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國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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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douard Chavannes，1865— 1918）曾是最有成就的漢學大師之一，普及了現代漢學。他首先是位史學家，最主要的貢獻就是翻譯了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史記》。在譯作第五卷中，寫有一篇附錄名為 《西王母國遊記》，展示了沙畹對《穆天子傳》、《竹書紀年》 等古籍中關於穆王西遊的多個問題進行闡發，儘管個別觀點值得商榷，但如穆王西遊的歷史 記載是結合異域口頭傳說而來、「穆王」原型本為秦穆公等主要觀點極具啟發意義，其觀點曾被我現代歷史學家楊寬在著作《西周史》中所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沙畹對於這些直到晚 清時期史學界仍持有的固有觀念提出異議，並非單純針對傳統經學，這種顛覆性意見的提出 更多地是針對當時西方流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批判。沙畹所譯《史記》，並非單純翻譯，譯著中包括大量注釋、介紹、綜述、論文，是一部以西方史學角度對《史記》的綜合性研究。

最近一篇德國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於1904年發表的一篇名為《穆王和薩巴王后》的文章，旨在將西王母論證為薩巴王后。我無意反駁這個理論，但是既然佛爾克在文章結尾駁斥我的見解——拜見西王母的故事是外來故事的譯文，是被穆王人為地附著於中國歷史，原來的傳說中並沒有穆王——我在這裡想明確幾點個人意見。

四川郫縣出土西王母畫像石

首先我們要考慮到「西王母」來自於西方蠻族部落的名稱。《竹書紀年》中寫道：「舜九年，西王母來朝。」《大戴禮記》中亦寫道，舜帝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舜帝是上古時代的一個神秘人物，傳統編年史認為其生活在穆王之前一千多年。因此，如果同時在舜和穆王的時代出現西王母，就像《竹書紀年》中記載的那樣，那就可能暗示著西王母並非一個人，而是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以其民族命名的君王。16世紀末中國學者胡應麟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認為：「西王母在舜統治時期就已經在此地有顯赫地位，因此並非在周代穆王時期首次出現。我認為，這個名字應該是指一位外國君王。」這個假設在《爾雅》中得到證實：「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釋地篇》）

與《竹書紀年》一樣，《穆天子傳》亦出自汲冢，定早於公元 299 年成書。這是一本記載穆天子遠遊西王母國的旅行日記，我們可以利用這本書來確定這個國家的位置。仔細看來，書中涉及到兩次相繼的遊歷：第一次持續643天，天子行至被認為是鎬京的宗周（現長安，屬西安府）。四天之後，天子離開鎬京開始新的遊歷，634 天之後到達南鄭。鎬京與南鄭兩地距離不過 160里，可見天子的兩次遊歷都到達了同一地區，這應該是穆天子常駐的地方。這裡我們只關注能夠幫助我們確定西王母國位置的第一次遊歷。我們沿其路線，即從黃河壺口至黑水，應該是沙州的黨河。38天之後，一行人到達西王母國，正如拉克伯里在其最有份量的著作中所述，這個王國似乎被定位於焉耆（Karachar）與庫車（Koutcha）之間。

據《穆天子傳》，來回一共 643 天。而據《竹書紀年》，穆王在位第十七年造訪西王母國，且西王母同年回訪了穆王。《穆天子傳》應該是比《竹書紀年》更可信的，但是後者至少表明西王母國應該距離不是很遠，至少不像佛爾克推測的那樣，將西王母國定位在 Arabie Heureuseg 和衣索比亞之間。《穆天子傳》中的遊歷時間之所以那麼長，很有可能是由於途中走走停停，穆王不斷受到當地部落首領的接見、宴請，一起狩獵以及祭祀。

應當注意的是，無論《穆天子傳》還是《竹書紀年》，都沒有證據表明西王母是一位女性。然而，用來翻譯這個外來詞的漢字卻成為了流行辭彙，衍生出各種關於「西方女王母親（Mère reine d』Occident）」的神話。同樣的現象出現在近代民間想像的「八百媳婦」寮國侯國（Xieng-hong 和 Xieng-mai）中，很有可能漢字「八百」是當地土語「男人」一詞的音譯。「西王母」一詞轉化成人物似乎早於司馬遷時期，因為在司馬相如（卒於約公元前 117 年）的一篇賦中，西王母代表了長生不老，且白髮載勝，儼然女性打扮。

