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媽媽「出櫃」後......

新聞 06-21

這些家長從理解、接受到支持，

經歷了旁人難以想像的心路歷程。

參加同志遊行的同性戀者家長。供圖｜同性戀親友會

「希望我的兒子能找到他心愛的男孩兒」

本刊記者｜溫天一

本文首發於總第808期《中國新聞周刊》

南國夏日，一幢位於廣州市中心的居民樓前，鄰居們討論著菜價，小孩子四處嬉鬧，大聲唱著歌。

在這幢樓的24層，有一間辦公室，推門進去，你會發現，與普通住戶家中不同的是，那裡面插滿了彩虹旗；而書櫃中，也擺放著大量與同性戀或者心理學相關的書籍；在顯眼的位置，一幅複印的書法作品夾雜其間，上面印著這樣一句話：「長路漫漫，此刻即未來。」

這是同性戀親友會的辦公室，它的創辦者之一、執行主任阿強正在與工作人員討論即將在游輪上舉行的同志親友懇談會的詳細流程，而一群網名為「小亮媽媽」「小濤媽媽」「花開媽媽」之類的家長志願者，也定期聚合在這裡，策劃著一些公益活動的項目事宜。

而早在幾年前，在他們的兒女尚未正式「出櫃」之前，這些家長們對於「同性戀」，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你憑什麼一定認為『TA』是女孩？」

2017年5月20日，一個因為發音類似「我愛你」而逐漸從網路上流傳開來的「非正式」節日。

有人會選擇在這一天表白，也有人會郵寄鮮花給心愛的人。

每年的這個日子，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會有人自發性地組織一些大規模的「相親大會」，以期待愛情的降臨。

而這一天，有幾位阿姨來到了位於上海市人民廣場的「相親角」。

與別的父母撐著遮陽傘、手拿列印出來的孩子簡歷所不同，這些媽媽們在公園一角的空地上，擺出了一長溜彩虹色的雨傘，並且手舉紙板，上面寫著「希望我的兒子，能找到他心愛的男孩」，「我愛女兒，我也愛女兒的她。」「我為我兒子（女兒），找靠譜男朋友（女朋友）」等字樣。

這樣的場景被路人隨拍發到了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有網友帶著善意調侃，「即便你是同性戀，你也免不了被你媽逼婚。」

然而事實上，這次自發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同性戀親友會的資深志願者小濤媽媽（網名）根本就不需要為自己的兒子「相親」，她的兒子早已經擁有了承諾相守終身的伴侶，早在2015年，他們就已經在美國正式註冊結婚了。

「我並不真的是為了給兒子找對象，而是表現出一種姿態，讓社會上能夠看到同性戀人群，知道這些孩子們並不是病態，更不是趕時髦。」小濤媽媽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解釋道。

但七年前的她並未如此「開通」。

2010年，小濤正式向母親坦白「出櫃」。

那年他28歲，他的父母已經在「我兒子究竟為什麼不交往女朋友」的擔憂與猜測中度過了好幾年。

小濤的家鄉在江西贛州，大學畢業後，他選擇在北京工作，只有在過年與國慶這樣的長假里才會回老家與父母團聚。而「每逢佳節必相親」的戲碼，他終究是躲不開的。每一次相親都以失敗告終——面對周圍女孩子的暗示或者追求，小濤的態度看上去也不甚積極。如今，小濤媽媽回憶，「後來我才意識到，當時的他早已經打定主意，此生絕對不會走進任何異性婚姻中，他可能既不想自己孤獨地過一輩子，也不想去傷害或者欺騙某一個無辜的女孩，他只是一直在糾結，究竟要怎樣開口來告訴我。」

「我猜過他是不是身體有病，或者一直暗戀某個女孩子而不得，但都被他笑著一一否定，」直到有一次過年，小濤媽媽用上了一句中國式家長的「殺手鐧」：「如果你不告訴我原因，媽媽將來有一天離開了，眼睛是閉不上的。」但隨後她又添了一句，「只要你有一個理由，媽媽都會理解。」

