進，城鄉差異逐漸縮小。生活在不同地域環境中的父親，他們教養投入的內容和程度是否會存在差異？目前國內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城市地區的父親，缺乏對不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省市和城鄉類型的研究。因此，除父親因素和兒童因素外，深入探討經濟差異和城鄉差別等宏觀環境變數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是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主題。

總之，本研究擬通過對不同地域的3—18歲兒童的父親的問卷調查，描述中國父親的教養投入現狀，分析地域特徵、兒童和父親的人口統計學變數等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以期初步勾勒出中國父親教養投入的特點。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根據中國發展指數對全國3—18歲兒童的父親進行分層抽樣調查。中國發展指數將31個省級行政區劃分為四個類群，其中第一類省市包括北京和上海，第二類省市主要包括浙江、廣東等東部省市，第三類省市主要包括河北、山西、河南等中部省市，第四類省市主要包括寧夏、青海、甘肅等西部省市。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第一、二類省市合并為一類，稱為『較發達省市」將第三類稱為「發展中省市」將第四類稱為「後發展省市」。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295份，樣本情況如表1所示。兒童的平均年齡為10.14±4.68歲，父親的平均年齡為38.76±5.65歲，父親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長為51.36±18.73小時。

（二）研究工具

1.人口統計學變數

對父親和兒童的人口統計學信息進行測查，包括兒童年齡、性別，父親年齡、受教育程度、每周工作時長、主觀收入水平，家中擁有孩子個數等信息。

2.父親教養投入問卷

採用伍新春等編製的中國父親教養投入問卷。問卷包含互動性（包含生活照顧、學業支持、情感交流、規則教導和休閑活動五個子維度）、可及性（包含空間可及和心理可及兩個子維度）和責任性（包含榜樣示範、父職成長、信息獲得、教養支持和發展規劃五個子維度）三個大維度及十二個子維度。

問卷共56個項目，適用於3—18歲兒童和青少年的父親。採用5點計分，父親從5個等級中對其教養投入的頻率做出選擇，0一4分別表示「從不」「偶爾』「有時』「經常」和「總是」。問卷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均在0.8以上，一個月後的重測信度均在0.6以上。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三維度模型擬合較好，x2/df=2.49，RMSEA=0.085，NNFI=0.96，CFI=0.96。

（三）研究程序與數據處理

採用主試入戶施測和集體施測相結合的方式收集數據。主試入戶施測前，首先對其進行培訓，包括預先讓主試熟悉問卷，對問卷的內容及答題方法進行統一講解；統一指導語，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主試要監督父親完成問卷，並在問卷作答完畢後檢查是否有漏填的情況。集體施測採用專家講座現場填答的方式。通過家庭教育講座邀請父親來孩子就讀的園校，在講座現場填答問卷。問卷由研究者統一回收，經檢查合格後統一錄入處理。數據分析通過SPSS16.0完成。

三、研究結果

（一）父親教養投入的現狀

父親教養投入的各維度得分見表2。對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三個維度分別作兩兩T檢驗，結果發現，互動性得分低於責任性（T（1294））=-19.81，P

在互動性維度下，得分最低的是休閑活動，得分最高的是規則教導；在可及性維度下，心理可及得分略高於空間可及；在責任性維度下，得分最低的是父職成長，得分最高的是教養支持。

（二）地域特點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

以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作為因變數，做3（省市發展指數）x3（城鄉類型）多元方差分析，描述統計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省市發展指數與城鄉類型的交互作用在責任性維度上顯著（F（4，1284）=2.390，P

省市發展指數的主效應在互動性和責任性維度上顯著F( 2，1 286) = 6. 67，P ＜ 0. 01; F( 2，1 286) =3. 57，P ＜ 0. 05) ，在可及性維度上不顯著。經事後檢驗發現，在互動性維度上，發展中省市的父親得分顯著低於較發達與後發展省市的父親得分;在責任性維度上，較發達省市父親得分顯著高於發展中省市的父親得分。

城鄉類型的主效應在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維度上均顯著（F（2，1286=13.56，P

