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開聊中國類型電影:要有技術自信與文化自信
(文/曹昆,拍電影網訊)類型片一直是觀眾選擇進入電影的標準之一。它將電影細化分類,投其所好。觀眾入場前也不會一無所知。6月19號,上影節邀請了眾多嘉賓,一起來漫談中國的類型電影。
高概念
嘉賓:科幻作家王晉康,導演、編劇、監製張小北,科幻作家潘海天
「
你們最喜歡的科幻電影是哪一部?
」
王晉康:我喜歡《獨立日》。不光是喜歡故事層面,更多是精神層面,《獨立日》里西方的普世價值、英雄情結、主旋律,類似這些詞。
張小北:我比較喜歡星戰系列、異形系列。科幻電影是電影類型里最特殊之一,它是夢中之夢,是想像力的渴求,能看到自己內心的映射,探討人類想像力的極限。
張小北
主持人:張小北老師,你從影評人轉型做導演,最近又剛拍了一部科幻片,你覺得做科幻電影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張小北:最大的困難,一個是技術自信,一個文化自信,技術問題雖然很難,但可以用錢解決。文化自信,就需要靠時間、市場、觀眾的反饋來積累經驗。現在我對中國觀眾看到中國科幻的反應是什麼很難吃准。這需要與觀眾建立市場契約。
比如,鋼鐵俠落地,頭盔一打開,裡面露出一張中國人的臉,這種尷尬就會轉變成笑場。就這是最大的困難。很多觀眾只要想到科幻電影出現中國人就覺得不可信。
王晉康
主持人:想要獲得這份自信,前期的嘗試和積累確實必不可少。王老師,如果您的作品被改變成科幻電影,您最大的擔心是什麼?
王晉康:我就是寫作的,對電影不熟悉。怎麼改作品,是別人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重視原著,因為電影人容易產生匠氣,電影改的有模有樣,但最後沒有靈魂。中國科幻文學從90年代開始,比科幻電影早很多年,經歷過更多的文本更迭,這是我們的強項,挑一挑,拍個十年沒問題。
張小北:我覺得不用擔心改編,因為改編原著,其實是個技術問題。
潘海天:大部分科幻小說,描繪的是比較壞的未來,相對持悲觀主義的態度,揭露社會黑暗面多一點。但如果改編的話就涉及到正能量的問題,重點在於我們要通過怎樣的方式讓故事保持原著風味,又能傳播積極向上的狀態。
潘海天
主持人:潘海天老師,您好像被大家知道更多的是奇幻作者,在你心中,科幻、奇幻、玄幻有區別嗎?現在年輕觀眾接受奇幻的基礎比較好,有其他幻之間有沒有連接的可能?
潘海天:我科幻奇幻都寫過。有個概念叫大幻想,我故意把科幻奇幻的邊界模糊化,當虛擬現實、賽博朋克流行後,現實和虛擬的邊界本身變得越來越模糊。到底什麼是現實空間,什麼是虛擬空間?它們越來越像是同一個空間。到底哪種空間更有意義?我們很難去把握,所以說科幻、奇幻的概念區別
也會越來越模糊。
主持人:張小北導演,你的新片是純科幻嗎?和好萊塢相比,三位覺得中國科幻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張小北:從電影類型看,我這部片屬於科幻、動作、冒險。具體到科幻細分,就包括太空歌劇、賽博朋克。但這種細分對觀眾沒有意義,他只關注好不好看。面對普通觀眾,一定要告訴他們電影類型。他們能建立起對電影的消費預期,我們要做的就是在滿足他的同時,給出意外的驚喜。
從創作角度看,中國科幻需要看清的就是中國電影的工業體系到底能支撐我們走多遠。我在拍攝時的體會是,我們技術實施能力基本還在1985-1990年的水平。觀眾在被好萊塢灌輸的今天,把科幻等同於大片,他們要看視覺特效。而我們製造成本是有上限的,要依靠中國本土的製作標準是很難達到好萊塢水準的。但我自豪的是,這部電影是百分之百的中國製造。中國要想做好類型片,市場、應用、體驗、要求、標準、體系需要得到提升。
為什麼星球大戰被視為劃時代的片子,因為從星球大戰讓科幻片從B級片升上主流。而中國科幻很難走這條路,因為國內的現實問題,我們類型片基礎非常薄弱。我們應該從大製作入手,大製作必然會帶領中國前進,比如《尋龍決》,它真的是從零到有搭建起來。這是中國電影尷尬的現狀,一定要給供應鏈方向流出足夠的空間,從大製作入手,推動工業體系的發展。
武俠片
嘉賓:演員馮紹峰,導演路陽,導演、監製寧浩,作家張大春
主持人:最近幾年,武俠片似乎不像以前那樣火熱。路陽導演,你拍《綉春刀2》時,是怎樣的狀況?