如果《穆天子傳》是一次真實發生的遊歷，並且最終到達焉耆和庫車地區，我們就能認定穆王是這次遊歷的主人公嗎？我不這樣認為，理由如下：《周本紀》中，司馬遷談到穆王時 [《司馬遷史記》（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卷一，第 250—265 頁 ]，沒有提到這次著名的旅行，僅以寥寥數語回顧了穆王遠征犬戎的不愉快之行。相反，在講述秦國（卷二，第 5—9 頁） 和趙國（卷五，第 8—10 頁）的章節中花費大量篇幅講述了這次旅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遷是一位十分謹慎的編纂者，絕不隨意篡改其原始資料，儘管他在秦國和趙國搜集到了有關這次遊歷的富有生命力的口頭傳統，卻未從源於周國的資料中抄錄到有關穆王西遊的情況。我們由此可以推知，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個故事的源頭。

自公元前 8 世紀秦國就盤踞在現在的山西境內。趙國儘管後起，也自公元前5世紀起統治了現在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這兩大家族，領地毗鄰，司馬遷指出，兩國源於同一祖先。在諸國中，這兩國連接了華南和華東；而極有可能屬於突厥的游牧民族，位於華北和華西。那麼這兩個種族的人民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呢？這兩國有可能是深受中原影響而最終同化為中國人，但大量事實表明，這兩國本身就來自於浩瀚的突厥部落中，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遷徙，時而佔領時而敗退於中國北方。比如以下事實：直至公元前 4 世紀中期，秦國仍被視為蠻人，未被中原國家所認可。同樣，公元前 307年，趙國武靈王正式採用北方胡人的服裝和習俗，儘管歷史學家考慮這是出於政治目的，但這也極有可能是重新回到老祖宗的風俗習慣。又如公元前 678 年在秦國第一次出現了親近和寵幸的大臣妻妾跟隨陪葬的可憎做法。這種習俗是匈奴人的標誌做法，希羅多德也指出過這曾是塞西亞人（Scythes）的慣俗。在趙國，君王用死去敵人的頭顱作杯飲酒，這也是匈奴人的明顯特徵，而匈奴人正是突厥民族的一支。所有這些指徵都說明，秦國與趙國這兩個鄰國和親屬國，屬於一個龐大的突厥家族移民。

周穆王西遊石像

我們現在回到穆王西遊的傳說上來。這個故事中我們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以四或者八的數量出現的駿馬。這些駿馬各有其名，然而這些名字在中文裡沒有任何意義，在《史記》和《穆天子傳》中的用字也不同：這完全是外來詞中譯的表現。另外，這些戰馬與旅者的功績緊密相連。這不得不讓我們聯想到著名突厥王闕特勤（Kul tegin，公元 732 年）的碑文上，顯示了每一次戰役中馬的名字及其主人所立戰績。因此，這樣一個出現在突厥民族文化厚地區的傳說，亦具有明顯突厥特徵的情節，難道不足以證明這個故事並非源於中國？

那麼這樣一個異域傳說又是如何與有關穆王的中國歷史融合在一起，而在故事原文中穆王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呢？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給出一個大致的回答：如果我們明白中國的上古史是吸收了各地傳說，並且其中很多反映了異民族文化的話，那麼中國上古史是很好理解的。比如，夏朝開國君王禹帝，天下諸侯皆對其朝拜，卻如何死於浙江省紹興府的會稽山上？整個上古時期此地都距離中國人民居住的地域十分遙遠。在我看來，對此唯一解釋是：當中國人與居住在中國南部屬於現今安南人的一支發生聯繫時，便在那裡遇到了一些有關一位偉大君主的傳說，同樣曾經彙集諸多屬國君主並且死於會稽山。這個故事與禹帝的事迹有很多相合之處，於是中國人便在中國的環境下，無意識地吸收了一個越國英雄的事迹。當儒勒· 凱撒（Jules César）入侵高盧，給當地神明取名為墨丘利、阿波羅、瑪斯、朱比特、密涅瓦時，不也是這樣做的嗎？還有公元前 1000 多年前中國派箕子統治朝鮮的故事，而直到公元前 3 世紀末，也就是秦始皇統治時才出現「朝鮮」這個名字。這種異常或許可以這樣解釋：中國人抵達朝鮮後，發現了頒布「八條之教」的開明君主的傳說，便趕緊將這位朝鮮立法者的身份與編寫了「洪範九疇」的箕子等同起來。就這樣，箕子被搬到了朝鮮，即使其餘的生平事迹與此並不相符。

