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條客和妓女托起了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在亞太地區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靠買賣人口起家。

村岡伊賓士，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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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人在日本的勢力可謂悠久。

明末福建泉州人李旦，擁有武裝船隻，控制著中國、日本、東南亞一帶的海上貿易。李旦常年住在日本，勢力很大，他的兒子李國助後來也是大海商。當然，他的義子鄭芝龍更有名，是鄭成功的父親。

清代奉行閉關政策，但是中國商人在日本的活動並沒有斷絕，一直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也有230年的閉關鎖國，在這個時期，中國和荷蘭商人，擁有在長崎的貿易專營權。

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打開國門，日本也好不了多少，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也被迫向歐美國家打開門戶。日本人比中國人聰明的地方，只是在於知道打不過歐美國家，並沒有做什麼抵抗。

日本「開放」後，中國商人除了從日本輸送絲綢和銀製品到亞洲市場，他們還監控著另一樣「珍貴商品」：年輕的日本女性。

中國商人比日本日本人更早涉足拐賣日本女性的勾當，到19世紀80年代，在哈爾濱、奉天（瀋陽）、上海、香港、廈門、河內、新加坡，都有了從事色情業的日本女性，她們在中國人或白人控制的妓院里工作。

1890年日本東京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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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岡伊賓士是日本第一個有名的人販子。

1887年，村岡伊賓士受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僱傭，做一份為期6個月的調查，研究東北和華北地區的市場環境。在那些日本女性工作的妓院里，他沒有看到一個日本男人，這讓他逐漸認識到，是中國人在買賣日本女性，這讓他大為憤怒。

村岡調查發現，幾乎所有日本妓女，都是從長崎、橫濱和神戶出發的，長崎是中國商人長期控制的地盤，而橫濱和神戶，則是中國商人剛剛掌握的市場。中國的人販子使用各種花招拐賣日本女性，甚至僱傭歐洲男子假扮女性受害者的丈夫陪伴出國。

村岡的民族主義意識第一次浮現出來。1887年12月，他從滿洲回到上海，發誓改變中國人全盤控制日本性工作者的屈辱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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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想是，自己來拐賣。

七個月後，他利用軍隊給他的調查經費，在上海開了一個妓院，其中有13名日本女性，有幾個是他自己從日本綁架到上海的。

村岡聽說，在廈門，有人「監禁」日本女性作為中國商人和海員的性奴，他決定把自己的妓院轉移到廈門，並藉機「拯救」那些無助的日本女性。

他發現，在廈門大約有500名被「奴役」的日本女性，所有妓院的日本女性，都是被綁架來的，每一個人的貞潔，都被中國人「糟蹋」了，這讓他對中國人的皮條生意愈發憤怒。他開始向英國領事館舉報，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國警察訴說日本女性的悲慘遭遇。

1888年8月，在廈門的英國警察採取行動，突襲了一家中國人經營的妓院，這項行動解救了6名日本女性。但是讓人震驚的是，村岡取得了這6名日本女性的監護權，他馬上把5個賣到了香港，留一個做自己的「妻子」。

幾個月後，村岡又和警察一起解救了55名日本女子，並取得了這些女子的監護權。村岡的行為讓廈門的中國皮條客忍無可忍，連光顧中國妓院的歐洲人都開始不滿，他們開始威脅他。

村岡開始想全身而退，他想法把第二次解救的55名女子賣到香港和新加坡，在1889年12月，他離開廈門，轉移到新加坡開店，從此開始了一個日本皮條客的霸業和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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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岡在自傳里說，他僅用了4年時間，就從日本綁架了3122名女子到新加坡。這些女孩大部分來自日本西部，被綁到新加坡後，要麼在當地賣淫，要麼被轉賣到孟買和澳洲。

1867年出生的村岡，是長崎一個窮人家的長子，他10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不想依賴母親過貧窮生活，早早出去打零工，到17歲的時候，就到一艘船上打工，往返於長崎和香港。

皮條客村岡迅速崛起，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人口買賣網路，坐擁豪宅，手下有24名男子，這些傢伙大多有犯罪記錄，殺人、強姦、詐騙。無惡不作。從1885年到1935年，村岡和他的手下，大約綁架了3萬到4萬日本女性。另一個數據是，從1870年到1930年，有超過10萬名日本婦女在亞太從事色情業。

從這兩組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村岡和他的團伙，是皮條客中勢力最大的，犯下的罪惡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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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村岡卻不認為販賣人口是罪惡，他把販賣人口與愛國聯繫了起來。

他在自傳中說：「我會寄錢給老家。同時，我也是在為國家提供外匯，如同本土居民交稅一樣。其次，我用販賣人口掙來的錢給朋友們在長崎買了土地和房產。我一直牢記第一位老闆傳授的教導，無論身在何處，都要努力維護日本的商業利益。」

村岡的說法，今天的人會認為是狡辯，但是某種程度上，也複合歷史事實。他把販賣人口看成了純粹的商業，沒有把女人當人，這在當時的日本，也是主流價值觀。在自傳中，村岡還這樣說道：

「為了滿足對日本姑娘的持續需求，我們將要在最遙遠的南太平洋村莊里建立妓院。日本的雜貨店和小商品業將隨之而來。一旦日本商人的手腳放開，他們有能力取得成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將被動員到商業領域。」

當時，在日本境外做生意的日本商人，都認可性工作者對日本資本擴張的重要作用，日本妓女很早就在亞洲各地活動，是日本消費品的活載體：啤酒、清酒、日本食物、化妝品以及日本服飾等。和妓院配套的，往往是各種各樣的日本雜貨店，這些商店也把貨物賣給當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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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本妓女的悲慘命運，就和軍國主義夢想結合了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女性成了犧牲品。

日本有不少文藝作品在反映、反思這段歷史，1974年的電影《望鄉》，講述了被騙賣到南洋當妓女的日本貧苦婦女阿崎的悲慘遭遇的故事。而1987年，以村岡伊治平為原型的電影《女銜》，更是控訴了日本社會的無恥和無良。

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加強了在中國東北的滲透，日本皮條客開始僱傭中國人幫他們從日本綁架婦女，中國商人在人口拐賣中的地位徹底喪失了。後來，殖民者也開始拐賣中國婦女，到了二戰時，終於出現了「慰安婦」這樣的罪惡。

1937年，70歲的村岡感嘆說：日本在亞太地區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都是靠買賣人口起家。這話充滿了自豪，也充滿了罪惡。

本文參考《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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