（三）兒童人口統計學變數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

以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為因變數，做3（年齡階段）x2（性別）x2（是否獨生子女）多元方差分析，描述統計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年齡階段、兒童性別和是否獨生子女的三重交互作用、年齡階段與兒童性別的交互作用、是否獨生子女與兒童性別的交互作用在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上均不顯著;而年齡階段和是否獨生子女的交互作用在可及性維度上顯著（F（2，1230）=3.86，P

簡單效應檢驗後發現，在中小學階段，父親對獨生子女的可及性投入水平均顯著高於非獨生子女（F（1，1239）=28.88，P

兒童性別的主效應在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上均不顯著，兒童年齡階段的主效應在互動性維度上顯著（F（2，1230）=13.67，P

進一步對十二個子維度進行多元方差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在學業支持（F（2，1286）=8.69，P

是否獨生子女的主效應在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三個維度上均達顯著水平（F（1，1230）=25.47，P

（四）父親人口統計學變數對其教養投入的影響

以地域變數、兒童人口統計學變數為控制變數，父親人口統計學變數為自變數，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分別為因變數，進行分層回歸分析。地域變數（省市發展指數、城鄉類型）、兒童變數（年齡階段、是否獨生子女）第一層進入，父親變數（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每周工作時長) 第二層進入。

結果如表7 所示，在父親教養投入的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三維度上，回歸方程均達顯著水平( F( 3，1 157) = 12. 52，P ＜ 0. 001; F( 3，1 157) = 6. 78，P ＜0. 001; F( 3，1 157) = 8. 64，P ＜ 0. 001) ，解釋量分別增加

了2%、1%和2%。

在控制了地域變數和兒童變數後，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三個維度上的投入水平均越高; 父親的主觀收入水平越高，其可及性投入水平越低; 父親的每周工作時長越長，其互動性投入水平越低。

四、結果討論

( 一） 父親教養投入的特點

在父親教養投入的三個維度中，互動性得分最低，責任性得分居中，可及性得分最高。分析這三個維度的內涵與屬性，不難看出，這三種教養投入在形式上存在「易行性」的差異。互動性投入要求父親和孩子在同一場景下直接接觸，這對父親的時間和精力甚至是投入意識都有較高的要求; 責任性主要涉及父親的心理投入以及與其他撫養者間的協同教養; 而可及性不受空間的限制，即使在孩子身邊也不必與孩子發生直接互動，不在孩子身邊時可利用各種媒介實現親子間信息通達和間接接觸。

因此，互動性的「易行性」相對較低，它要求父親身心與孩子同在，故父親投入水平最低; 而可及性的「易行性」最高，父親投入的程度也最高。

在互動性的子維度中，休閑活動的投入水平最低，且低於中數水平; 規則教導的得分最高。這一結果反映了傳統父親角色的內涵。隨著社會的變遷，父親角色從「麵包提供者」到「性別角色的榜樣」「道德導師」，再到「協同教養者」，一步步向家庭、向孩子靠近。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父親「道德導師」角色在與兒童的互動過程中仍佔主導地位，延續了古代家庭中父親作為「家訓」或「家法」的確立者和實施者所映射出的「規則教導」意味。另一方面，父親在休閑活動上的投入水平最低，也就是說，父親與孩子一同鍛煉、陪伴孩子外出遊玩、參觀校外教育場所等活動的時間並不多。

這與活動的性質有一定關係，這些活動需要花費父親一定的時間，並且活動場所在家庭之外，通常需要利用節假日時間實現。相比於規則教導、學業支持、情感交流等內容，休閑活動的實現難度更大，投入頻率也就更低。因此，休閑活動並不是父親教養投入的主要內容。 在責任性的子維度中，教養支持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榜樣示範，父職成長的得分最低，且低於中數水平。

儘管父親角色隨著社會變遷發生著變化，但家庭中兒童教養的具體事務主要還是由母親承擔，父親則多是退居二線的協助者和支持者，很多具體事務並不是父親親力親為，「教養支持」相比於其他需要親力親為的事務來說更容易實現。父親的榜樣示範早在古書《三字經》里就有所涉及，書中提到「養不教，父之過」說明對子女的「教育」是傳統父親的職責，而「榜樣示範」則是父親「道德導師」角色的重要體現「父職成長」是指父親通過各種途徑，積累教養知識和技能。

