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回憶了他在古巴革命時的經歷

作者簡介：

菲德爾?卡斯特羅（Castro Fidel）：古巴前領導人，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 20 世紀 50 年代，他領導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親美獨裁政權，成功地將古巴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譯者簡介：

李憲：畢業於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文學系圖書編輯碩士專業，現任黑龍江外國語學院西語系西班牙語教師。

書籍摘錄：

前言（節選）

我生於 1926 年 8 月 13 日。在我從哈瓦那大學畢業三年後， 1953 年 7 月 26 日，古巴聖地亞哥發生了蒙卡達兵營的突襲行動。那是我們與效力於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暴政的古巴軍隊的第一次軍事對抗。

1895 年，何塞·馬蒂在古巴島內領導了第二次獨立戰爭。美國介入其中，並創立了古巴的武裝機構，但這一機構只是美國利益集團和古巴高級資產階級合謀下的一個工具。

在 20 世紀 30 年代，爆發於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也讓我們的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美國的貿易稅收完全依賴於他們的工業產品和農業發展。糖的購買力降至零。而我們不是獨立的，所以也沒有發展的權利。整個拉美恐怕都沒有比我們處境更艱難的國家了。

隨著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強國，古巴革命變得極為困難。僅有少數幾個人還心懷這樣的理想，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沒人會把個人價值與這項需要結合許多人的夢想、行動，甚至奉獻精神的事業聯繫在一起。

這些因素阻礙了古巴的全面獨立和社會變革，革命力量在超過 50 年的時間裡承受著美國的封鎖和壓迫。

就我來說，可以在這個年紀提供歷史見證，完全是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說這對後來的人會有一定價值的話，那是研究學者們的功勞，他們堅持十幾年之久做著研究工作，這本書里大部分的內容都源自他們收編的信息，所以最後我決定將它命名為《戰略勝利》。

戰鬥活動的場景已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無法磨滅。每當回想起來，我都會感到由衷的欣慰，因為除此之外，我再也無法用其他方式表達我的信仰，這份信仰決定了我存在的方式。

我不是生於政客家庭，但我童年觀察到的一些事情被我牢牢地記在了心裡，這也讓我開始了解這個世界現實的事情。

在我的家鄉比蘭，只有兩樣設施不屬於我們家：電報機和公立小學。我坐在班裡的第一排，因為我沒有也不可能有屬於孩子的圈子。我在那兒吃力地讀書學習。 1933 年，在我還不到七歲的時候，老師因為拿不到政府應發的薪水，就以孩子很聰明為借口，把我接到了古巴聖地亞哥，讓我寄宿在了她的家裡。那是所很破舊的房子，家裡幾乎沒有什麼傢具，一到下雨天就四面漏水。在那個城市，我沒有去其他像在比蘭那樣的公立學校。

好幾個月里，我都沒有課上，只能聽老師的姐姐彈著一架舊鋼琴練習聲調，她是一個失業的音樂老師。還好有一個別人給我用來練字的筆記本，我通過印在紅色本皮上的表格學會了加法、減法、乘法和除法，但是從來沒有人指導和檢查我。

我在這所破舊的房子里開始了寄宿生活，一個飯盒裝著我們一天的食物，七個人分吃，當中還包括老師的爸爸和姐姐。飢餓的結果就是食慾，我會用牙尖撥掉小勺上的最後一顆飯粒，還學會了自己縫補鞋子。

這所寒酸的木房子的對面是一所中學，但是它被軍隊佔領了，我目睹了士兵用步槍的槍托打人。那段回憶可以寫成一本書。這就是我被我謙遜的老師帶去的「小學」，在當時的社會裡，金錢主宰著一切。

我們家被騙了，甚至我自己對情況也全然無知，騙子害我浪費了時間，但也教會了我很多現實的問題。經過一些事之後，我到了八歲， 1935 年 1 月，我終於進入了拉薩耶兄弟學校的一年級，學校的位置離西班牙征服者在古巴建立的第一所大教堂很近。另一段全新而豐富的學習生活開始了。

我是學校的走讀生，住處是一棟新房子，離我前面提到過的比蘭老師的姐姐，那個音樂老師後來搬去的房子很近。我們有三兄妹在新家裡：安赫麗塔、拉蒙和我，每人付一份寄宿費。這家的爸爸前一年去世了。我沒有再挨過餓，只是被迫要重複學習讓我感覺厭煩的四則運演算法則。即使是這樣，我也對那個家產生了反感，並且開始了人生第一次有意識的反抗，比如有幾次拒絕吃夾到我碗里的不好吃的菜，破壞所有傳統教育的規矩。

