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與中美學術（三）中美富布賴特項目的開端

【作者簡介】顧鈞，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副院長。主要從事中外文學關係和英美漢學史研究，出版專著、譯著多種。

專題：二戰與中美學術

中美富布賴特項目的開端

文／顧鈞

項目logo

富布賴特項目（Fulbright Program）設立於1946年，七十年來吸引了美國和世界各國約三十三萬學人的參與。它是美國政府贊助的國際學術交流項目中持續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

二戰剛一結束，來自阿肯色州的國會參議員富布賴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提出一項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將海外的二戰剩餘物資就地變賣，用得來的錢資助國際教育交流計劃。富布賴特參議員希望通過教育與文化的交流來促進世界和平、增進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一年後，杜魯門總統於1946年8月1日簽署了富布賴特法案，使之正式成為法律。這一法律真正意義上的實施要到1947年11月10日，這一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民國外交部長王世傑在南京簽署了中美富布賴特項目執行協議，成為該項目第一個政府間協議。

【富布賴特（1905-1995），圖片由作者提供】

為什麼中國成為美國富布賴特項目合作的首選國家？理由當然不難尋找：中國是二戰期間美國在亞太戰區的盟友，蔣介石政府也一直採取親美政策。但這樣對兩國教育文化都有利的項目為什麼拖到1947年底才達成協議呢？就美方來說，將留存在歐亞多國的二戰剩餘物資進行清理、估價、變賣需要時間；就中方來說，國民黨正忙於打內戰，保住政權是頭等大事。但問題自然不那麼簡單。

富布賴特法案中有兩項條款對於達成雙邊的執行協議至為關鍵。一是任何參與這一項目的國家必須具有二千萬美元的準備基金，每年投入項目的費用為一百萬美元；二是該項目由美國人組成的董事會負責遴選和實施。

民國政府購買美國戰爭剩餘物資的工作完成於1946年8月底，在購買合同的協議中，中方表示願意從購買款中留出相當於二千萬美元的法幣作為準備基金，參與富布賴特項目，這為雙方就此事的談判奠定了基礎。1947年4月初，美國國務院致信駐美大使顧維鈞，正式啟動了談判進程。

二千萬美元本來是美國政府的收入，現在留給民國政府用來投入中美之間的教育文化交流，這使不少中國人一下子聯想到了四十年前的往事——1908年羅斯福退還半數庚子賠款給清政府，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留美。1946年9月，任鴻雋在《紐約時報》看到中國參與富布賴特項目的消息後，立刻打電報給司徒雷登，要求將二千萬美元交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該基金會是1924年成立的專門機構，主要任務是保管、分配、使用美國退還的第二次庚子賠款約1250萬美元。該會成立之初由十五人擔任董事，中方十人，美方五人，所以主導權在中方，此後一直延續這樣的格局。任鴻雋當時是以這個機構執行秘書的身份致電司徒雷登的，但沒有得到正式答覆。幾個月後正式談判開始了，教育部的官員採取了和任鴻雋的一致的立場，建議美方將這筆二千萬美元的資金投入中國的教育和科研，像庚款一樣歸中國人管理。

【任鴻雋（1886-1961）】

設立富布賴特項目和退還庚子賠款確有可以比較之處，但顯然不是一回事。負責美方談判的使館官員明確表示，富布賴特項目是美國的錢，也將大部分用在美國人身上，中國人只能使用少部分；同時表示，項目執董事會完全由美國人擔任，中國人只作為諮詢委員。

1947年6月，正當美國使館和中國教育部的談判接近尾聲的時候，外交部插了進來，表示拒絕接受已經達成的談判結果，並提出多項修正，其中兩項最主要的意見再次顯示了庚款項目的巨大影響。第一項是將執行該項目的機構名稱從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China（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改為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China（中美在華教育基金會）。第二項是中國人不能只起諮詢作用，在董事會中應該有決定權。外交部意識到，雖然這個項目用的是美國的錢，和庚子賠款不可同日而語，但為了國家的面子，必須更改執行機構的名稱（儘管「中美在華教育基金會」聽起來有點彆扭）和增加中國人的投票權。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向美國使館施加壓力，要求參與項目的決策。但使館絲毫不肯讓步，堅持「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名稱不動，還明確表示董事會將由駐華大使、二名使館人員和二名非官方人士（一名代表商界，一名代表教育界）組成。

外交部的官員不好對付，但還是被說服了。更讓人頭疼的是戰後中國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和法幣的急劇貶值。美國人的習慣是凡是遇到錢的事先做預算，但中國每天都在變化的匯率使這一工作難以下手，更難以精確。同樣一件事，年尾的花銷可能是年頭的好幾倍。這種經濟狀況同樣影響了中方的談判人員，他們期待狀況的好轉，也不急於達成協議。

中國塌方式的通貨膨脹嚴重影響了項目的談判，為了能夠繼續下去，雙方同意匯率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票麵價值（par value）為基準，在無法確定這樣的面值時，使用民國政府中央銀行確定的公開市場匯率。雙方最終商定，在簽署協議三十天內，中方向美國國庫先行撥付二十五萬美元的資金，然後陸續撥付七十五萬美元，達到項目要求的每年一百萬美元的數額。但實際情況是，三十天到期時，中方撥款還未到賬，直到1947年12月19日，美方才收到一張627,000,000法幣（相當於五千美元）的支票，而不是要求的二十五萬美元。中國當時經濟狀況之極端糟糕，沒有比這張姍姍來遲的「巨額」支票更好的說明了。