父親在這一子維度的投入相對較少，這可能與父親在家中的輔助角色有關。在面對教養兒童的具體事務時，有母親或其他主要撫養者主導，使得父親承擔的教養責任較少、對於自己有待成長的地方認識不足、渴望獲得父職成長的動機不強。

總體而言，除了休閑活動和父職成長外，父親在互動性、可及性、責任性上的投入頻率均高於中數水平;而由於三個教養維度的「易行性」差異，使得父親的可及性投入水平最高，互動性投入水平最低。

（二）父親教養投入的地域差異

本研究將父親與孩子的生活所在地分為九個不同的地域（省市發展指數X城鄉類型）進行考察。在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三個維度上，城鄉類型對父親教養投入均有顯著影響，生活在城市的父親教養投入水平最高，然後依次是生活在城鎮和農村的父親。

本研究是依據生活所在地而非戶籍所在地進行地域區分，城市相比於城鎮和農村而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文化資源更豐富、交通和通訊配備更完善，生活在城市的父親和孩子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媒介進行互動。此外，城市的家庭教育氛圍更濃，對於子女的教育普遍重視程度較高，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也更高，對子女成長的發展規劃更為重視。

有趣的是，省市發展指數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並非省市發展水平越高其投入水平越高。本研究發現，發展中省市父親的教養投入整體水平最低，其互動性投入顯著低於較發達與後發展省市的父親、責任性投入顯著低於較發達省市的父親。

生活於發展中省市的父親，一方面與較發達省市的父親相比，親子互動的社會文化氛圍相對較弱，其自身成長的資源和教養信息也相對匱乏；另一方面與後發展省市的父親相比，其生活和生存壓力較大，與孩子直接接觸的時間和精力不足。這可能是導致發展中省市的父親教養投入水平不及其他省市父親的原因。

（三）兒童特徵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對於幼兒和小學生而言，他們的父親在互動性上的投入水平顯著高於中學生的父親。在互動性的子維度中，小學生的父親在學業支持上的投入水平高於其他年齡階段的兒童。在小學階段，學習開始成為兒童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中國的教育升學制度以及現時代越發激烈的競爭，使得父母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要求提高。

當孩子進入初中和高中，所學的知識難度增大，父親能夠輔導的程度也逐漸下降；同時，中學階段兒童的自律性和自覺性相比於小學階段已經比較成熟，對於學業的督促與協助需求也在下降。因此，父親對7—12歲小學生的學業支持投入最多。相對於「學業支持」所反映的認知層面的投入，反映父親和兒童情緒情感聯結的『情感交流」和「休閑活動」其投入水平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這可能是因為，父親在社會文化中的形象通常是不善於表達情感的，且目前中國尚處於社會轉型階段，休閑觀念還未有效建立；同時，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心智逐漸成熟，他們開始有更多的渠道向外尋求認可與支持，父子可溝通交流的空間與時間也逐漸減少。

在責任性的子維度中，父親對13—18歲的中學生在信息獲得上的投入水平最低，如了解孩子經常去的地方、經常跟誰在一起、經常參與的活動等，這與孩子的心理發展特點不無關係。13—18歲正處於青春期，他們傾向於向外尋求同伴的認同，並且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因此開放給父親的溝通和了解渠道減少。

在發展規划上，幼兒父親的投入水平最低，如協助孩子發展特長、選擇課外輔導班、確定未來發展方向等，這與每個年齡階段兒童所面臨的發展任務有關。相比於3—6歲的幼兒，7—18歲的中小學生的學業壓力更大，他們面臨更多的競爭，因此父親會通過多種方式幫助孩子提升「競爭力」更關注其發展規劃。

本研究還發現父親對男孩和女孩的教養投入水平沒有差異。這與國外研究發現的「父親更多地投入對男孩的教養」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但與國內研究發現的「父親教養投入並無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一致。究其原因，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就中國特殊的國情來看，這可能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一對夫婦只擁有一個孩子」使得父母的愛和資源不需要分配，很自然地全部落到獨生子女身上。國外研究的發現可間接支持這一觀點，當父親只擁有一個孩子時，他們的投入水平更高。即對於獨生子女的父親而言，孩子的性別不構成影響其教養投入的因素。