那個家庭保留著法式的優雅規範——這是他們在古巴聖地亞哥學到的。還有個海地的領事通過婚姻的方式進入了這個家庭。他們最終受不了我的叛逆，又把我送回了學校寄宿。之前他們不止一次用這個結果嚇我，讓我守規矩，但他們不知道，這其實正遂了我的意願。對其他孩子來說，在學校寄宿是很苦的，但對我來說那意味著自由。這之前我甚至連電影院都沒去過，快樂的寄宿生活就要開始了。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大獎，我開心不已。

但其他問題隨之而來了。我是提前兩年來到古巴聖地亞哥的，可進入拉薩耶兄弟學校的時間有些晚了。我輕鬆地讀完了一年級和二年級，那裡的學習生活很快樂。通常，我們在一年中有三個時間要回到比蘭的家中：聖誕節、聖周和暑假。在家裡，拉蒙和我是徹底地自由自在。

到了三年級，我因為成績出色直接跳到了五年級，補回了一些耽誤的時間。第一個月一切都很順利：成績優異，與新同學的相處也十分融洽。學校每周都會發給學生簡報，上面標示出他們需要改正的問題，但我收到的簡報總是空白的。直到後來發生了與教會成員，也是住校生訓導員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在聖地亞哥港的另一邊，有一個名為「蘭特」的空場，也屬於學校管理。這是一塊僻靜的地方，也是教徒們休息的場所，每周四和周日沒有課的日子，寄宿生會被帶到這裡來。這兒有一塊很棒的運動場，我在那裡運動、游泳、釣魚和探險。在海港的不遠處，可以看到聖地亞哥海戰留下的遺迹，而且在建築的入口處，還有幾枚大炮彈作為裝飾。一個周日，我和另一些學生在駕駛「坎特羅」號小船從蘭特駛到聖地亞哥碼頭的事情上發生了一些爭執，直到返回學校，矛盾也沒有化解。

就因為這樣，那個專橫跋扈的神職「兄弟」掄圓了胳膊，使出渾身氣力打了我兩個耳光。他是個強壯的年輕人，我被打得頭暈目眩，耳朵里聽不到任何聲音。在這之前，他喊我過去，當時快到晚上了。他沒有讓我解釋，把我帶到長廊上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打了我。過了兩三周，他再一次羞辱我，我因為在隊伍里講話了，被責令將炸麵包塊頂在頭上。這次是因為我吃完早飯想搶在前面離開，因為學生們都想站在排頭，這樣可以在上課前玩上一會兒橡膠球。我當時手裡拿著一個塗著黃油的麵包，這也是學生的一個習慣，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吞下食物，然後就抓緊時間離開食堂。訓導員臉色陰沉，接著，他當著住宿生和走讀生的面對我拳腳相加。他的專權和粗暴已經臭名昭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是那所學校讓人無法忘記的人物。

我當時 11 歲，他的名字深深刻在了我的腦海中。但是，我不想再次提起。此後的七十幾年裡，我對他的情況也毫無所知。我沒有怨恨他。學生時代的這次事件讓我在很多年後贏得革命勝利之後明白，他的做法是嚴謹認真、無可非議的。

但是，這對我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那件事發生在聖誕節前的幾周，之後我們將有兩周半的假期。他還是老師，而我還是學生，我們將會對彼此視而不見。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沒有錯。當父母來找我們的時候，很明顯會指責這樣的做法。於是，他們掩蓋事實真相，騙我父母說我的弟弟們和我的表現糟糕透頂，「您的三個孩子是這所學校里最頑劣的三個學生」，他們對我父親說。我知道這樣的說法除了傷害了我父母，還會使父親那些在年底來探望他的農民朋友感到難過。勞爾還不到六歲，拉蒙的特點是善良，而我就是那個最頑劣的傢伙。

我費了很大一番力氣才說服家人將我送回聖地亞哥學習，而勞爾和拉蒙則留在比蘭繼續學習。 1938 年，我作為住宿生升入了多洛雷斯學院，因為有著上帝旨意的約束，所以學校在課程上要求更高、更嚴格，水平也比拉薩耶兄弟學校更高。

這個時候，我被安排住在父親的一個西班牙商人朋友的家中。在那裡，雖然什麼東西都不缺，但我只住到五年級畢業，這真的很奇怪。

到了暑假，我最長的姐姐安赫麗塔也回到了這個家裡為升入高中做準備。她請了一位黑人老師上課，講一本超級厚的書，內容涵蓋了入學考試的內容，我也加入到課堂中。那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師，可能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極好的老師之一。她想到讓我學習高中入學考試和高一的課程內容，而我那時距離步入高中還有一年的時間。這激發出我巨大的學習興趣，也是我在讀完五年級之後的暑假裡，還能繼續勉強留在西班牙商人家裡的唯一理由。