也許是父母充滿了壓力的愛與關懷，讓小濤正式決定說出真相。

過完年，他回到北京，斷斷續續想了很多溝通方式，比如寫信或者與母親QQ視頻，但每一樣都被他隨後推翻，最後他對母親說，來北京一趟吧，就當是旅遊。

在兒子位於天通苑附近的出租屋內，母子倆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地觸碰了這個話題。

「兒子，你究竟有沒有喜歡的人？」母親問。

「有。」兒子乾脆地說。

「那這個女孩現在在哪裡，她是做什麼的？」

「你憑什麼一定認為『TA』是女孩？」

兒子的這句反問讓母親猝不及防，「那個瞬間我蒙了，我想，糟了，兒子也許是喜歡上了某一個已婚的女人。」因為在當時小濤媽媽約定俗成的概念中，既然不是「女孩」，那就一定是一個已經有著很多生活閱歷的「女人」。

但她沒想到，兒子接下來的話更讓她覺得是晴天霹靂。

「TA是一個男孩子。」小濤說。語氣平平，很淡定。

母親哭了。

為了這次「出櫃」，小濤已經準備了將近半年的時間，也預備好了大量的影音或者書籍資料，試圖幫助母親了解同性戀，但母親突如其來的眼淚依然讓他覺得這個話題無法繼續。

母親冷靜下來後的第一反應是帶他去看心理醫生，「當時我懷疑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導致兒子『恐婚了』？」隨後又想，即便現在喜歡男孩子，但感情也是可以培養的，她甚至想起了自己年輕時候看過的電影《李雙雙》，裡面的仲星火與張瑞芳不也是「先結婚後戀愛」的嗎？

但兒子一一擊碎了母親的假想，他告訴母親，「假如你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你會發現，心理醫生關於同性戀的知識，可能還沒有我懂得多。」隨後他對著一臉驚惶的母親說，「媽媽，我打一個比方告訴你，假如現在有一個美女站在我面前，即便她什麼都不穿，我也毫無感覺，這是天生的事實，改變不了。」

「話說到這個地步，我理解他了，但心裡覺得非常非常難過。」小濤媽媽回憶道。但兒子是同性戀這個事實，遠遠超越了她的知識儲備與前半生的人生閱歷，「不都說男婚女嫁，異性相吸嗎？我兒子為什麼突然反過來了？我接受不了。」

在北京的10天內，幾乎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兒子白天去上班，媽媽留在家裡，思考人生並且觀看兒子留下來的那些張北川、李銀河的書籍以及幾部電視紀錄片，其中有一期央視《新聞調查》欄目做的關注同性戀群體生存現狀的節目——《以生命的名義》。

對於許多同性戀家長來說，在獲悉自己的孩子喜歡同性的那一刻起，都要經歷著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巨大顛覆，許多人在強烈的震驚之後，開始選擇學習，閱讀關於人類學、性學以及心理學的大量書籍，而在此之前，他們中幾乎很少有人聽說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李銀河的名字。

幾年前，小濤媽媽通過網路，加入了同性戀親友會的QQ群，並由此在經過培訓之後，成為了親友會的民間志願者。由此，她沒有變成一個在退休後專註於廣場舞的媽媽，而是轉變成一個幫助「同志」家庭溝通、改善親子關係的「心理師」。

小濤如今與伴侶一起，離開北京，在江南生活，他的父母與對方父母互稱「親家」，相處融洽。

小濤媽媽還記得兒子最初向自己「出櫃」的那個晚上，「他問我，媽媽，你希望我幸福嗎？我說，當然希望。然後他告訴我，假如你硬要讓我和某一個女孩結婚，我不但不幸福，還會毀了人家的一生。」

「那一刻，我覺得他真是聰明，懂得什麼才是最有效的溝通。」小濤媽媽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帶著些許自豪的語氣。