路陽:這片子我是找寧浩做的監製。對於電影的第二部,確實很難做。我先後向寧浩講了四個故事,他都不滿意。寧浩就建議要不要推倒重來。他給我說了一句話,我印象深刻,你是想拍個差不多的,還是想拍個有挑戰性的?於是,我們就重來了。
寧浩:路導本身是非常成熟的導演了,我做的工作不是給他加分,反而是拆房子。我們聊的時候其實他已經把劇本寫完了,當時研究的是把第二部作為第一部的續還是前傳。我當時就說,你要不然你就換一套手法把反派再殺一遍。
主持人:馮紹峰也演過武俠片,你對武俠片是什麼感受?
馮紹峰:我非常喜歡武俠。高中時,武俠小說就是我的精神食糧。關於武俠電影,有兩位導演我印象深刻,一個是徐克,一個是李仁港。我去李導那吃飯,他會放教父的音樂,他們的武俠就是一種儀式感。
主持人:張大春先生作為一個作家,您是怎麼看武俠的?
張大春:最近有一個很火爆的新聞,徐曉東挑戰傳統武術,他其實挑戰的是武俠的本質。大家都在想,中國武術能不能打。恐怕,中國武俠下一步要面對的是為什麼要武?當我們脫掉上衣露出肌肉,我們要成為英雄還是站在怪獸的面前,攔住下一拳。武術到底還具備著什麼意義。
主持人:目前來說,幾位認為武俠最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寧浩:任何片種在它的領域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武俠電影從我最初看到香港武俠片覺得震驚、好看,到之後舞蹈化、神仙化,最後確實看膩味了,感覺需要新的東西。我在看《綉春刀1》時,就感受到了路陽的變化,把個人與時代背景相聯繫。我覺得這樣的思考是現代化的,有時候,減法會有好處。
路陽:我覺得需要把武俠片置於更廣大的空間里,徐克導演很厲害,把武從江湖中脫離出來,講的不是草莽而是講廟堂政治和權謀,反而更有新鮮感。他《刀》里的宿命感,跳出了江湖感的窠臼。以前我要當天下第一,現在可能要回到人物自身去考慮,武不是要達到什麼目的,而是過程中的一個手段。
馮紹峰:我非常慶幸,導演沒有向我提出裸露上半身的要求(笑)。我覺得武俠片,導演是要展現它的價值觀,演員去配合他。電影特效越來越多了,演員面臨的問題不光是文戲武戲,還要面對特效。現在是對著空氣打架。演員能自己打還是要自己打,因為形體是有戲的。演戲的時候,徐克導演會問我,你要怎麼演,因為在他的影片里是要起范的。有一次我和黃秋生演戲,他整個頭髮都搭在面前,看不到臉,有人說,你要不要抬起來一點,秋生哥說,導演,我沒有想用臉來演。
張大春:一個作品的類型因為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我覺得並沒有很落後。相反,類型的融合,讓其有了升華。王家衛在拍葉問時,沒有人想到他拍成了《一代宗師》。當故事沒有真正剪出來時,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部偉大或糟糕的武俠片在哪裡。在我們抱著「武俠電影還能怎樣拍」的想法時,武俠電影就不會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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