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我生病了，在古巴聖地亞哥西班牙殖民地醫院住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那個夏天，我除了學習就是住院，沒有享受到假期。在那家互助醫院裡，一個月只要兩個比索，相當於兩美金，就有權得到醫療服務。即使是這樣，能負擔起這份開銷的人依然少之又少。我做了闌尾炎手術，十天後，傷口出現了感染。那位老師制訂的學習計劃不得不先擱在一旁。同年， 1938 年年末，我們三兄弟又重聚在了一起，成為多洛雷斯學院的住宿生。

到了六年級，因為缺了幾周的課，我白天必須格外努力。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地理、天文、算數、歷史、拉丁語和英語方面的知識也加深了。

我湧起了給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寫信的想法，他坐著輪椅的樣子、他的音調與和藹的面容都讓我感覺很親切。我熱切地期盼著迴音，直到一天上午，學校的老師宣布了喜訊：「菲德爾跟美國總統互通了書信。」

羅斯福回信了，我們都這麼認為。但那其實是使館的答覆，通知說信已收到，並表示了感謝。我們有了一個大人物朋友——美國總統！即便是後來得知了一些事情，我仍覺得，羅斯福總統選擇與個人的厄運做鬥爭，面對法西斯主義，他也正確地站在了反對的立場上，所以他不會下令用陰損的招數暗害對手，以他的為人，他很可能並沒有向那兩個毫無防備的日本城市投放原子彈，也沒有發動冷戰，這兩件事情都是愚蠢至極又沒有意義的事情。

舊資產階級派的多洛雷斯學院位於古巴最大也是最東部的省份，這裡的學術研究和紀律規範比拉薩耶更為嚴格。領導都是神職人員，幾乎都是西班牙裔，都塗過了聖油，像神父一樣處於比較高的地位，也必須在某些任務中履行聖職。學校里最好的老師是加西亞神父，他是一個剛正不阿，但是又很親切友善，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的人。

高中文科畢業的時候，我已經 18 歲了。我擅長運動，愛探險，是登山健將，還對武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從父親那兒學會了使用方法，同時我還是所在學院授予的優秀學生。

畢業當年，我當選了學院的最佳田徑運動員，也是那裡最高級別探險隊的隊長。畢業典禮當晚，所有人熱情的鼓掌聲讓我母親倍感欣慰，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穿著禮服出席活動。她是在學習方面對我幫助最大的一個人。

在學校的校友錄上，除了註明我畢業的學科外，還有下面這段話出現在照片旁邊：

菲德爾·卡斯特羅（1942—1945），在文科系的所有科目中，成績均十分優異。品學兼優，團結友愛，是一名出色的田徑運動員，始終守護著學院的榮耀和驕傲。他深得所有人的喜愛和讚賞。現在，菲德爾即將升入法律系學習，我們毫不懷疑他將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譜寫輝煌。他所擁有的才華，未來定會讓他有所作為。

其實，相比語言，我更擅長數學，因為它更精確，更具有邏輯性。我之所以選擇學法律，是因為我喜愛辯論，周圍人都覺得我將來會成為一名律師，但我沒有什麼職業理想。

實際情況是，精英學校培養出的高中生缺乏基本的政治知識。以人類歷史為例，我們首先被教授的是我們本民族的那些耳熟能詳的戰爭歷程，從波斯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孩童到成年人學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們都學過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對印度和中國的古老文明卻知之甚少，就像老師不會告訴我們亞歷山大大帝的戰爭故事和馬可·波羅的旅行一樣。但是，如果沒有那兩個國家，我們今天也無法書寫歷史。而說起瑪雅文明，艾馬拉和克丘亞文明做夢都不會被提及，更別說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了。

當我從高中文科畢業後，只有上一所大學——哈瓦那大學，才可以讓我擺脫政治知識方面的匱乏狀況。在那兒，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小家庭，他們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們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只有很少一部分學生來自上層階級，而來自社會貧苦階層的幾乎一個也沒有。很多有錢有勢的人家都會送孩子去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從高中起的教育。我們不能苛責某個人，這是整個階級的風氣問題。在古巴大革命中，多數大學生都無法結成同盟，這就是我們在人文素養方面教育缺失的體現。

題圖及文內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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