在一次江西贛州同志親友分享會上，小濤媽媽分享她接受孩子的故事。

供圖｜同性戀親友會

櫥櫃中的骷髏

阿強（網名）來到廣州已經近20年了。

他的家鄉是安徽省西部，一個並不發達的山村，有著厚重的人情與根深蒂固的傳統，按照阿強的話說，那是一個至今都還提倡發了財的人回家捐錢修祠堂、建牌坊的地方。

自2011年開始，阿強開始放棄自己之前創立的物流生意，開始全職擔任同性戀親友會的執行主任。

同性戀親友會，這個旨在為中國男女同性戀者以及他們的父母、家人與朋友提供支持服務的獨立民間組織。它的聯合創辦者是阿強與吳幼堅，後者是一位作家與編輯，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在媒體上公開支持自己同性戀兒子的母親。

在阿強的記憶中，中國同性戀親友會的成立非常偶然，而在成立之前，他已經在一些社會公益項目，比如杜聰的智行基金會中負責一些與同性戀相關的選題，同時，也兼職給一家網站撰稿，撰寫編輯一些同性戀知識與通訊報道。

作為一名曾經飽受自己身份困擾的同性戀者，阿強對於自我認同感的重新構建非常艱難。對於性的意識，他非常早熟，甚至在小學之前，已經模模糊糊地對同性有所萌動，而在青春期中，他已經確定自己的性取向與大部分人不同。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還沒有網路，而作為一名鄉村少年，阿強篤信一切白紙黑字上印刷的東西，「雜誌上說同性戀是變態，我就相信，然後只能自我逃避。」他覺得自己處在一片黑暗之中，「彷彿全世界中，只有我一個人是同性戀，只有我一個。」阿強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學校畢業後，他逃離了家鄉，來到廣州，與家鄉親人的聯繫大部分通過電話，經常不得不回答他們「誰誰誰都結婚了，你什麼時候帶女朋友回家來」等不厭其煩一問再問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阿強開始上網，在一次偶然的搜索中，他查閱到，原來在中國，一共有著5000萬的同性戀人口，他開始釋然，原來自己並不是唯一的那一個。但同時他又覺得絕望，為什麼沒有一個明星或者官員願意站出來，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他們明明擁有著話語權，擁有著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

在給網站撰稿的時候，阿強發現，在一個異性戀掌控著絕大多數話語權的世界，對同性戀人群的誤解與敵意非常厲害，「那時候，與同性戀相關的新聞，可以說百分之百都是負面的，不是哪裡砍人了，就是誰得病了。」阿強回憶道。

而一次，因為某些男性同性戀在廣州某健身房桑拿室中做出一些越軌行為，從此該健身房掛出了「同性戀不得入內」的招牌，這樣的消息讓阿強想起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歷史，他覺得非常屈辱。

在等待中，阿強覺得，既然沒有名人站出來「出櫃」，那麼，就由普通人開始改變世界吧。

在給公益組織擔任志願者的期間，阿強通過電話熱線，接觸了大量中國普通「同志」的人生，他們有的面對父母親人所給予的壓力不堪重負，有的則選擇「形婚」或者「騙婚」，但等到真正走入婚姻中才發現，「非常煩惱，幾乎是生不如死。」彼時的阿強並沒有做好向父母坦白的準備，但他已經意識到，自己需要的人生，絕不是這樣的。

「因為做志願者，使我與社會建立起了一種聯繫，並且看遍了同性戀生存現狀的人生百態，我更加知道哪一種選擇或者哪一種人生是我自己堅決不想要的。」阿強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道。

直到2007年底，因為想請編輯出身的吳幼堅幫忙校對自己正在編輯的一本關於「同性戀如何出櫃」的小冊子，阿強與吳幼堅進行了幾次深入的溝通，而吳幼堅當時已經開始在網上開設博客專欄，並且經常會收到一些同性戀網友或者親友的求助信息。她和阿強由此意識到，是不是可以聯合起來做一個專門針對同性戀和他們親友的公益組織。阿強很快寫出了策劃書，策劃書2008年5月落筆完成，阿強把同性戀親友會的計劃成立日期隨手寫成了6月28日，完全是出於中國人喜歡諧音吉利的考慮，但後來他才知道，LGBT歷史上著名的「石牆運動」正好是在1969年6月28日於紐約爆發。後來，他們又統一在官方渠道中將成立日期確認為7月1日。

