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誦訓與瞽矇

作者：魏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周禮·地官·誦訓》中記載：「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根據鄭玄、孔穎達、孫詒讓等人的註解，大致可知「誦訓」是為君主講誦四方古史中所載歷史故事以及各地風俗、忌諱等的官員，王巡守四方時跟隨身邊。《說文》：「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有這樣的記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成均是教育國子的地方，「誦」就是大司樂教育國子的樂語中的一種。「諷」「誦」都是背誦之意，「諷」是節奏鏗鏘的誦讀，而「誦」則近似於引喉清唱了。「誦」雖然有抑揚頓挫之美，但不同於歌。俞平伯在《詩的歌與誦》一文中說到，「誦」是「打起調子來念，他的用途大半在箴規」。「誦」沒有和樂的音律，更注重表達深層蘊含的諷諫之義。

先秦時期，「誦」常常用在朝廷和民間的各種儀式中。在莊嚴神聖的朝廷諸多禮儀中，「誦」是傳達天子旨意的方式之一。《呂氏春秋·重言》記載：「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通過反覆的「誦」的方式，頌揚真善美，鞭撘假醜惡，是先秦時期貴族階層試圖改善人心的方式之一。正如《國語·晉語九》說：「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除了上層貴族以誦來訓戒，下層民眾也會通過誦來表達心聲。《左傳·襄公三十年》載「鄭輿人誦」，《國語·晉語三》有「輿人誦惠公」。輿人是士兵或役卒，身份低賤，他們感事而發，以誦的方式表達心聲，抒發對上層的強烈不滿。但要說明的是，早期的「誦」要經過專門的訓練，有其特殊的表達方式。《戰國策·秦策五》記載秦始皇的父親異人早年在趙國作人質，在呂不韋的策划下回到秦國，秦孝文王讓他「誦」，他說：「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可見誦須師傅教學然後才能掌握。口語之「誦」，既有雅言的，也有方言的，而且誦者本人在表述時不同的音色、音調、語氣、節奏等，會造成各異的效果，這些都是絲竹相和的歌唱所不能代替的。

「訓」在《說文》中解釋為「說教」。《詩經·大雅·抑》曰：「四方其訓之。」《毛傳》解釋說：「訓，教也。」《國語·周語上》曰：「纂修其緒，修其訓典。」韋昭註：「訓，教也。」《尚書》中，「訓」通常解釋為訓教政令，《盤庚》載：「王命眾，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是君主對臣子的訓誡。訓也是文體名。孔穎達言《尚書》有十體，訓是其中之一，《伊訓》《太甲》《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都是訓類文體。

《國語·楚語上》載左史倚相說：「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和《周禮》中的表示官職的名詞性質不同，此處「誦訓」作動詞。誦訓之義即誦志以訓，以誦的方式來訓戒。樂師、史官、瞽矇都具有訓戒的職責。

先秦時期行使誦訓職能的還有另一類重要官員——瞽矇，他們是先秦時候的樂官，也是歷史的重要傳播者。《周禮·瞽矇》記載瞽矇的職能是「掌播鞀、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鄭玄註：「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也……以戒勸人君也。」是說瞽矇通過誦詩來勸諫君主。《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工，就是瞽矇等樂官。天子通過樂師作詩歌、瞽矇誦讀箴諫等一系列舉措，以補察政治得失。《國語·晉語六》也記載：「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是說古代天子要聽取民意，命瞽矇等樂官在朝中誦諫前人的箴言善語，讓各級官員采詩獻詩，使自己能夠保持警醒不惑。

周代的瞽是龐大的群體，《周禮·春官宗伯·敘官》載：「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視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總數達三百人之多。由於瞽目盲，行動不便，所以一個瞽配一個視瞭協作，這樣視瞭也就有三百人。誦訓就沒有那麼多人了，只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八人」，不足二十人。

瞽矇和誦訓都是以誦勸諫君王的，《尚書·酒誥》載周公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他認為民眾之口傳遞的是百姓之聲，應該廣泛吸納，以此為鑒，杜絕後患。周公不僅將誦訓之勸諫有效執行，而且還納入了職官制度體系，後來的君主也紛紛效仿。同樣有誦志以訓職能的還有訓方氏、撢人等，這些官員的設置說明廣開言路、疏通上下、積極納諫，是當時周代領導人所採取的重要措施。通過言人主之得失來避免政治上的錯誤，對君主的言行進行監督、糾察，並將其制度化，是對納諫的具體落實，也是對言官的保護。

那誦訓和瞽矇有何區別呢？誦訓所誦多是歷史掌故，瞽矇所誦多歌謠體。韋昭《國語》註：「瞽矇主誦詩，並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是說瞽矇通過誦詩來勸諫人君。除了歌詩以外，瞽矇還要在重大祭祀場合中演奏樂器。《詩經·周頌·臣工之什·有瞽》就記載了瞽矇在宗廟祭祀活動中演奏的宏大場面。

商朝重鬼神，在重大祭祀活動中，商王以祭祀首領的身份向先祖、神靈報告，並發布政令，這一系列的活動都要在宗廟中進行，以顯示其神聖性。所以，神職官掌管著祭祀、冊命、占卜、制歷、典禮、記錄歷史、制定典章制度等，掌握了重要的話語權，甚至在國家軍事、政治大事的決策中，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朝重人事、輕鬼神，官員管理制度較商朝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政事官和神職官有了分化。根據西周金文記載，西周的官制可以分兩類，一是太保、太師為首領的卿事寮；另一類是以太史為首領的太史寮。雖然權力有了分化，但是太史寮仍然掌握著行政大權。太史寮治理歷史、天文、宗教，又兼管秘書事務，文職與神職兼領。到了春秋時期，宗教神職官員已經很少參與國家軍政大事的商議與決策，只負責一些國家重要典禮，有時也會充當司儀。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樣是政治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1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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