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化社會科學的形成、特徵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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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化社會科學的

形成、特徵和意義

殷傑 趙雷

作者簡介：殷傑(1974- )，山西汾陽人，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學哲學；趙雷(1983- )，河北石家莊人，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學哲學。太原 030006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7 年 05 期

原發期刊：《自然辯證法研究》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8-12 頁

關鍵詞：自然主義/ 自然化/ 自然化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哲學/ naturalism/ naturalization/ a naturalized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摘要：以科學的觀點探討哲學問題，是當代科學哲學所倡導的基本研究策略。在此觀念影響下，進化生物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等經驗科學，普遍滲透於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模式之中，成為自然化社會科學得以形成的內在動力。文章通過對連續性關係的澄清與複合式本體論的構建，描述了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的兩個顯著特徵。社會科學採用「自然化」的研究視角，為當代社會科學本體論的「統一」、「科學性」的辯護，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研究路徑。

當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強調哲學與科學的密切結合，哲學家們所討論的話題，只有以科學的論證為基礎才能獲得更多的認同。撒加德(Paul Thagard)在哲學與科學的關係上明確採用了自然主義的研究策略，他指出：「我所推崇的哲學觀點是自然主義的，這一觀念將哲學和科學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來試圖理解包括人類心靈在內的世界。因此，哲學研究的普遍性和規範性必須與科學研究的描述性相結合。」[1]x

當自然主義作為一種認識論模型時，人們稱其為自然化的認識論。與此類似，「自然化的科學哲學(naturalized philosophy of science)，表明一種與科學相連續的科學哲學」[2]105。科學哲學把經驗科學視為哲學問題求解的理論來源，這種自然化的研究趨勢也深刻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模式，使得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表現出明顯的「自然化」特徵，一種自然化的社會科學(a naturalized social science)逐漸顯現於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當中。斯波伯(Dan Sperber)曾指出，「社會科學的自然化需要心理學持續的自然化，並且這樣的自然化並不需要扁平的本體論」[3]64-67。納夫斯塔德(Petter Nafstad)曾採用「自然化社會科學」這一術語，意指一種以自然原則和自然現象來解釋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的科學。[4]本文之目的，正是在考察自然化社會科學的理論來源及其形成過程的基礎上，揭示出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的本質特徵，有助於我們從「自然化」的視角，來深刻理解當代社會科學新的研究模式及其理論與實踐的內在價值。

一、自然化社會科學的形成

一般認為，自然化(naturalization)是一種朝向自然主義的思想運動，這一研究綱領的核心觀念在於，試圖將自然科學方法應用於人文科學特別是哲學領域，或者說，試圖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者間建立某種連續性。自然化實質上表現為一種方法論態度，強調哲學研究必須納入到經驗科學的成果中來，拒絕對經驗現象的解釋，訴諸任何先驗的、超自然的宣稱。

隨著進化生物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等具體科學的發展，科學哲學已難以為科學提供某種引導性的統一規範，因而，當代哲學家們不得不承認，經驗科學對於自然、人類社會和心理現象的描述，已成為哲學理解實在、語言、知識的必要前提。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可以說，自然化的社會科學是伴隨著一系列經驗科學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特別是，當代社會科學從認知科學、神經科學、進化生物學中所獲取的經驗性研究進路，為自然化的支持者們提供了新的契機。[5]這些進路的發展，一方面引發了社會科學進行自然化的一系列有效嘗試，另一方面又構成了「自然化」社會科學得以進行的內在動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生物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一直與生物的進化論緊密相關，早在19世紀50年代，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就構建了進化理論，致力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統一問題的求解。進化論不僅為自然主義方法的成功應用提供一種研究範式，而且為科學本身的自然主義研究提供了理論來源。進化自然主義者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入社會科學，以此來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進化過程，強調進化論與社會科學的連續性，從而指出人類作為一種認知主體，其身體能力與認知能力，是在一種特殊的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因此，大多數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都把進化生物學理論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並藉助於進化生物學的概念和理論，以「進化說明」和「進化類比」的方式，[6]249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經濟行為以及文化變遷，進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然化」特徵的交叉學科，比如進化社會學、進化人類學以及進化經濟學。

其次，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的認知科學，試圖通過將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人工智慧和人類學中的核心觀念整合起來，以此來理解人類的心靈與智力。實質上，從認知科學的形成以及其所包含的學科構成上來看，認知科學與社會科學兩者間所關注的核心論題，均存在著諸多交叉。特別是，心理學、人類學和語言學，通常被置於認知科學與社會科學共同的研究框架之中，這些學科不僅關注於個體心靈的運行，而且更為關注社會語境中心靈的運行，在此基礎上，衍伸出認知心理學、認知人類學、認知語言學等具有「自然化」特徵的新興學科。可以說，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在自然主義觀念的影響下，正朝著與認知科學相融合的方向邁進，就如特納(Mark Turner)所說：「社會科學的未來就依賴於社會科學與認知科學相結合的混合體之中，也就是『認知的社會科學』。」[7]59