阿強認為，自己成立同性戀親友會的初衷，絕大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自己的事情，希望獲得與家人更良好的溝通與更加自由的生活」。但他遠遠沒有想到，在成立9年之後，這個民間組織已經發展成為在全國50餘個地方開展過工作、擁有8個全職工作人員、2000餘名經過專門培訓的經驗志願者以及十幾萬會員的規模。

在運營同性戀親友會期間，阿強曾經去美國當過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在那裡，他聽到了一句西方諺語：「櫥櫃中的骷髏」，意思是，每一個家庭中也許都有一個無法言說的秘密。

他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景象，櫥櫃門打開，骷髏掉了出來，那一刻，阿強覺得，這句話完全是在形容他曾經的人生。

即便同性戀親友會已經幫助了多個家庭解決了「出櫃」的問題，但對於阿強本人來說，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在母親生前告訴她事實的真相。

阿強認為，在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中國大部分擁有同性戀兒女的家庭來說，他們的親子相處模式都是如同白先勇所寫的「孽子」。

一個威嚴的父親，象徵著正義、專治與強大不可更改的傳統，一個溫柔卻懵懂的母親，在他們面前，孩子只能潰敗地離開家庭，在茫茫世界中自我放逐。

在母親生病期間，阿強糾結數次，終究沒有將真相和盤托出。他後來在文字中寫道，「我掩藏著此生最大的秘密，訣別了世上最親的人。」

那是一個冬天，家鄉的皖西小城落滿了雪花，在臨終之前，母親拉開抽屜，翻出一個層層包裹在香包中的銅鏡和一根紅絲帶交給阿強。那是他家鄉的風俗，結婚時，新人要在身上繫上紅絲帶與銅鏡，意味著以後的人生平靜安穩。

母親去世之後，幾經猶豫和思量，阿強選擇了向父親坦誠地說出一切。

他提前打了很久的腹稿，然後選擇盡量淺顯易懂、讓文化程度並不高的父親能夠理解的語言，向他形容自己的兒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聽完，父親站起來，去了一趟洗手間，幾分鐘之後，他回到房間里，平靜地問，「晚飯想吃什麼？我去做。」

向父親「出櫃」之後，父親幾乎再也沒有對阿強提起催他結婚的事，只是有一次在電話里略帶無奈地慨嘆，「你就是喜歡和男的在一起。」而母親留下的銅鏡與紅絲帶，阿強一直珍藏在保險柜里。他在經歷幾次波折之後，遇到了至今相守的伴侶，「如今我們的生活正像母親所期待的那樣，平靜而安穩。」阿強說。

在天津舉辦的同志親友懇談會。圖｜同性戀親友會

2015年9月在廣州舉行的第八屆全國同志親友懇談會。供圖｜同性戀親友會

「我不想讓兒子不能做自己」

今年7月，同性戀親友會每年最重要的活動「同志親友懇談會」即將舉行第十屆，而阿強也輾轉聯繫到了導演李安，請他錄製了一小段祝福視頻，放到了網站與微信公眾號中。

在那段視頻中，阿強剪輯進了《喜宴》與《斷背山》等電影的片段，最後李安出場，用他特有的溫文語氣，不急不緩地對著鏡頭說，「大家好，我是李安，我在紐約，祝第十屆同志親友懇談會圓滿成功，我也在這裡祝大家幸福愉快。」

似乎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幸福愉快」是對於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最美滿的祝願，儘管參加同性戀親友會的大部分家庭，在知道「家有同志」的那一刻起，都曾經以為自己與這個辭彙終將絕緣。