第二，父親持有「男女平等」的觀念，因而父親對子女的付出並不會因為子女的性別而有所差異。對於第一種解釋，我們的研究發現，獨生子女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對父親教養投入的影響並不顯著，也就是說，不論孩子是不是獨生子女，其性別都不會影響父親教養投入。

因此，父親由於獨生子女的原因，而在教養投入中無性別差異的解釋在本研究中不成立。對於第二種解釋，還有待今後的研究繼續探討父親的性別平等態度與父親教養投入之間的關係。

在現時代的中國，由父母和一個孩子組成的標準核心家庭是最主要的家庭結構，本研究發現獨生子女與多子女家庭的父親教養投入水平不同。除了生活照顧、規則教導和教養支持三個子維度之外，在父親教養投入的其他九個子維度中，獨生子女家庭的父親投入水平均顯著高於多子女家庭。可見，家中擁有的孩子數量會影響父親對其教養投入時間和精力的分配。在獨生子女家庭中，父親不需要分配時間與精力，孩子可以得到父親全身心的付出。

除此之外，兒童的年齡與是否獨生子女在父親可及性投入上的交互作用表明，對於3—6歲的幼兒來說，獨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中父親的可及性投入相同；而對於7—18歲的中小學生來說，父親對獨生子女的可及性投入水平高於非獨生子女。

這可能是因為，對於年幼的兒童來說，他們的身心發展還不成熟，對成人的依賴性更高，因此無論家中有多少孩子，父親都要對這個年幼孩子維持穩定的關注與回應；而對於年長的兒童來說，他們擁有較強的思維和行動能力，在多子女家庭中，父親的關注與回應需要適當地分配給每個孩子，因而每個孩子得到的關注就會少一些。

（四）父親特點對其教養投入的影響

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能夠正向預測互動性、可及性和責任性，這與MarSiglio的研究結果相似。對於父親來說，受教育程度是其自身具備的客觀條件。

一方面，受教育程度會影響父親能夠提供給孩子的活動資源。在需要為孩子提供知識、學業支持等方面的活動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親投入越多;而在遊戲與休閑活動方面，對於父親的文化知識儲備要求相對較低，父親投入水平的差異也較小。

另一方面，父親的受教育程度還可能會影響父親所持有的教育觀念和關於男女性別角色的態度。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們所持有的性別角色態度相對更先進M，更能超越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從而可能對兒童教養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

在本研究中，收入情況採用的是父親對其收入水平的主觀評定，是父親對其收入情況的主觀判斷。結果發現，主觀收入水平越高，父親的可及性投入越低。主觀收入水平高的父親，有可能將父親角色定位於家庭的經濟支柱，他們可能仍然在扮演「冷漠的經濟提供者」的角色。即使與孩子在同一空間中，也對孩子的需求缺乏感知與回應；與孩子在不同的空間時，對孩子的關注度就更低了。

父親的每周工作時長越長，其互動性投入的水平越低，這與國外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也正說明了互動性投入的「苛刻要求」。互動性是父親與孩子直接進行互動，而最直接的影響因素就是父親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如果父親沒有時間和孩子相處，其與孩子的直接互動必然受到影響。

總之，在控制了地域特徵和兒童特徵後，父親自身的人口統計學變數仍然可以顯著預測其教養投入，可見父親特徵對其教養投入的獨特貢獻，但其解釋量仍有限。今後的研究可以在父親人口統計學變數的基礎上，探討父親的人格、教養態度等父親個體變數對其教養投入的影響。

五、基本結論

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父親教養投入的水平在可及性、責任性和互動性三個維度上依次降低；（2）父親教養投入受到地域特徵的影響，發展中省市父親的教養投入水平低於較發達省市和後發展省市的父親，城市父親教養投入水平高於城鎮和農村父親；（3）父親的互動性投入水平隨著兒童年齡增長而下降，可及性和責任性的投入水平不受兒童年齡影響，父親教養投入不因兒童性別而有所差異，父親對獨生子女的教養投入水平高於非獨生子女；（4）在控制了地域特徵和兒童特徵後，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正向預測其教養投入的整體水平，父親的主觀收入水平負向預測其可及性投入，父親的每周工作時長負向預測其互動性投入。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6 期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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