第三，隨著腦科學研究的日漸興起，「作為一種特殊的自然化綱領，神經科學試圖將所有『人的科學』(the sciences of man)納入到自身的理論框架之下」[8]116。正如邦格(Mario Bunge)所說：「神經科學進路已經取代了物理學，並且成功地完成了心理學的自然化。」[8]117神經科學的主要目標在於，通過對神經系統的研究，來理解人類大腦(或心靈)運行的內在機制。作為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新的交叉領域，認知神經科學在「自然化」精神事物的過程中，嘗試以神經科學的術語，來解釋人類社會行為。在這一研究策略下，形成了神經經濟學、神經歷史學、神經法學、神經倫理學。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誕生於認知神經科學理論框架下的神經經濟學，目前已逐漸成為一門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其依據認知與情感的神經科學，來研究個體的經濟行為。

可以看出，作為一種對科學知識及科學實踐的反思，科學哲學包括社會科學哲學在內，都是以經驗科學的存在為先決條件。自然主義者將自然化論題運用於科學知識與科學實踐當中，強調經驗科學相對於哲學的獨立性和先在性，對於各種特殊領域中知識的反思，自然主義者拒絕使用邏輯的、哲學的分析工具，而更偏愛於使用與相關科學家同樣的工具。

二、自然化社會科學的理論特徵

從自然化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其作為一種寬泛術語，旨在以經驗的、科學的方式來研究社會現象，其進路主要包括進化論進路、認知科學進路以及心理學研究等。社會科學採用自然化的視角意味著，一種以經驗科學為研究策略，來進行哲學研究的基本嘗試：即以科學的經驗進路替代傳統哲學進路，或者以經驗的方式回答傳統哲學問題。

基於此，我們認為，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首要的顯著特徵是，通過自然主義研究綱領，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或若干個領域之間，建立一種基本的連續性。連續性問題也是社會科學如何「自然化」的根本性問題，20世紀後半葉，有關連續性論題的討論，重新作為社會科學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此，人們繼而再次審視了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界限，以及進化模型適用範圍的新方式，特別是從認知的社會科學中重新提出了連續性問題。本質上講，在認識論與科學研究兩者之間，自然主義者主張一種規範的、方法論的連續性。因此，自然主義者強調，自然化應發生在一種給定的學科當中，斯波伯指出：「自然化社會領域所關涉的是，與認知科學中的研究綱領建立某種連續性。」[9]5在自然主義者看來，關於知識的傳統哲學問題，應該由認知科學和進化心理學來進行探究，而非藉助於先驗反思，形而上學問題也只能通過科學來回答，而非取決于思想實驗以及傳統的哲學方法。

事實上，「有關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連續性的建立，本質上所體現出的是，精神事物是如何納入到自然世界的這一基本運行過程」[9]4-5。可以說，認知科學的研究綱領與社會科學所建立的連續性關係體現了，自然主義者是如何試圖使得社會事物適應於自然世界；或者說，從人類認知的角度，展現了自然主義者，如何「自然化」精神事物的內在過程。為此，認知科學家提出三種方式，來使得精神事物適應於自然世界。其一，認知科學試圖將精神現象還原為，明顯具有自然特徵的神經學現象。其二，更為自由地賦予精神現象以自然性。其三，重新概念化整個精神領域，以此來消除所有與自然實體不相干的概念。[9]5可以看出，社會的自然化是由精神現象在認知科學中所進行的自然化而促成的，實質上表明了，認知過程輸出與輸入兩者間的一種內容關係。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試圖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建立某種連續性，其所倡導的核心觀念在於，以科學方法作為哲學方法的補充，並非要完全替代整個哲學理論，而是力求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表達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盡最大可能客觀再現社會現象的本質。因此，建立精確的、邏輯的、形式化的理論系統，是自然化社會科學的最高旨歸。進一步來講，正是由於這一連續性，才使得現今的社會科學，能夠運行於自然科學框架之下，從而引發當代自然主義者使用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表徵等方式，來描述社會與精神現象。之所以會有這種連續性構建的可能性，核心原因就在於，自然主義者為社會科學提供了一種與自然科學本體論相連續的自然主義本體論。因此，我們認為，這一自然主義本體論構架的特殊性，亦為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的又一顯著性特徵。

具體來說，自然化本質上包含了一種更為綜合的認知維度，正是這樣一種綜合，為科學實踐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充當了支架性的作用。社會科學的自然化與這一「綜合」緊密相關。因此，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並非是一種類似於孔德所構想的社會世界的物理學那樣的宏大理論，而是一種複雜的、相互交叉的「中距模型」(middle-range models)。[3]75事實上，自然化的社會科學理論，正是由於藉助了自然科學中具體學科的本體論要素，來構建自身的本體論框架，從而使得自然化社會科學的本體論，呈現為一種複合式本體論。這一本體論在社會科學自然化的過程中，使用了異質概念和表徵，並將這些概念與表徵整合到社會現象與精神現象的科學理解當中，從而有效賦予精神事件與環境事件一種自然主義的描述。由此可見，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通過採用一種複合式本體論，從而摒棄了本體論的自主性，來保證其理論的自主性。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核心論題，依然是社會科學能否使用與自然科學相同方法的問題。然而，需要反思的是，社會科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的問題。可以說，社會科學所進行的一系列自然化處理，歸根結底是在重新審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究竟是何種關係的問題。因而，其特徵也主要體現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連續性與二者本體論的一致性問題上。