與小濤媽媽一樣，親友會志願者小亮媽媽（化名）的孩子也是80後，他們生活在一個典型的中國一線城市知識分子聚集的家屬大院中，那裡幾乎沒有秘密，彷彿所有人的雞毛蒜皮都能夠通過鄰裡間口口相傳地互相得知。

但小亮的性取向卻一直是這個家庭掩藏的秘密。

與大部分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過顛沛、運動與「跨過獨木橋上大學」的中國女人一樣，小亮媽媽聰敏而要強，所以也一直要求孩子做到最好。

她不明白事情為什麼會這樣，但就是發生了，「你毀了整個家，毀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在最絕望的時候，她也曾經向孩子說出這樣的話，而小亮，也曾經在大學畢業後，拒絕與父母直接聯繫長達三年之久。

但事情的轉折來自於一次意外。

小亮媽媽去外地出差，偶爾經過一個久未聯繫的大學同學所在城市，她撥通同學的電話聯繫她去家中探訪，電話中，同學的口氣有點奇怪，並不夠熱情，敏感的她有所覺察，卻並未在意。

在同學家中，小亮媽媽見到了讓她一生難忘的場景。同學的兒子、當時已經二十幾歲的小夥子癱瘓在床，脖子以下毫無知覺，他的媽媽在努力地幫助他翻身、喂飯。而這一切都源自發生在不久之前的一次車禍。

「如果我能付出一切，我只想讓他站起來。」同學平靜地對小亮媽媽說。

她們隨後在一起抱頭痛哭。

小亮媽媽走出了同學的家。陽光直刺下來，那一瞬間，她問自己說，你為什麼還要向生活要求那麼多？

雖然事實上，生活並不是靠「誰比誰更慘」就能夠讓自己卸下心頭塊壘、重新變得釋然，但見到、並且接受一切關於人生無常的事實，確實也是一種殘忍的觸動和撫慰。

至今，小亮的爸爸仍然不接受自己的兒子喜歡同性的現實，他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放個美嬌娥在他面前，我看他怎麼就能不開竅？」所以，直到如今，過年時，小亮和伴侶仍然不能像大部分異性戀伴侶一樣，商量著輪流回家見家長，一般只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小亮媽媽作為親友會的資深志願者，在退休之後，將大量時間與精力花費在親友會的公益活動上，她經常會在電話熱線或者網路上面對求助的同性戀孩子家長，解答著他們的疑問。

與有些志願者家長「心理疏導」式的風格不同，小亮媽媽關注的問題非常現實，在一切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中，她最擔憂兒子將來的養老生活。「現在年輕還不覺得，自己都可以解決，但一旦老了身邊沒個伴兒，沒有孩子，怎麼辦？」她甚至開始研究起《收養法》或者「代孕」等相關問題，但她也清楚地知道，「沒有後代養老」，並非僅僅是同性戀家庭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在很多丁克家庭或者選擇單身生活的異性戀中，中國家長也在憂心著，「但不同點在於，他們的煩惱可以隨意傾訴出來，而我不敢。」小亮媽媽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但在親友會中，也存在相對「釋然」的家長，在他們看來，「想那麼遠沒有意義」。在海岸媽媽（化名）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講述中，她回憶當時兒子向自己「出櫃」時的情景，「只是愣了那麼幾秒鐘」，隨即接受了現實。「我知道這是不可更改的，但還有什麼還能比孩子的健康與快樂更重要呢？」

她旋即開始一遍一遍地重看電影《霸王別姬》，「我只是想更多地去了解，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兒。」但另外一部與同性戀無關、她偶然在電影頻道中看到的電影顯然給予她觸動更大——根據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里那部著名童話改編的同名動畫電影《小王子》，在那部電影中，一個生活在強勢母親壓力下的小姑娘最終逃離了生活，幫助成年後已經忘記自己年少時候夢想的「小王子」重新找回自己。

「我不想讓兒子不能做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

海岸媽媽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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