錢的問題非常棘手，人的問題則要簡單一些。美方很快公布了項目決策機構——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人員名單。主席為司徒雷登，這自然是最合適不過的，他在1946年7月出任大使前一直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對中國的教育情況了如指掌。使館的二名成員是二等秘書梅爾比（John F. Melby）和文化參贊哈里斯（George L. Harris），二人都有豐富的對華工作經驗，哈里斯早年在華盛頓大學曾深入研究過中國人類學。董事會中的兩名非官方人士分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遠東地區主任華茲生（Robert B. Watson）和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格林（George H. Greene）。與此同時中方任命了四名諮詢委員會成員：前駐美大使現北大校長鬍適（主席）、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以及教育部一位姓韓的司長。按規定諮詢委員會成員是五人，中方只任命四人，是朝中無人？可能還是抗議美方大權獨攬吧。

兩個委員會成立後，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可以開始工作了，但日常的運行得有人來做，不能指望董事或者諮詢委員。換句話說，這個一年一百萬美元的大項目還缺一個實際的組織者和運行團隊。美國國務院在項目開始時建議使館就地找一名美國人擔任執行主任，並承諾一萬美元的年薪。但使館認為很難在當地找到合適的人員，建議從美國直接派遣一位專員，同時為他配備兩名秘書。中美雙方簽署協議六個月後，執行主任仍未到位。當時中國內戰正酣，兵荒馬亂，再加上國務院給的工資只能用極不穩定的法幣支付，這份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吸引力。

但項目還得進行，工作還得做。在找不到其他人的情況下，只能靠梅爾比和哈里斯來解燃眉之急了。他們一邊做自身的使館工作，一邊將項目慢慢運行起來。雖然國務院一再表示要派人來，但兩人清楚這一前景渺茫。哈里斯作為文化參贊主動承擔了更多的工作，為了尋找人手，他不等不靠，到處打探。功夫不負有心人，1948年1月，在沒有美元作為工資補貼的條件下，他居然找到了一位項目助理，而且條件很不錯。鄧肯（Shirley Duncan）曾在燕京大學工作數年，熟悉中國教育界的情況，還懂一些漢語。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她和燕京大學的美國同事被日軍監禁，1943年釋放後回美國服務於情報部門和國務院，她接受哈里斯聘請時正在上海一家機構工作。此後，哈里斯再接再厲又找來洛（Pardee Lowe）和布沙爾（Marybelle Bouchard）參與項目。這三位助理對中國都頗有感情，干起活來既投入又高效，保證了項目在此後近兩年（至1949年8月中斷）的順利運行。美國國務院對哈里斯的工作高度讚賞，一年後正式任命他為執行主任。哈里斯除了領導三位助理，還時不時地拉自己的太太幫忙，為項目找來了一個連法幣都不領的助理。

1947年底三位助理尚未到位，國外獎學金董事會（Board of Foreign Scholarships，美國政府負責監督富布賴特項目執行的機構）就來催要1948年的工作計劃。司徒雷登和他的美國同事很快開了兩次會議討論此事，隨後胡適也召集諮詢委員會開了一次會，最終形成了一個初步方案：（一）美方派遣二十名大學教授、十名研究學者、二十名研究生到中國訪學；（二）中方派遣三十名教授和研究生到美國訪學；（三）資助一百名中國學生到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學習；（四）在燕京大學建立一個英語培訓中心。方案於1948年初上報國外獎學金董事會，經討論被原則接受，但董事們也提出了一些要求，特別是針對第三項——一百名受資助者必須是在全國範圍內選拔，而不是僅限於教會中學的畢業生。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合理的，哈里斯和他的助理也希望項目的選拔從一開始就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展開。在南京使館他們每天關注著中國的政局，但遠在華盛頓的董事們可能不太了解戰爭的進展。從1947年6月起，人民解放軍已經進入戰略反攻，東北戰場經過秋季和冬季攻勢已經基本鎖定勝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範圍內選拔」只能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在上交方案的時候，所有人最擔心的不是第三項，而是第二項，由於惡性通貨膨脹造成法幣極度疲軟，運營跨太平洋航線的各家公司早已不接受法幣作為支付貨幣，這樣即使三十名中國教授和學生被公平公開地選出來了，也難以啟程赴美。就日後的情況來看，四項計劃中真正落到實處的是第一項，也是富布賴特項目最被看重的一項——派遣美國學者、學生到中國交流。

1948年3月7日，賓夕法尼亞大學漢學教授卜德（Derk Bodde）突然接到來自華盛頓的長途電話：「您打算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前往中國嗎？希望您儘快決定，這樣我們就可以發布消息，說富布賴特項目正式啟動了。」卜德是美國最早的專家漢學家之一，1931—1937年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在北京留學，1938年獲得萊頓大學博士學位，回美國後一直執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二戰期間曾被美國情報部門借用。他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說：「接到電話，我大吃了一驚，但馬上想到二戰時我在華盛頓的工作經歷，政府部門的人做事總是一驚一乍的。我隨即鎮定下來，回答道：『我非常樂意，請告訴我項目的詳細情況。』」（《北京日記》英文版）

【卜德（Derk Bodde）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當卜德到達闊別十年的北京時，已經是1948年8月21日了，這或者應該說是中美富布賴特項目真正的開端吧。卜德此行的最大目標是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翻譯成英文出版，上冊的譯文已經於1937年問世，是他三十年代留學北京時的一項重要成果。這次他希望和馮友蘭再度合作，將因為二戰而中斷已久的工作儘快完成。一年後當他帶著對平津戰役和物價飛漲的深刻記憶離開清華園的時候，譯文的初稿安穩地躺在皮箱里，但細緻的打磨只能回美國做了。

本文原載於《讀書》2016年第11期

本期編輯

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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