三、自然化社會科學的意義

自然化社會科學的形成過程，反映的正是社會科學通過經驗科學的發現，來重構自身研究方式的動態過程，其本質特徵也彰顯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內在的密切關係，這也使得我們有必要從人類認知的角度，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本質及其連續性關係給予重新認識。因此，透過社會科學「自然化」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是我們斷然不可忽視的必要前提。

第一，自然化為當代社會科學本體論的「統一」提供了可行途徑。相比自然科學而言，社會科學的各學科，由於其獨立發展的時期各異，因而長期處於不相統一、彼此分離的狀態。為此，金蒂斯(Herbert Gintis)指出，「社會科學是有缺陷的，因為社會科學從不同視角研究人類行為，這些視角之間並沒有一致性可言」。[10]1-16可以看出，由於社會科學研究方式的多樣性，就必然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多學科通力合作，這就對建立一種具有普遍思維觀念的多學科解決模式提出了要求。需要強調的是，多學科解決模式關涉科學的統一性問題，「而科學的統一性依賴於世界的本體論的統一，因為世界正是科學所描述的對象」。[11]543因此，社會科學自然化的一系列討論引發了對本體論自然主義的極度關注，20世紀下半葉，人們熱衷於社會實體本質的探討。社會表徵、社會建制、社會規範、共同行動、集體意向性，已成為諸如達爾文的模因理論、斯波伯的表徵流行病學、塞爾的作為建構性規則的制度性理論等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

事實上，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各個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經歷了一種「認知轉向」。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哲學不僅僅關注於認知主義本身，或者說應該如何理解認知主義，而且更關注於自然化的問題：如何以恰當的方式自然化心靈與社會-文化世界，此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哲學的核心論題。[12]95-125與自然化密切相關的是基礎個體主義問題，所謂基礎個體主義，其主要關注運行於個體基礎層面上的過程的狀態，比如神經-生理過程、機制的文化過程，等等。實質上，基礎個體主義問題的求解，恰恰為社會科學本體論的「統一」提供了一種求解模式。斯波伯對文化的解釋，就是基於基礎個體主義策略，提出一種機制的、自然主義的進化進路，即流行病學進路，其主張文化現象的適當理解與傳播，需要深層次理解所涉及的心理機制，這就如標準的流行病學現象的適當理解，需要深度理解個體病理一樣，這種流行病學進路為社會提供了一種真實的自然主義本體論。[3]66-67

第二，自然化為當代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提供了有效辯護。社會科學中的大多數研究者通常是從一種雙重意義上來接納自然化。[2]142其一，從生物自然主義的嚴格意義上來講，自然主義者通過達爾文進化理論，對社會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來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進化過程。這一觀念通常被稱為是連續性論點。連續性論點在自然主義者那裡，作為一種辯護社會科學「科學性」的強有力手段，其將社會科學解釋置於進化生物學的基本規律之上，從而使得社會科學合法性的尋求成為可能。這一研究策略尤其為社會科學中文化研究的科學地位，構建了一個科學的理論支架。特別是，在人類學研究中，其研究目標逐步定位為，如何使得文化研究轉變為一種「科學事業」。事實上，這種研究目標的定位，已成為文化進化模型出現的重要動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文化解釋中採用了達爾文的選擇模型，提出模因論(Memetics)思想，認為文化進化類似於生物進化，其由達爾文選擇過程所支配。

其二，從形式化-定量化(formal-quantitative)方法的寬泛意義上來看，目前，即使哲學與社會科學日漸形式化所產生的影響依然很小，但採用形式化的研究策略，以期來提升社會科學「科學性」的一系列嘗試卻是經常性的。數學模型、複雜性理論與方法等形式化研究進路，已廣泛進入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現代科學領域。毋庸置疑，一方面，由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旨趣，就在於解釋更為複雜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因為經驗認知科學、神經科學以及認知生物學、知識的進化理論等交叉學科領域研究的日漸興起，從而導致當代社會科學對於形式化與定量化的需求越益增強。

概言之，自然化社會科學試圖遵循一種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自然科學一元論，其發展表明，經驗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和認知科學，能夠提供引導性的原則和恰當的理想化，來改進社會科學。因而，當代哲學家們不得不承認，只有經驗科學才能描述自然、社會與人類心理等現象。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自然化社會科學目前所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社會科學規範的和文化的內容，如何運用描述性的、非文化內容的自然科學來進行統一，這已成為自然化社會科學尚待解決的首要難題。也正如羅森伯格(Alex Rosenberg)和特納(Stephen Turner)所言，「『自然化』社會會產生一種後果：將社會作為一個解釋性概念而消除。然而，自然化運動也有其優點，即解釋了社會科學中的結果何以如此貧乏且難以獲得。」[6]707因此，以自然化的形式來重新審視與理解社會科學，這已成為哲學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共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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