穆王之游的情況也如出一轍：這是秦國和趙國的突厥民族傳說，而中國人將之與造訪犬戎的穆王聯繫在一起。

通過這種移位現象，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並極大可能地推測在原本故事中，穆王替代的真實角色究竟是誰。這裡我們不去考慮外來民族口頭收集的這樣那樣的軼事，我們只考察《穆天子傳》中有關這次遊歷的詳細的中文記載，這些記錄不會欺騙我們，因為中文當時應當是秦國和趙國的官方語言，就像現在的朝鮮亦是如此。即使書寫文本不像口頭傳統那樣容易變形，如果《穆天子傳》是後來與周代穆王關聯起來的話，也應該有些事先巧合。而如若《穆天子傳》的真實主角並不是這個周穆王，而是同音的秦國穆公（公元前 659—公元前 621 年在位），是不是就能驗證各種巧合了呢？因為《史記》中告訴我們，公元前 623 年，秦穆公大敗西方蠻人的國王（綿諸王），合并了十二個小國，拓展疆域千里，稱霸西戎。《穆天子傳》很有可能是秦穆公凱旋之行的記錄，在其西部新的地盤上，接受各屬國首領的朝拜。這個故事一路上編寫，直到穆公回到自己國家時完成，而秦穆公死於公元前 621年，剛好是這次巡遊之後，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在這篇故事的題目中，使用了這位君王的謚號「穆」。總而言之，《穆天子傳》應該是完成於公元前 621 年或者是之後。這個日期要比生活在 3、4 個世紀之前的周穆王更加真實。因為公元前 1000 年時，中國文學還遠達不到能撰寫出如此科學性的恢弘著作。

反對這個看法的理由往往是由於「天子」二字，法律上這個稱號只能用來稱呼周朝國王。但是我自問是否因此無法得出後來以「穆王」替代「穆公」的理由。實際上，很可能由於穆公當時權力所達到的高度，可以竊取「天子」之稱，而幾代人之後，人們忘記了「穆天子穆公」，而自然地認為「天子」只有可能是穆王。說到底，這裡提出的問題與激烈爭論的周代石鼓問題十分相似：我認為很有可能石鼓上的刻字出自秦國一位晚於惠文王（公元前 337—公元前 331 年）的君主，但是大多數中國書法家認為是周宣王（公元前 827—公元前 782 年）或者周成王（公元前近 1100 年），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出現在這些刻字中的「天子」以及「嗣王」的稱號只能使用於周代君王。事實上，這些正統的論據都賦予了無論《穆天子傳》還是石鼓以不可接受的古老歷史，但卻壓倒了《穆天子傳》編纂於公元前 621 年以後以及石鼓銘文刻於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歷史可能性，而在這兩個年代裡，兩者的出現是很自然的。總之，我們只需假設秦國君主的權力能擔得起「天子」稱號即可，其他推論都無法成立，但是中國學者正是基於這些理由來證明，只有周代君王才能與遊記和銘文作者相匹配。

對於佛爾克先生關於穆王遊歷乃發生於公元前 10 世紀並且造訪阿拉伯薩巴女王的論斷，我的反對如下：公元前 623 年左右，一位突厥的強大首領統治著現今陝西、甘肅和東突厥一帶。為了接受新臣民的朝拜，他巡遊至庫車地區，根據突厥習俗，其馬車隊由駿馬所駕，這些駿馬在講述者口中與英雄的功績相連：馬的名字透露出並非來源於中國。負責駕車的車夫是穆公的一個親信，也是趙國突厥君王的祖先。他回來不久，穆公便死於公元前621年，而這時名為《穆天子傳》的遊記用秦國官方語言——漢語編纂完畢，也是中國關於這次遊歷各種故事的最早版本。這本小冊子中，穆公可能被擅自命名為天子。這就是為什麼當中國人將這個故事融入中國歷史時，毫不猶豫地將穆公替換為生活在3、4個世紀以前的同音的穆王，因為穆王才真正有權被稱之為「天子」。但是，這個穆王只是個僭越者，因為：第一，司馬遷編寫《史記·周世家》所使用的來自周王室的歷史文獻中，完全沒有提及穆王之游。第二，關於這次遊歷的傳說，都被定位在有明顯突厥血統印記的秦國和趙國，且大量有突厥血統的人民居住在這兩國。第三，鑒於我們所知的中國文學形制的發展，公元前10世紀時絕對不可能出現如《穆天子傳》這樣的遊記。這就是我用以證明這次西方遊歷與周穆王無關的主要理由，而秦穆公卻符合所有條件，應當為本次遊歷的真實主人公。

註：本文為法國漢學家沙畹所作，由盧夢雅、楊文文翻譯後發表在《民間文化論壇》2017年第1期上。

參考文獻及注釋見原刊。

文章來源：《民間文化論壇》2017年第1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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