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抗戰，蔣介石對八路軍羨慕嫉妒恨，別動隊搞暗殺學不來

文｜ 徐焰

當年國家雖大卻力量衰弱的中國想對抗小而強的日本，只靠進行正規戰必敗無疑，對這一點國共雙方都有認識。日軍大舉深入中國內地後，總數不過5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以敵後為發展方向，國民黨也向敵後派出過50萬軍隊。最後結果是，八年後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百萬之眾且建立了1億人口的根據地，國民黨在敵後的軍隊或滅或降或逃而所剩無幾。

游擊戰是弱軍對抗強軍的有效方式，這一點在近代世界上已有公論。縱橫西歐無敵的拿破崙被西班牙的游擊戰爭拖垮，大英帝國被南非的布爾游擊隊困擾得無計可施只好妥協，都是西方軍事家推崇的戰例。談起在近代中國進行游擊戰，中國共產黨自然是頂級大師，從1927年建軍後就長期依靠老百姓在農村打游擊。國民黨政權作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當權者，則一向只注重正規戰。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了東北，南京政府和當地駐軍實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後群龍無首的義勇軍也很快失敗，只有中共滿洲省委組織的游擊隊能堅持長年游擊戰。後來在淞滬抗戰、長城抗戰時，國民政府只進行正規戰，同日軍正面交鋒無不以敗北告終。面對日本節節入侵，有憂患感的中國人無不思考作戰的對策。如著名軍事家蔣百里提出「航空救國論」，希望加速空軍建設以對抗日本，這顯然也辦不到。

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變之前，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就已經在考慮今後對日採取何種方針。1936年6月，美國記者斯諾走進了由幾百眼破窯洞構成、滿目風塵的陝北保安（今改名志丹）縣城。毛澤東在與他徹夜長談時講到未來戰爭前景。斯諾記載說：「他要我預先設想到日本將贏得所有重大的戰鬥，佔領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而在戰爭初期，就摧毀了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後產生的是一個持久鬥爭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中，紅軍游擊隊將起主要的作用。」（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73頁，三聯書店1973年版。）

後人不能不欽佩，全面抗戰開始後的戰局發展及共產黨軍隊的行動，恰恰同毛澤東這一預見完全吻合！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急於要紅軍改編並出師前線。8月上旬，周恩來、朱德赴南京參加全國各派力量參加的最高國防會議，國民黨當局想劃分給中共軍隊一段正面戰線防守。毛澤東馬上致電中共代表指出：陣地戰非紅軍所長，要求「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予獨立自主的指揮權」。蔣介石認為共產黨跳到敵後打游擊能配合正面戰場，且更易被日軍圍殲，也表示同意。這樣國共兩黨達成了協議，抗戰期間共產黨以敵後游擊戰在戰略上配合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作戰。

八路軍出師晉東北首戰平型關之後，馬上向幾個戰略方向展開實行游擊戰。如在115師政委聶榮臻指揮下，八路軍2000人深入晉北和冀西的敵後，迅速收複數十個縣城，並建立了華北第一塊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該部在幾個月里也擴大到4萬人。晉察冀邊區這一「模範根據地」的建立，證明八路軍在日軍後方完全可以站住腳，並有最好的發展條件。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逃走，日軍因兵力不足只佔領少數城鎮和交通線，由老紅軍骨幹組成的八路軍只要做好群眾工作，振臂一呼便應者雲集。一個排、一個連就能佔領一個縣，消滅偽軍、散匪再搜集國民黨軍潰敗時丟棄的大批武器又可擴充部隊。隨後，八路軍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都建立了根據地，日軍的後方又成為它新的前線。

對八路軍成功挺進敵後並建立了根據地，國民黨當局雖有表彰卻又生妒忌。1937年11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最高軍事會議上便說：「現在由共產黨所改編過來的軍隊，他們固然善於游擊戰，能夠擾亂敵軍的後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藉此一點，不假思索地為他們作過分誇大的宣傳，似乎只有這一部分軍隊才能夠抗日??這種荒謬悖理的宣傳，如不及早糾正，只有一天一天地助長共產黨的囂張。」（蔣介石《出席最高國防會議致辭》，載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四，第 653頁。）當時蔣介石也布置一些游擊活動，例如讓特務機構組織一些別動隊到日軍後方搞暗殺等活動，這些沒有群眾基礎的孤立行動在戰略全局上其實起不了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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